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辽代的石刻(3)
2016-03-20 00:32 《北方文物》(哈尔滨)2008年1期 景爱 孙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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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石刻，系指在石头上凿刻的文字和图像。石刻旧属金石学，今日石刻文字研究属古文献学，石刻图像（如摩崖石刻、石窟造像）属文物考古学。这里只简述辽代的石刻文字，不包括石刻图像。
经幢虽多见于寺庙之中，不过墓前也偶见之。辽圣宗墓前有残断经幢，文中有“陀罗尼幢座”字样(13)。耶律琮墓前有观音经碑，满刻《佛说观音经》。虽非八面体，然而其性质与经幢相似。墓前立幢是为墓主祈福，与佛教信徒立幢性质相同。
6.题记。辽代盛行题记，与辽代崇尚佛教有关。辽代的石刻题记，有的是造像题记，如会同十年（947年） 《宋晖造像题记》。有的与寺庙建筑有关，如重熙七年（1038年）《大同县薄伽教藏木梁题记》。更多的则是刻经题记，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上刻有许多捐资人的题记，其中以唐代、辽代题记居多，仅辽刻《大宝积经》即有题记数十条。题记人身份不同，有僧人、品官、贵族，还有平民百姓(14)。中国佛教协会已将这些题记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二）地下石刻
地下石刻多为墓志。墓志记述墓主的生平事迹、家族关系，置于墓穴之中。墓志深埋地下，有谁来看？古人置墓志，是考虑到了陵谷之变，必须有明确的记载，才能找到先人的陵墓，这种意图在一些墓志中是有所交代的。《韩瑜墓志铭》（统和九年，991年）：“陵谷纵迁，尚固牛眠之异。”《宋匡世墓志》（太平六年，1026年）：“修泉壤之文，用备陵谷之变。”《耶律宗政墓志铭》（清宁八年，1062年）：“防陵谷之变者，无若金石勒其茂实。”
通常墓志铭的文字分为三部分，一是标题，说明是何人的墓志；二是记述墓主的生平事迹、家庭关系；三是韵体颂词。合称墓志铭。标题以后，颂词以前的文字，通称墓志序，有的墓志标题下面明确写上“并序”字样。志序又作志引，例如《耶律宗政墓志铭》标题下，有“并引”二字，引即序也。
辽代的墓志铭有好多种不同的称谓。
1.哀册。辽代帝后的墓志均称哀册，而百官平民的墓志，是不能称作哀册的。辽庆陵（又称永庆陵）出土的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及其皇后的墓志铭，一律称作哀册，哀册又作哀策，本是皇帝册书的一种。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称：“古者册书施之臣下而已，后世则郊祀、祭享、加谥、寓哀之属，亦皆用之，故其文渐繁。”徐氏将册书分为11种，其第五种为哀册，“迁梓宫及太子、诸王、大臣死逝用之”。在辽代，只有帝、后才可以使用哀册。辽代的哀册，均是以皇帝名义撰写，而以他人代笔，用以哀悼已逝的帝后，故有是称。此种现象在其他朝代很罕见。
2.神道碑。墓穴的东南称神道，神道碑是以放置在神道上而得名，就其性质来说，属于墓志一类。辽代神道碑发现甚少，有代表性的是内蒙古喀喇沁旗鸽子洞的耶律琮神道碑。耶律琮契丹名耶律合住（又作昌术）。其墓室中没有墓志，在墓外30米的小山上建有神道碑，详述其生平事迹，与墓志无异。耶律琮墓无墓志而有神道碑，原因有二。一是记述其生平事迹的文字篇幅太长，多达4000余字。碑身高2.36米，宽1.22米，厚0.27米，四面都刻满了文字。如果把这些文字刻在方形的墓志上，那么就需要尺寸很大的志石，在墓室中是难以容纳的，在墓外建碑，就不会受到空间的限制。二是耶律琮身份高，功劳大，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辽太祖之弟耶律迭剌之孙，耶律迭剌曾任东丹左大相。耶律琮属于皇族宗亲，在辽景宗保宁年间（969～978年），耶律琮曾任要职，在处理辽、宋关系上，他力主和睦相处，少生是非争端，从而避免了战争，维护了辽景宗的皇帝之位。《辽史》称：“合住一言，贤于数十万兵。”(15)因此，耶律琮死后，被追赠政事令，“皇帝使宗子来会葬，赗赠含襚以表厚亲之恩。”(16)其墓前有石像生，刻立文臣武将，都显示出皇帝对他的格外敬重。
3.隧志。墓志又有隧志之称。《韩佚墓志铭》在追述其家族来源时称：“其源流婚姻，门阀世禄，具烈祖神道之文暨世父大隧之志，此不复道。”大隧之志即墓志，因置墓隧之中，故以大隧之志作为墓志别称，隧志与神道之文（神道碑）前后相应。
4.神道墓志铭。《赵匡禹墓志铭》题作“赵公神道墓志铭”，将神道碑与墓志铭合而称之，实属罕见。不过从此事可以看出，神道碑与墓志铭性质相同，神道碑应属墓志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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