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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亚南:《义勇军进行曲》原创探访记(四)(2)

2015-07-29 20:41 海外网 魏亚南 1839
国歌也像多灾多难的祖国一样命运多舛,在大陆最大的争议就是,借口国歌过时了,国歌不但曾被停止用词,还险些被“整容”。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新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悲壮、雄浑而又激昂的乐曲,不断地将人们带进了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救亡图存的抗战岁月,不断地唤醒着人们居安思危、发愤图强的爱国之心。正是国歌所代表的这种精神,才使它具有了无比强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任是什么达官显贵都是抹煞或篡改不了的,任是什么歌曲也代替不了的。

  非也是也 阴阳无着

  东北义勇军抗日属于民众自发的行为,是中国近现代抵御外侮抗争史上规模最大、最集中、最典型的斗争。义勇军健儿是民族大义的光辉典范,他们的壮举起到了唤起、强化全国人民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作用,为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毫无疑问,孙铭武、孙耀祖是这样的民族英雄,是应该给以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无论对于英雄本人,还是他们的亲属,都不能另眼相看。但长时间以来,由于种种政治原因,我们却做得差强人意,可以说愧对烈士的在天之灵。更为难以接受的是,连后人执意继承义勇精神,低吟传唱先人创作的国歌母本《血盟救国军军歌》,都会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岂非咄咄怪事!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是该厘清这些大是大非了,还爱国主义以清白,给历史一个公道。这里,我们结合孙家亲属几十年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看看我们还有哪些应当继续做的工作。

  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先前因抗日牺牲,备受缉拿,无家可归四散奔逃的孙铭武、孙耀祖的亲属们,不仅没有得到开心和解脱,甚至连平民待遇都会失去,政治压力如同磐石压顶般沉重。原因不是别的,因为他们的先人是进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忠烈祠的人物、还曾担任过国民党少将高官。

  刚从日本鬼子、汉奸伪军四处缉拿的惶恐中脱离,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解放了,却又有被审查、被镇压的危险。须知,国民党高官余孽的帽子戴不起呀,牵连后代不说,搞不好还会入狱、甚至掉脑袋的。

  万般无奈,尸骨无存的孙耀祖烈士夫人孟庆云,不相信抗日有罪,为了给献身国家的烈士正名,也为了庇护后人免受不白之怨,凭借当年为抗日义勇军绣红旗的胆略和气概,她没有裹足不前,而是走出家门,不远千里来到首都北京,叩响了中南海行政院的大门,找人民政府讨要说法。

  她手里拿着东北抗日救国会《半月一人》刊物,那上面印有丈夫牺牲相片和表彰抗战英烈孙铭武、孙耀祖的文章,指名道姓要找丈夫生前多次向她提起过的当年救国会领导、今日的政府高官阎宝航、王化一等人,自报家门,请他们为丈夫做个身份证明。

  好在那时共产党的高官,没有拒绝这位上访的村妇。在政务院任职的王化一,认识20年前所办的刊物,更记得当年的抗日英烈孙耀祖。他向病中住院的阎宝航报告,并代表阎宝航和政务院接待了这位老人,亲切地安抚她,让她相信人民政府会承认烈士的功绩,明辨烈士的身份,请她放心回家。

  不久,孙家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寄来的信札,里面装有毛泽东签名的、国家颁发的第一批烈属证。这可是荣誉和安全的象征啊!可是,如果没有孙夫人孟庆云的上访,孙铭武、孙耀祖家属能得到烈属的称号吗?据笔者了解,不知有多少义勇军烈士家属,从未得到过这种政治待遇,与孙铭武同时遇难的副官姜少泉——姜学儒的父亲没有,就连“孙氏三雄”中的义勇军神枪手、伤亡的孙铭久也没有。姜学儒用干枯的眼泪,恳请笔者帮助,让他的儿子、孙子也能知道,他们是烈士的后代!

  笔者看着孙家人珍藏的、当年政务院的信札和再次换发的金灿灿、红彤彤的烈属证,再看孙家简陋、陈旧、狭窄楼房门楣上至今还钉着的、拉满蛛网的、豆腐块大小的、写有“烈属光荣”字样的红色标牌,不胜唏嘘!因为我知道这信札、这证、这块标牌,并没有给他们家带来多大好处,更没有阻挡住被多次抄家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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