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惨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最早的法西斯军队对和平居民的大屠杀。
惨案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极力封锁消息，面对中国政府的质疑百般抵赖。但这时，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爱德华·威廉·汉特，只身来到抚顺，化装成神父，进行了实地调查，证实了惨案的真实性，并写下了长篇报道，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当时的国民政府依此为依据，向日本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将汉特的报道提交当时的国联（国际联盟），中国代表颜惠庆据此在国联大会上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伪善面目，引发了日本政府在国联大会上的外交危机。
一
爱德华·汉特（又译作亨达、洪德、亨透，以下简称汉特），1902年7月2日出生于纽约，在那里读的公立中学。毕业之后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回忆说，是在新泽西的《明星纪事报》（新泽西当时最大的报纸）开始他的新闻生涯的。他先后给《纽约美国人》、《纽约晨递报》、《费城晚报》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当过编辑。
汉特还在古巴的哈瓦那工作了一年，后来去南美旅行，但他乘坐的轮船发生了海难，乘坐救生艇在海面上漂浮了一天以后，到了尼加拉瓜海岸。在南美的旅行结束后，他回到了美国，在《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当了一名报道员。之后又去了一家旧金山的报社当了记者。
1926年，汉特来到东方，在日本东京，为一家英国人开办的英文报纸《日本广知报》工作，成为其新闻编辑。
1928年4月，他到了中国，第一站是上海，然后到了汉口，为一家英文报纸《自由西报》工作。这是美国人施瓦茨于1923年创办的一家英文报纸，1926年后，编缉数易其人。汉特说，他还当过这家报社几个月的经理。
1930年，这家报社被中国人收购，汉特到了北平，加入到当时的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集团旗下的一家联合通讯社，担任驻北平记者（他自己回忆说，一度还当过这家通讯社的负责人），以及英文《北京导报》的编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0月，他作为国际新闻社的特派记者，从北平赶到了当时已经被日本占领的沈阳，他是10月12日乘火车连夜从北平赶往沈阳的，头等车厢里空空荡荡，汉特几乎就是这车厢里惟一的乘客。他在报道中写到：“持续不断的匪患和真实的战争危险，使我个人短暂地得到了通常只有铁路总监或国王才能得到的待遇。”火车前行，窗外不断掠过的是因战争而被毁掉的农田和村庄，这是一次没有固定列车时刻表的行程，火车停止或启动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形。
美国报纸介绍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汉特是第一个到达沈阳并报道那些历史性事件的中立国新闻记者，汉特敢于冒着危险亲临前线，给世界各地发回充满细节的战地消息”。汉特自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不无骄傲地说：“我亲眼目睹了伪满洲国的建立。我看到了溥仪的加冕仪式。”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汉特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在中国东北连续采访了10多个月，是“九一八”事变后，数十位来东北的西方记者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位。
1932年3月2日，在溥仪宣誓就职伪满洲国皇帝的第二天一早，汉特就采访了他，两年后汉特表示，溥仪是“一个胆小的小男人”。
