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鲁:萨满教与满族早期医学的发展(2)
2016-01-25 19:16 抚顺七千年 王平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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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化现象的出现、发展、乃至衰落,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萨满教也不例外。萨满教的遗风能够绵延相续,至今犹存,固然有许多原因,但萨满教这种可以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又在某种程度上医治疾病的社会功能,应该值得我们注意。
二、满族早期医学与萨满教的分离
随着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建立,早期的宗教认识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社会发展的需要,满族医学也同其他文化一样,有了新的发展,从努尔哈赤时期起,满族早期医学开始与萨满教逐渐分离,其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对疾病认识开始提高。从始尔哈赤时期起,不再单纯地依靠宗教来认识疾病。如天命十年,努尔哈赤因诸臣及国人中嗜酒过度,告诫他们说:“饮酒亦何益哉”,认为“药之毒者,…虽苦口,能却病焉;酒之旨者,虽适口,能召疾焉。”④明确指出用药能治病,饮酒虽适口。但过度可引起疾病。这可见对疾病产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又如天聪九年九月,皇太极针对国内人易患疔疮提出:“要是懂得医治疔疮的医生,可以医治,若不会治,不能治好不要医治。”并且进一步规定:“你不懂医治,贪得钱财而侥幸医治,人若死了。
另外,若把其他的疾病诡称为疔疮医治,定罪。”十四日,皇太极对阿巴泰说:“若忽然动作,哪能没病。病若出,一使身体习惯动作病,什么病也没有了。”⑤这些论述证明满族对疾病的产生及其治疗、预防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至清初,满族人很快地吸取了中原文化,这方面认识几乎与汉族人同步,如顺治十六年上谕所云:“譬如赢弱之夫,病之初,尚在肤膜之间,中医犹能按脉而治,及耽日久,深入膏肓,虽有卢扁,救疗安施?莫能兴之。”⑥
注重野生药材的采集。满族人世代居住我国东北地区,其地幅员辽阔,“其山风劲,气寒奇木,灵药应候挺生。”早在先民女真人时代,就有“东珠,鹿茸、老山参”之说。其中尤其是人参,它不仅是一种贵重药材,也是重要的经济支柱。著名的讨明“七大恨”誓书中就有一条反映明人越境采挖人参的,1605年明王朝停止交易,致使烂掉人参十万余斤,造成满族人经济危困。努尔哈赤为了挽回这一损失,抵制明朝经济封锁,创造出人参煮晒保存法,代替传统浸润法,为人参炮制做出了贡献。至于人参的药用,在早期所见记载不多,笔者仅见提取人参蒸馏水治疗皮肤病,如“你两牛录应把干馏的人参水,各送一瓶前来,以便治疗骆驼的癞疾。”⑦
由于野生药材的大量应用,长期采集,致使野生资源缺乏,后发展为移植园参、栽培种参及参叶、参须药用,使人参成为今天人类预防保健,治疗疾病的重要药材之一,这一点在人参发展史上,满族做出了重要贡献。另有关东珠(珍珠),早期满族人用来治疗牙病。如《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载:额尔德尼回答努尔哈赤说:“因吾于有牙病,故乞索之,以研患处,所给之东珠。”其它还有空青石治眼病,奥利草治内伤腰腿病,艾蒿、百部祛邪疾。以及当地所产药材鹿角、虎骨、熊胆、麝香、蜂蜜、哈什蟆…百余种(见《宁古塔纪略》)。这些药材的认识与应用都丰富了满族早期医学文化。
萨满祷告和医事活动同时出现。这时的医事活动中仍然残留宗教痕迹。有病请巫师用药无效者,即祝词祈祷。如崇德六年八月丙午,宸妃疾笃而死。皇太极非常悲悼,“致病,饮食顿,身体不和。是日午刻真,皇后、宫妃及诸王大臣陈设祭物,于神前祈祷。”⑧入关后一还有沿用,顺治五年九月“巫人萨海迎公主时,贝子博和托亦欲令其治病,遣从随之”。与此同时医事活动也在逐步兴起。《太宗实录》载,天聪元年起,“贝勒莽古尔泰,偶得微疾,是日辰刻疾笃,上率诸贝勒往视。”七年十月“上亲临视正黄旗固山额真总兵楞额礼疾。”九年正月“耿总兵官本人患疮病,又犯了。”十年正月“上以贝勒萨哈病久,甚忧之。谕之日:尔则不可强图速愈,若存此念,则病反日增矣。但当勤于调治以冀病痊。”这些有关活动,在当时是比较频繁的;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当时已经有了有关医药事项的满文记载,称药为Okto,医生为oktosi,有病治疗为“扎孤、扎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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