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鸿雁传情的年代
2015-11-02 22:01 抚顺7000 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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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雁传情的年代 王尧如今抚顺的街头已难见当年的一个个绿色邮筒了。现代化的通讯手段让人与人的沟通更加快捷便利，更富速度和效率，也把书信这种古朴原创的方式放进了历史的记忆里。即便是异地相恋的恋人，也不再有“山盟...
如今抚顺的街头已难见当年的一个个绿色邮筒了。现代化的通讯手段让人与人的沟通更加快捷便利，更富速度和效率，也把书信这种古朴原创的方式放进了历史的记忆里。即便是异地相恋的恋人，也不再有“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之忧，只要把手指按在电脑或手机键盘上就可以“无纸化恋爱”，更不用说再用写信“爬格子”这种古老的方式表情达意了。
但八十年代这些无声伫立在街头的邮筒却曾是我满怀激动和期望的“圣物”，就像阿里巴巴喊着“芝麻开门”就敞开了宝藏的山洞，就像今天的孩子们一过圣诞节就惦记着圣诞老人装满礼物的布袋。那时初识了妻子的我既盼望自己的信能早日寄给心上人，更期盼邮筒里早日寄回恋人的回信。
我和妻子是1987年春天认识的，那时我在抚顺挖掘机厂团委工作，妻子是大连医学院大四的学生，已在实习期间即将毕业了，是利用实习下夜班的时间回家相亲的。我们其实是二中的高中同学，但文理不同班，当时并不相识。见面谈起来，她对我的印象就是文科班那个跑得快、跳得远的高个儿体委，我也只记得有一次我们文科班语文老师竟拿她的作文当范文，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文采出众的“秀才”们涨涨见识时，自己那份不服气的心情。妻子是文理兼修的尖子生，在大学的学习成绩也是拔尖的，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完全可以留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也有同窗学习了四年、对她心仪已久的男同学。但我的老岳父不同意小女儿离开家乡，她也最终把恋爱和择业选择了回到抚顺。见了一面后，当年小巧玲珑，白皙美丽，留着一头飘逸的卷发的妻子就登上返程的夜车回大连了，从此我们开始了一年的“鸿雁传情”。
我们的“鸿雁”主要是书信。
那时候人们除了发生紧急情况要用加急电报告知，平时的沟通主要靠书信这只“鸿雁”。人们要把信投递到邮筒里，寄给市外的通信要靠火车邮递到其它城市，再由那里的邮递员穿梭在街头巷尾，把一份份书信按地址送到街区、单位。这周而复始的程序里，第一道工序是动笔写信。
对于恋爱中的青年男女来说，信既是人的“脸面”、形象，也是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知最重要的媒介。那时我给妻子写的每封信就像作文一样，要买最好的信笺，用最顺手的钢笔，写最潇洒的字，还要买最雅致的信封，最漂亮的邮票。人们写钢笔字大多是用蓝色钢笔水，而我选择的是让字迹更有立体感的黑色碳素墨水。为了让每一封信都成为“卷面”整洁的“精品情书”，我可费了不少纸张。一个字写得不满意，有一处误笔就撕掉重写。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心旌神摇地走神了，笔下就写了错字，于是撕了多少张纸也记不得了。在家里写完了信，就到邮局的柜台或是商店买邮票贴上，再出门来小心翼翼地投在邮筒里，把信投在邮筒里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回信的盼望。
买邮票时感到5角钱的邮票图案不够漂亮，就宁可买1元钱的新颖别致的邮票贴上。后来通信勤了，就在工作闲暇时写封短信交给厂办收发室，由文书给贴上邮票后，再把一摞摞书信、公函统一送到附近的邮局邮寄。一有我的回信，厂办的小姑娘就急忙先给我送过来，就像那月下频频传信的小红娘。回忆起那时在灯下给妻子写信，直达自己灵魂深处最热烈、最真实的思念，对回信翘首以盼的急切，仍倍感难忘、亲切。