1932年4月21日，国联调查团成员齐集沈阳，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为期45天的调查，6月4日离开东北。当时随行的一位中国记者顾执中写下的长篇通讯《东北吁天录》，记录了国联调查团的东北之行，文章在中国当时的五家大报《新闻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京报》同时连载发表。其中有两段描写，提到了汉特（顾执中译作亨透）直面日本人时的正直表现，这也是汉特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记者笔下：自调查团抵沈以来，日当局断然以非常凶恶之手段，绝对不使中国代表处之中国人与沈阳当地之中国人相会晤……（四月）廿四日正午，又闻华人二十左右，因欲行近大和旅馆被捕。是日下午一时半许左右，予友郑传箕服务于邮局，阅报知予来沈，驱车至大和，欲与予一见，予知郑君已履险地，仅在电气扶梯之旁，略谈一二寒暄语，不料已为日探所瞥见，立即上前阻止郑君下楼，用威吓手段，询问郑君姓氏住址甚详。郑君此时，亦知事不妙，请予及一美籍新闻记者亨透氏同乘电梯，陪同送出大门。孰知门首已有日探二人，先时等候，见郑君行，遂大踏步上前，强挟郑君至附近之司令部，直至廿七日下午，犹未闻释放消息。夫寻常访友，所犯何罪，日方如此行为，外人之闻此消息者，群为不平……此事经李顿爵士竭力向日方交涉，于予离沈前之二日，郑君业已恢复自由。
……
（四月）二十八日午前十时半，美记者亨透至予寓，询问日方监视中代表随员之情形，予等晤谈未及二分钟，忽有二日探不叩门而突入，立于予等旁不去。亨透责问何为，并令其外出，日探等初似不解，继乃操话语曰:“奉长官命令，不准见客，外国人未得日方准许之前，尤不得随意乱跑。”言毕，并询问亨透作何买卖，亨透怒甚，厉声答之曰：“这不干你事！”日探闻言，仍装作不解状，立于予等侧，亨透别去，始离予室出。
此时的汉特刚刚30岁，头脑灵敏，机警干练，充满了正义感，面对日本人的威胁利诱，并无动摇惧怕之心，他的中国同行们对他印象深刻，评价颇高。
4月底5月初，汉特到了哈尔滨。根据中国记者记载，当时的哈尔滨欧美报界记者不少，但其中受日方豢养，从日本特务机关或关东军军部支领津贴、受人指挥者，不乏其人。他们每月从日本特务机关支领金票三百元，完全为日方做宣传。而汉特在哈工作近3个月，采访消息，务求真实，除供给芝加哥报馆外，兼供给纽约通信社新闻。日方虽竭力联络，许以津贴，汉特始终不为所动。
日本人不得已，遂派熟悉英文的专人在电报局内专门检查汉特的电稿。汉特知日人检查，每天亲自送稿至电报局，亲见收发登记方离去，并每每于第二天到电报局索取发报底稿查阅，看其电报是否被扣，日本人有时虽然不满，但还要保持伪善面目，勉强发稿。
国联调查团来哈尔滨时，汉特前往马迭尔旅馆去见国联调查团的李顿。出门时，日方指挥伪警察逮捕汉特，汉特挥拳击退数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数十名伪警合力所擒，押禁一了夜，第二天由美驻哈领事交涉后方获释。
6月12日，美国记者斯蒂尔和瑞士籍德报记者林德秘密采访马占山归来，林德估计到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遂把与马占山的谈话记录速记稿交给汉特，委托汉特躲到美领事馆整理速记稿。当日本人将林德拘捕，令其交出与马占山谈话记录时，林德推脱说已经交给汉特，由汉特带到美国领事馆了，始终未让日本人看到记录稿。就这样，汉特一直和日本人进行着面对面的周旋。
二
1932年9月16日，抚顺平顶山惨案发生时，汉特正在东北。9月初，他还在哈尔滨，9月中旬，汉特到了辽南，采访牛庄发生的英国人被绑架事件。因为被日本军方认为一直在报道中对日本采取友好态度，故汉特没有被关东军列入“危险分子”名单，对他没有采取监控手段。汉特在沈阳得知抚顺发生平顶山惨案的消息后，化装成神父，前往案发现场，进行了调查。
1932年12月1—2日，汉特将揭露平顶山惨案真相的报道陆续发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重视，此前中国报纸虽然已对平顶山惨案有所揭露，但由于日本当局和日本军方极力矢口否认，混淆视听，西方媒体对惨案基本不予报道。汉特作为中立国第三方所进行的报道，由于亲临现场，内容生动翔实，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引发极大震动，英美报刊纷纷刊载，国际社会一致谴责日本侵略者的屠杀暴行，给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带来极大压力。抚顺日本守备队川上精一大尉曾企图用现金收买汉特，而日本关东军也一度考虑对汉特采取逮捕或拘留手段，因种种考虑而未实行。
汉特为了躲开日本当局的新闻检查，在抚顺写出新闻稿后，登上了南满铁路前往山海关的列车，到山海关完稿，再由天津发往伦敦和转发给纽约。发稿后，汉特直接到了哈尔滨，和新婚刚刚6个月的俄裔夫人一起（汉特夫妇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对在伪满洲国结婚的白人夫妇），申请进入前苏联，但因领事馆拒签而未能成行，最后汉特还是从日本横滨出境回到美国。
12月6日，在日内瓦国联大会上，就爱德华·汉特发来的证实日本军队在抚顺附近大规模屠杀中国农民的报道，中日双方发生了辩论。作为要求国联大会核查日本违反联盟盟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九国条约的一部分内容的一方，中国代表颜惠庆博士慷慨激昂地宣读了会前准备的汉特报道摘要，并“请求与会各国本着人性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日本军队屠杀我们平民。”平顶山惨案就此成为国际社会所瞩目的日本侵略暴行。
