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抚顺

何博：努尔哈赤汉人“恩养”政策(6)

2016-12-05 14:18 《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2期何博 17854

努尔哈赤是清帝业近三百年的开创者，他凭借父、祖十三副遗甲含恨起兵，开始了在东北地区的秩序重建过程。天命三年（1618），又以“七大恨”起兵反明，至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与明朝之间进行了长达九年的战争。在清朝帝业初创的东北地区，尤其在辽东地...

　　结语

　　努尔哈赤的汉人民族政策应该说是“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军事政策的延续，这一政策是努尔哈赤一以贯之的。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对于据城抗拒者，仍采取“兵临”的“屠戮”政策：努尔哈赤在攻打西平堡时，守将罗一贵闭门抵抗，城陷后“虏愤其守也，屠之无孑遗，一贵死之”。攻沈阳时，明军“分兵布于城上”进行抵抗，至城破“聚歼明兵七万”。但是，对于“归降”汉人，努尔哈赤则采取以“德服”的办法，因此，汉人有“生于辽不如走于胡者”的态度转变。而明朝却是渐失民心：辽阳在陷落之前人心思溃，明朝经略御史却采取关闭城门，“妇女抵城门者，皆斩以徇，所斩首日数十百计，人益怨次骨”的错误政策，当努尔哈赤入城时“阖城结彩焚香”。明廷不能够从民心得失来分析战争失利的原因，却归因于“辽人侵染胡俗”和贪财忘义。作为“明朝全辽政策实施的社会基础与依靠力量”的辽人，民心的丧失才是明廷节节败退的症结所在。

　　在东北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的成功在于采取了“恩养”归降汉人的政策，以严法打击女真人对汉人的欺凌，保护归降汉人的生命、财物以及妇女的贞洁，努力弥合女真人与汉人因地位倒置而产生的矛盾。并通过认同中原文化来争取汉人之心、创建“中原”帝业。虽然，努尔哈赤在征战的过程中对拒不投降的汉人实行野蛮的屠戮，甚至因汉人叛逃而进行“扰民”的迁徙。

　　但是，我们应该对努尔哈赤整合女真人与汉人之间民族关系所付出的努力给予肯定。更应该肯定的还有努尔哈赤对中原文化积极学习与吸收，借鉴中原文化进行政权治理的尝试，这有助于女真人摆脱落后与野蛮，朝向中原文化认同的方向前进；也有助于突破汉人的“夷夏大防”，作为“文化的而非血缘的或民族的”“‘华’‘夷’概念”，“华夷不同，在于文明与野蛮的差别，但文野之间是可以改变的，即由野变文，由夷变夏，反之亦然。”而努尔哈赤对“孝悌”、“礼义”、“仁政”的提倡，使其建立的后金政权对于归降的汉人“不再陌生”，使女真人与汉人在文化上产生认同，加之努尔哈赤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接纳”汉人参与到东北地区的秩序构建当中，最终开创有清近三百年的基业。

　　“1644年，满族人攻入北京，再一次在中原建立起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央王朝。这似乎又一次打破了以华夏为主体的传统中国一统天下的理想，但历史事实却证明，清王朝完全继承了中国人‘天朝上国’、‘四夷率土归王命’的大一统礼治理念和体系”。明人徐光启认为努尔哈赤“励志四十年，尊礼谋士，厚养健卒，博咨密议，简练训齐，其制器选士，政教服习，不合于法者鲜矣。”、作为儒士的徐光启，盛赞努尔哈赤“合于法者”的“法”当是“中原汉法”无疑，而“合于法者”正是对努尔哈赤民族整合与文化认同的肯定。

　　女真人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一统中华，其统治“合法性”来源的关键在于：在构建东北统治秩序当中，它不仅整合了女真各部，而且还融入了汉人等其他民族，这使“满洲共同体与女真共同体相比，在民族构成上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具有整合各民族的开放精神，作为“中国版图”的“建州”，它没有盲目闭塞，排斥“非我”文化，而是在保持自身“之道”的同时，积极学习中原文化，从而构筑起东北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入中原之后，满洲继续循此之道，将这一模式应用到“中华”，从而构建起更加庞大、丰富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终开创了中国古代王朝史上最后一个辉煌时代。女真（满洲）发展历程证明：“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一直起着向心力和精神纽带的作用”，因此，“军事征服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客观上对民族融合也有积极作用；文化的影响才是长远的和深层的，决定着民族融合的趋势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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