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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抚顺县委首任书记在抚顺被捕前后

2015-05-30 13:42 不详 赵文栋 2330
赵文栋,又名张干民。1930年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同年11月初,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抚顺特支,成立中共抚顺县委,赵文栋任中共抚顺县委书记兼组织委员。

赵文栋自述,陈国英、任万国整理(1959年4月14日)


  赵文栋,又名张干民。1930年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同年11月初,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抚顺特支,成立中共抚顺县委,赵文栋任中共抚顺县委书记兼组织委员。


[自述]抚顺县委首任书记在抚顺被捕前后 图1

赵文栋


  抚顺在“九·一八”前是满洲最大的产业区(煤矿),当时约有6万工人,党中央和满洲省委一直重视这个地区的工作。由于满洲党的组织发展的比较迟,大概在1927年才派人开辟这个地区的工作。初到此工作的,我记得是一位王同志(山东省潍县人,当年有五十岁,以后我是见过他,但名字忘记了,杨一辰同志知道他)以后马尚德、马守愚先后来此工作,也建立了组织(马尚德当时化名张贯一,即杨靖宇同志);马守愚是由山东调来的,泰安县人,当时化名王 振祥,以后脱党。据杨一辰说,他还在家乡,马尚德通称叫大马,马守愚通称叫小马。那时抚順党组织名义是特支,该矿区是日本人的企业,统治比较严,特务充斥,除日本警务机关有专门特务组织外,矿山的劳务系、大小把头、甚至工房的管理人员也都是衙门的狗腿子。对工人们工作,生活方面的监视管理都很严,因而在工人中间活动是比较困难的。1930年以前,先后两次遭到破坏,二马都被捕入狱,其他同志有的被捕,有的逃出,到1930年初,该地已无组织了。


  1930年4月,满洲省委派我去抚顺,再做开辟工作。当时省委书记是少奇同志;当时省委指示,首先是建立组织,发展组织。认为抚顺是有六万工人的大的产业区,没有坚强的党组织来领导,工作是不易开展的。当然建立和发展组织要在群众的斗争中去找积极分子。要领导工人斗争,必须抓住工人切身需要,先提经济耍求,逐渐结合政治口号,切忌一开始就红,容易被敌人发觉,要遂步深入,

  待有群众基础时,再扩大斗争、深入斗争。那时抚顺既无党的组织,也无群众基础,连一个社会关系也没有,我一个人去抚顺。为了实际接近工人,发展组织,到抚顺的第三天,即参加到西露天矿采煤现场当工人(推煤车),和工人在一起,便于互相接近、了解情况。以后我又到过大井(通称大山坑)老虎台作过工。首先发展的党员有李鹤年(古城子掘煤工)、郝金贵(大井采煤工人)、朱东山(原系山东的农民,来到抚顺做过几天工,以后卖煎饼,住在露天矿坑外的一个小村落,接近农村)等。6月份省委指定成立特支,9月初发展为三个支部(大井、古城子、农村)人数约十几名。这时省委又决定成立县委,县委成员五名,我为书记,李鹤年担任组织,郝金贵做宣传,朱东山做农民工作,李爱民(当时化名赵发财,吉林的中学生、团省委派去的)做青年工作。这时省委又派杨一辰到抚驻在,名义为省委特派员,帮助县委工作。10月下旬,县委机关破坏,我和杨一辰、李爱民、李鹤年等以及古城子几名工人党员被捕(当时全体党员有十七名,古城子七名、大井子五名、农村五名、被捕党员有五名)。三个支部破坏了一个支部(古城子支部被破坏了),但以后的组织情况,我不知道了。


[自述]抚顺县委首任书记在抚顺被捕前后 图2
三十年代古城子露天掘采煤作业现场


  在党的领导下,抚顺还建立了工会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党支部建立不久组织起来的。我记得“七一”以前工会人数就有三十多名,到党组织破坏以前,人数将近百名了,这些人分布在露天矿、大井矿、老虎台矿,还有些另工,由郝金贵负责。那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郝金贵代表抚順出席了,回抚顺后做了传达,并将工会改为赤色工会。斗争口号主主要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实现八小时工制,男女同工同酬,工人有成立工会自由,增加工资,改善劳动保护条件,反对虐待工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华全国苏维埃政权、拥护中国工农红军等。

