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漂泊借宿的姐姐(2)
2016-06-06 11:08 抚顺七千年 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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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儿时曾无数次跨越、如今生了锈的铁道向南望去，那里已不见了温暖的老房子，荒草丛生，没有了人迹。但我总会看到一个常常要在漆黑的夜晚离开家门的女孩子，那是在那艰难的日子不断漂泊、借宿，我至亲至爱的姐姐的影子。
后来，一场席卷全国的“文G”风暴猝然降临，深受全厂职工爱戴的厂领导一夜间成了“走资派”，有的遭到了“造反派”严酷的迫害，很多出身不好的职工被批斗，有的甚至被打残，技术专家们也都纷纷“靠边站”了。我大舅——这位抚挖安技科长、电气工程师也被下放到车间劳动，全家也被赶“下楼”，从一町目的苏式专家楼搬到了榆林“东大院”的平房。那时大哥已成了家，二哥和大姐作为知青去“上山下乡”了，外祖父母、大舅和大舅母、三哥和小表姐一家六口人住在“东大院”一间居室不过30平方米、带一个极小红砖院套的平房。
1970年冬，爸爸妈妈也带着我和妹妹走上了“五七道路”，被下放到清原县农村，当时我只有5周岁，妹妹还是襁褓中的婴儿。从此我们就开始了6年在乡间生活，又往来穿梭于城乡之间的跋涉。
在这6年里，在遥远的乡下，我和妹妹从没有断过鱼，那本是乡间的孩子一年到头很难吃到的。当年只有18岁的三哥也不知道是怎样的辛苦跋涉，一次次用自行车驮来成麻袋的偏口鱼。那是大舅的惦念和牵挂，大舅全家人口攒肚挪挤出来的副食。当吃着美味的偏口鱼时，我并没有想过，大舅家还有一个小表姐也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更不会想到小小的明姐眼睁睁看着鱼被驮走时，那咬着指头忍着馋的眼神，不会想到小小的她整天吃的是什么。
母亲惦记年迈多病的外祖父母，几乎每隔4、5个月就带着我和妹妹回城去看望外祖父母。东大院大舅家的平房虽然没有了苏联专家楼时那样的巍峨、宽敞，但那温暖的家门随时向着我们亲切地开放。大舅家老旧的平房，是风筝的线把，我们走得多远也被牵挂着；是我们这叶漂泊的小舟停靠的港湾，码头上的旗杆永远拴着饱含亲情与挂念的“黄手帕”。
而每当我们这只风筝回来，小小的明姐就要被放飞出去。每当我们这只小舟回来停靠，幼时的明姐就要像只孤舟一样出去漂泊。
母亲每次带我和妹妹回来，加上外祖父母和大舅家的6口人，那勉强隔成的两间小屋就不够住了。我和外祖父母住在外间小屋，妈妈带着妹妹和大舅、大舅母和三哥住在里间稍大一点的炕上，小表姐明姐就要逃宿，到街坊邻居、同学家借宿。6年里，我们每年都要回到大舅家4、5次，每次都要住上至少半个多月。而每当我们回来，明姐都要离开家去外面借宿。她早上匆匆吃过了饭就要离家上学，晚上回了家只匆匆吃一口饭，便背起小小的棉被，去找住宿的地方，一直要借住到我们返回农村。6年里，我们每年4、5次回来，每次要住15、6天，在这6年里，我只有10来岁的明姐要前后整整360多天都要借住在别人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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