12月12日，汉特偕夫人回国途中，停经东京。由于汉特报道已经在日内瓦国联大会上引起国际关注，日本军方慑于国际舆论，没有对汉特采取行动，但由军方出面，与汉特见面，希望他改口，否认自己的报道，汉特坚决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
汉特是当时在中国东北的外国记者中，惟一一个报道平顶山惨案的。当时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在后来的回忆录《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中写道：“由于禁止新闻报道而未能公之于世的，还有昭和7年（1932年）10月在抚顺发生的一起惨绝人寰的对妇女儿童的大事件……”
“当时只有国际新闻驻奉天特派记者汉特发表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电讯稿。不过由于汉特平时与其他外国特派记者关系不十分融洽，所以大家都把他看做是哈斯特的白痴（哈斯特是美国新闻大王，这句话意指记者尽干蠢事，采用毫无价值的电讯稿），而没有把这个电稿当成一回事。我曾估计到待这些矿工回到河北、山东时，一定会惹出事来。果然，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一抚顺大屠杀事件，在中国报纸上大张旗鼓的宣传起来了。驻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馆，虽早已从我的电报中获悉了真相，但仍然以中国报纸报道了大屠杀消息，而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抗议。”
1933年1月9日，汉特和妻子回到了美国。1月13日，印第安纳州《马里恩纪事报》总编辑W·W·杜宾提名爱德华·汉特为1932年度普利策新闻奖候选人。提名者认为，爱德华·汉特冒死犯难所进行的平顶山惨案报道，是1932年美国新闻界的光荣和典范。
三
1933年1月，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把汉特送到了欧洲，长期驻扎在法国巴黎。
汉特在欧洲，先后经历了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意大利法西斯征服埃塞俄比亚，以及西班牙内战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目睹了法西斯势力在欧洲从逐渐兴起到日渐嚣张的全过程。从美国的报道看，汉特在西班牙进行战地采访期间，还因为被怀疑给共产党人“发布报警式报道”，而被弗朗哥军队逮捕扣押过，在美国大使克劳德·鲍尔斯抗议下汉特才得以被释放，再一次经历了生死考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汉特从欧洲返回亚洲，开始为美国军方服务，曾经在美国的战略运营办公室的士气业务科工作两年，工作对象主要是亚洲，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负责对日广播宣传。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亚洲仍然是汉特活跃的主要地区，他先后写出了一批具有国际视角的作品，有《逝去的现在——在阿富汗的一年》，《多种声音中——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外语出版业》。20世纪60年代中期，汉特在美国对外服务队工作，关注过越南战争。1978年6月24日，汉特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因心脏病去世，终年76岁。
爱德华·汉特在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候，本着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正义感，挺身而出，冲破层层封锁，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事实真相，一直为中国人民所牢记。研究至此，尽管令人感到惊讶地发现，爱德华·汉特在冷战年代写下了大量的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作品，但对他当年揭露平顶山惨案真相的正义之举，我们仍然要表示深深的敬意，我们会记住，在世界的东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点燃导火索之后不久，在日本法西斯刚刚在中国犯下残暴罪行时，有着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勇敢无畏地挺身而出，向着全世界义无反顾地揭露他们的罪恶行径，让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留下不容否认的罪证。
（作者系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