  当时抚顺党组织的工作任务是:迅速发展组织、开展矿山工人斗争,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一直到推翻日本人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具体斗争口号是:反对打骂工人,反对搜腰检查,反对克扣饭圈钱(工人每天饭费把头有提成),反对克扣工资(工人每天工资把头有提成)反对随便解雇工人,反对劳务系任意捕押工人。工人有集会、会亲友的自由,有说话的自由,有下班休息的自由,有挑房子的自由(即由这个把头房子转到别个把头房子),有早晚出入的自由,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超过八小时要加发工资,要求增加计件工资,要求发下班服(工作服);工人有成立同乡会、互助会、拜把子(义兄弟)的自由,反对把头歎压工人、喝工人的血,反对小衙门(即警察派出所)随便抓人押人、打骂人。工人有病照发工资,因病死亡要由矿上出资祭埋。工人因伤残疾要发长期补助金,工人因伤死亡要增加遗族恤金1000元(原规定100元)。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哥们团结起来,成立工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拥护全国苏维埃,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工农红军,拥护全国总工会等,这些口号有的是实际斗争口号,有的是宜传口号(这是我回忆起来的,但还不完全,有些具体口号忘了一些)。

  大规模的工人斗争,在30年代时,一直未搞起来。主要因为组织力量还很薄弱,同时工人们畏惧日本人的残酷镇压,不敢反抗,仅仅发动些零星、分散的小型斗争,我记得有这样几次斗争:老虎台矿的狗腿子打工人,适值工人们刚下班,大家都亲眼看见。其中有一名同志立即呼喊:“随便打人不行,我们大家不要看着,要揍他”,工人们一哄而上,把狗腿子打了一顿,亊后日本警察传去三名工人押了三天,都不承认,家里的工人去了几十人向衙门要人,日本人抓不到什么证据,押了三天就放出来。以后大家扬风:哪个狗腿子再打人,我们就用铁锉砸死他。


  从那时起,有些狗腿子,甚至日本监工员,也有点胆惊。大井工房子有个先生(把头的管事人),毎开工资时,即在工人工资内有意差几角钱肥己,有时算工扣工也找工人的便宜,支部组织工人向先生算账,有一次开支时有的工人差了帐,大家即要求仔细算,三算两算先生说不出,大家齐动手把先生从炕上拉下地就打。郝金贵同志当场指挥,并提出打了还不能算完,还得捆起来进到衙门,以争取主动,免得警察来了还得找工人的茬,我们还得让把头赔偿我们以前的所有损失。结果先生送到街门受审,把头负责补钱,工人得到胜利,郝金贵的威信也提高了。古城子支部也组织工人向把头算账,扣工不合理,扣饭圈不合理,要求把头赔偿损失,有二百多工人到“大柜”上(大柜是把头的办公处)算账,把头不答应,工人第二天不下班(即罢工),在头天晚上将把头克扣工人的证据都搜集在一起,日本监工员到掌子(现场)一看没有人,慌着跑到工房,一看大家都睡在铺上。他骂工人,工人就骂他,日本人把警察劳务系都找来赶工人上班,工人们拿者证据讲理,不补钱不干活。结果监工员做了和亊人,替工人向把头交涉,最后把头补了一部分工资,工人们复工了(只罢了一天)。当时斗争内容,多是反对打骂、反对多扣工资的一些零星斗争。

  县委一方面注意这些零星斗争,扩大这些零显斗争。一方面计划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要求增加工资及改善待遇的斗争,但一直未组织起来。有一次,朱东山看见一个日本人打工人,他临时的联合了几个人把那个日本人打了一顿就逃跑了,当时的工人对日本人和狗腿于又恨、又怕,愤怒的心情隐藏在每个工人的心灵深处,由于我们的工作做的还不够,也由于组织薄弱,历史很短,对工人们的影响不大,因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没有发动起来。

  我们的宣传工作,一般是张貼和散发传单。传单分两种,一种是政治性的革命传单,这类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口号及经济斗争口号相结合。另一类传单是就亊论事,根据某矿某工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简而易懂,也正适合工人要求与切身有关的几个口号向工人号召。看来这类传单很受工人欢迎,工人看了都感到有兴趣,有的工人说:我们就这样办。有的说照传单上说的就不错。也有的工人说,说的挺好办不到。总之当时的宣传口号是符合工人利益的。