我们另一只传情的“鸿雁”是工厂的长途电话。
那时，我们厂有电话交换台。厂外打来的外线电话要先打到厂交换台，由接线员转接到要通话的科室、分厂或车间接听、对话。往厂外的市内地区打电话也要先由厂交换台换成外线之后才能通话。我给妻子打大连的长途电话也要由厂交换台的接线员换成外线，然后再拨号、通话，由对方城市的114接线员拨到大连医学院的学生宿舍，由那里的收发室老师傅找到人通话。只是那时只有到邮局才能打长途电话，企业里除了厂领导和销售处的办公室，一般科室都不设长途电话。
我们厂交换台有个常常值夜班的女接线员罗姐，她当年40多岁，个子不高，肤色白皙，黑黑的头发，说话总是带着和善的微笑，亲切又热情，罗姐的哥哥是我们厂知名的乐队指挥，跟我们厂团委经常有文娱活动的合作。
当时妻子正在实习期间，有时我的信发过去好久也不见回信，我就琢磨着在下班时打个长途电话。厂团委和厂交换台都在一个走廊，可毕竟是工厂的公用长途，我几次下班后徘徊纠结在厂交换台门外，也不好意思走进去求人，不是愿意占公家的便宜，实在是打长途电话特别不方便。一来二去，罗姐看出来了，她也听说我恋爱了，就告诉我她给我接外线让我打长途电话。我要交电话费，罗姐还安慰我说，你作为咱们厂的“青年领袖”找了个大学生处对象，也是给咱们厂青年工人小伙子涨了脸，我们还没有正规渠道收你这份钱，你记得这码事儿，将来成了家，再多做点贡献报答厂子也就是了。
就这样，接线员罗姐成了用她接线的手为我和妻子传音、传情的“鸿雁”，我在那一年保持了与妻子1个月至少一次长途电话。回想自己对母厂的感情，都包含着这些一点一滴、缀在一起的小事，不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我们这些工厂青年人的恋爱、成家都是靠母厂的资源实实在在支撑着的，怎么能不怀念这母亲一样的工厂和罗姐这样像姐姐一样关爱自己成家立业的工友们！
我和妻子传情的第三只“鸿雁”，就是我把自己变成翱翔的“鸿雁”，不远千里前去探看。那时工厂只有周日一天的休息日，我便乘坐周六晚间的火车去大连。那应该是辆从吉林开来的过路火车，只有站票没有座票，车速慢，要一气儿站上十几个小时，在次日凌晨8点多钟抵达大连火车站。下了车要乘坐公共汽车赶到当时在西岗区的大连医学院学生宿舍，跟妻子会合后再一同或到星海看海，或到斯大林广场去游玩，晚间一起吃顿便饭后，我就再赶到大连火车站买站票，再站上十几个小时在周一凌晨7点多赶回抚顺，下了车就一路小跑赶到工厂上班。我也常在车轮“轰隆隆”的鸣响中哼着《故乡的云》这首曲子，憧憬着和即将回归故乡的妻子一生相伴。那时候年轻、精神旺盛，站了一夜的火车第二天仍然精神抖擞地工作，还“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刚回来就惦记着下回再来一次“千里奔袭”。
如今，看着当年的体育健将髀肉丛生，妻子常常鼓励我拿出当年“夜袭大连”的劲头去减肥，也常笑问我当年的劲头为什么那么足，我告诉她：你这位才高貌美的学子选择了回来，值得我“萧何月下追韩信”倾尽真情。
如今，像妻子那样义无反顾地选择回来生活和工作的学子少了，抚顺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每年要流失几千名大学毕业生，这些孩子宁愿选择在异乡漂泊、打拼也不回来，看来在今天只有爱情是不够的。只有打造出更多、更新的创业机会和实现价值的舞台，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子“鸿雁”北归创业，只有培育好故乡这棵“梧桐树”，才能“似曾相识燕归来”啊！
愿今后鸿雁传情的故事更多的写下并蒂莲在浑河畔生根开花，愿“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有情人在抚顺这片热土上告别“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遥望与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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