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辽代的石刻(5)
2016-03-20 00:32 《北方文物》(哈尔滨)2008年1期 景爱 孙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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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石刻，系指在石头上凿刻的文字和图像。石刻旧属金石学，今日石刻文字研究属古文献学，石刻图像（如摩崖石刻、石窟造像）属文物考古学。这里只简述辽代的石刻文字，不包括石刻图像。
(7)契丹字对后来女真字创制产生了影响，女真字也有大字、小字之分，女真大字是模仿契丹大字，女真小字是模仿契丹小字(18)。
2.石刻对《辽史·地理志》的补正
石刻补正史书，在地理方面特别重要，有助于确定州县的位置。今举例加以说明。
(1)1956年，在黑龙江泰来县西北与内蒙古扎赉特旗交界的塔子城，曾发现一通辽道宗大安七年（1091年）的残碑，碑上题名人中有“首西头供奉官、泰州河堤□□□”字样，看来此人曾主持过泰州河堤的修建或管理。塔子城濒临绰尔河，此碑所载的泰州河堤即绰尔河堤。由此视之，辽代的泰州故址，应即今塔子城(19)。
(2)辽代东京道下设有双州，其具体位置不详，故《中国历史地图集》未能标注。1982年在沈阳市区以北约35千米的石佛寺村一塔基中发现辽碑，署有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年）字样，碑文中有双州同知萧孝祖、双城县主簿耶律景云的名字。石佛寺之旁有一辽代古城址，当即辽代双州所在(20)。
(3)辽代墓志中，常有墓主葬于某州某县之旁的记载，由此便可以确定有关州县的位置。例如《王悦墓志铭》称：“以统和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死于本宅，享年五十有三，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利州西三十里尖山南也。”(21)此墓志1961年出土于辽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西30里双尖山，以里距方位而言，辽代利州故址应在大城子附近。又如《宋匡世墓志》称，宋匡世死于太平五年（1025年），“以太平六年三月七日，归容于榆州南和乡余庄里鹿鸣山先莹。”(22)此墓志出土于辽宁凌源县孙家杖子村，其地近于县城西十八里堡子，可知辽代榆州在今凌源县城西十八里堡子古城。《中国历史地图集》即据此而标示。这种例证很多，不便一一列举。
3.石刻揭示辽朝多次更改国号
国号即国名，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改换朝代时才改变国名。在同一朝代一般是不能改变国名的，只能改变年号。辽朝则不同，在其存在的209年中（916～1125年），曾多次改变国号。史书对此记载不详，而依据石刻可以充分揭示这个问题。
《辽史》记载，947年辽太宗入汴（开封）灭晋以后，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23)，仅此一次而已。
《契丹国志》称，辽太祖即位，国号大契丹。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改国号为大辽。辽圣宗统和三十年（癸丑，1012年）改国号为大契丹。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改大契丹为大辽(24)。
《新五代史》载，改天显十一年（936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25)（按天显十一年有误，应为天显十二年）。
根据上述文献记载，辽朝改变国号只有4次，即937年、947年、1013年、1066年。然而据辽代石刻，其更换国号次数更多，文献中有些记载不确。
《耶律羽之墓志铭》首题有“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的字样，而志文则称：“以会同四年岁次辛丑八月十一日戊戌薨于官”、“以壬寅年三月六日庚申，葬于裂峰之阳”。壬寅年为会同五年（941年），而首题以大契丹国为国号。石刻是不会有误的。特别是像耶律羽之这样的宗室贵族、朝廷重臣的墓志记年，更不会出错。据此可知，在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改国号为大辽以后不久，即恢复了大契丹国国号。其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详，应是在会同五年以前，会同元年以后。这一次更换国号，在史书上是不见记载的，它可以补充史书之疏漏。
关于辽太宗会同元年改国号为大辽事，于敏中和冯家昇都表示怀疑。于敏中说：
“再考《辽史·太宗记》，会同十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是辽灭晋始更国号，而欧阳修《五代史》则书更国号于会同元年之下。至会同十年改元，薛史、欧史皆不书，而书改晋国曰大辽国，与《辽史》皆不符，盖传闻异词耳。”(26)冯家昇说：“会同元年，曾否改号，虽不可知，而改元之年，则以《辽史》较核实。十年，改号，大抵一致，故可靠。”(27)可以看出，冯家昇对会同元年改国号为大辽事，不置可否，实际上是不相信有此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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