  当时脱产的工作人员三个人,有杨一辰(化名李德禄)、李爱民(化名赵发财)和我(当时化名赵金山)。我当时没有社会职业,只是以卖零工的身份出现,实际上有时即卖几天零工以做掩护。我的住处是县委机关,同住的有李爱民,为了对李打掩护,请了一位王二姐和我一起住机关,名义上是我的寡妇嫂子,赵发财做为她的儿子,我们爷三个住在一起过生活(王二姐是山东潍县人;是大地主,王二姐靑年守节,在娘家住,父母死亡,她领两个弟弟过,以后她的两个弟弟都参加党。1929年春,他的大弟弟王全宾被国民党杀害。她和她的二弟王全武以及王全武的儿子小羊逃来东北,王全武班派到东北工作。王二姐被派到抚顺县委机关。这位王二姐意志坚强,现居故乡全宾社,年约七十岁)。


  杨一辰和他的爱人住在一起,我们的关系是亲戚,杨称为王二姐的娘家弟弟,这样往来外人不会怀疑。党的文件和宣传品、印刷用具都在我处保管。我们每天早出晚归,邻居们都知道我们是地道工人。我们老老实实,王二姐也善于与邻居联系,附近的关系都比较好。我们的行动也比较注意,这个机关未被特务发觉。


  1930年10月下旬,省委派林仲丹同志到抚顺巡视,不知工作,晚上召开了一次县委会。听了县委汇报,林传达了省委指示,并对县委工作也提出了意见。当时的指示主要是:根据全国革命发展形势要加强满洲的工作,抚顺是满洲的产业中心,要发动工人开展斗争,配合工农红军胜利的发展。并指示根据全总决议开展斗争,以政治斗争为前提,结合具体经济条件,来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工会会员,扩大工会组织,严守工作机密,防止破坏等。为了增强党的无产阶级意识,注意发展技术工人,但主要工作还是矿工,当晚参加会议的有我、杨一辰、赵发财、李鹤年、朱东山、郝金贵、范靑(范青是前次被捕的机械厂工人,在这一月前出狱,省委介绍他回抚顺参加县委工作)。第二天下午林仲丹同志(林仲丹化名陈子真,被捕时自称张春山,抗日时改名张浩,为一二〇师政委)回沈阳,在途中深井子车站被日警逮捕。

  当晩八时许,我和杨—辰、赵发财在我的住处(县委机关)也被日警逮捕。李鹤年和古城子的几个同志也在当夜被捕。第二天早晨,日警又在大井、老虎台两处捕了几名无关系的工人。我的邻居周某也在当晚被捕,一共被捕十一名,由此县委机关破坏,古城子支部破坏,大井、农村两支部还保存着。

  机关破坏的原因,以后知道是范青告密。林仲丹被捕,我和杨—辰被捕,李鹤年被捕,都是范青带路,大井、老虎台几个工人被捕是因为他们和我一同住过,在一起做过工,跟我有关系。我说出他们的意思是向他们调査,要他们证明我是矿山工人,日警队认为有嫌疑也同时捕起来。在被捕人中表现最坚决的是林仲丹同志,他一直頑强地向日本人作斗争,杨一辰也一直不承认共产党的关系。

  在这一案中,我是中心人物,而且在我家搜出很多文件,印刷用具,因而日本人逼我更厉害,当然也由于我不坚强,承认了与林仲丹的关系(承认林仲丹叫陈子真,是外来的)。但我拒不承认他是共产党,也承认了与李鹤年的关系(在一起开过会),对杨一辰、赵发财仍坚持说是亲属。


  我自己只承认是工会会员,不识字,文件是他人放存的,内容不知道,除范靑吿密的关系外,未扩大其他线索,在日本领事馆并警察署押了40天,送到奉天高等法院。林仲丹和我判5年。

  杨一辰、李鹤年各判徒刑一年半,其余人均释放,我和林上诉,“九一八”后林先出狱,经第二次审判,改判我徒刑十个月,1933年出狱。

  1960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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