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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历史

辽东马市启示录之:边缘崛起不是梦

2016-11-05 15:15 博客 夏润国 973
东北振兴,既需要改革,也需要开放,既需要国营,也需要民营。东北地处关外,尽管有着丰富的禀赋资源,却总感觉处于一种在边缘游离的状态,现在又被盖上了“拖后腿”的帽子。东北还拥有着漫长的国境线,且与接壤的俄朝蒙三国之间存在着很明显的互补特点,但却长期被学者们称为“死边界”。中国规模前几位的口岸城市都在东北...

辽东马市启示录之:边缘崛起不是梦 图1
辽东马市(泥塑)


  东北振兴,既需要改革,也需要开放,既需要国营,也需要民营。东北地处关外,尽管有着丰富的禀赋资源,却总感觉处于一种在边缘游离的状态,现在又被盖上了“拖后腿”的帽子。东北还拥有着漫长的国境线,且与接壤的俄朝蒙三国之间存在着很明显的互补特点,但却长期被学者们称为“死边界”。中国规模前几位的口岸城市都在东北,其中最大的口岸城市是丹东。但据商务部数据,中朝边贸连中尼(泊尔)边贸都不如,更是被广西、云南的边贸抛得没影了。


  我们貌似觉得这是一种命儿。因为区域经济学有个“中心—边缘”理论。这个理论说,一个区域需要发展出一个大城市,然后通过辐射和溢出效应,逐渐惠及周边的小城市和农村。从这个观点说,位于末梢的边疆,属于最不发达地区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还有一种势头很强的舆论,认为边境是国家的主权边界,边疆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至于经济发展,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就可以了。由此而论,边疆貌似注定了是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疆)、穷(穷困)的命儿。

  但我们不能信这个邪。因为历史就曾有过不同的案例,这就是辽东马市。历史上处于极边地区的女真人最后入主中原,也证明了边缘同样可以崛起。还有鲜卑、契丹,都属于边缘崛起的历史事实。

  从讲政治出发,我们说,大明王朝的国土北至俄远东,东到库页岛和日本海。明朝在辽东以北的俄蒙和黑辽之地,设置了大宁都司和奴儿干都司。朝廷赐给少数民族酋长以印信,俾其世居本土,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理,经商买卖,以便往来,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皆明皇帝之“臣民也”。

  但就当时形势来说,辽东实际上就是一个边疆地区。因为明政府一直视蒙元残余势力和女真为异族,修筑辽东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女真和蒙古兀良哈的侵略。明廷甚至在辽东都不设州县,而是设置“都司”(一种军事性质机构,类似于辽东军区)。这也是把辽东视为边境地区的表现。(“辽独划去州邑,并建卫所而辖之都司。何哉?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迫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


辽东马市启示录之:边缘崛起不是梦 图2


  封建社会时期,马在战场上就相当于现在的吉普车和坦克。同时还是民间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农耕劳动力。明成祖朱棣作为一个马上皇帝,深知战马的重要性。他当皇上的头几年,明朝国都还在南京。北方游牧民族使团经常来朝贡马。由于路途遥远,不但花费时间长(大约两个多月),而且南北气候差异太大,马匹存活也是个问题。另外,京城和驿路也不愿意支付过多的招待费用。后来,朱棣就下旨,指定在辽东的广宁(现北镇)、开原两地,寻找水草便利的地方开市,以接收少数民族朝贡的马匹。辽东专门设立了苑马寺和养马场来供养贡马。(苑马寺是一个机构,类似于辽东军区后勤部的运输部。下设“马监”和“苑”,苑就是养马场。)辽东边官也代替大明政府予以回赐。这就是辽东马市的由来。

  按照圣旨,最初开市的广宁马市主要接收兀良哈蒙古三卫的朝贡。开原马市则分为三关三市,一为广顺关(在尚阳堡东南),市在开原城东南,接待女真哈达部;一为镇北关,市在城东屈换屯(今马市堡),接待海西女真叶赫部;后设的一关为新安关(今双楼台),市在庆云堡,又称达达马市,主要接待福余等卫。此后根据形势发展,又先后设立了在抚顺、宽甸、瑷阳(在凤城县)、清河堡(今开原后施家堡)等处开设了马市。

  马市原本只是单纯的官办榷场。但是由于辽东长城两侧存在着巨大的供需关系,深受汉、女真、蒙古等各民族的欢迎。马市也发展壮大,逐渐从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转变,贸易商品也从马匹扩大到各个领域。比如说贸易商品,既有汉人的粮食、盐、布匹、绸缎、服装、陶瓷、耕牛、铁锅、铁铧等,也有少数民族的马、貂皮、兽皮、人参、木耳、蘑菇、松子、榛子、蜂蜜、东珠、海东青等。甚至福建的烟草都不远万里来马市贸易。

  私市又是经济繁荣的一个表现形式。当然了,私市并不光彩,但也是官方逼的。一方面官方定价不符合行情,再加上官方抽税太重,自然会导致老百姓用腿投票,从官市转向私下交易了。还有,有时侯大明王朝为了制裁少数民族而禁止贸易,但一些商品却已经与汉人和少数民族日常起居息息相关了,商人也会在利益驱使下冒险进行私货贸易。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辽东马市的盛况。现仅举几例予以说明一下。有人甚至把辽东马市比作是东北的“清明上河图”,虽然有所夸大,而且性质也不同(边市与京市的差异),但也能说明一下当时的繁华程度。

  先看《武备志》的一个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7年),熊延弼曾下令禁止汉人与建州女真的马市贸易。两年之内,建州女真就腐烂了十余万斤人参。也就是说,仅建州女真每年通过马市贸易至少要输出五万余斤人参。也是在万历年间,一次马市就成交了铁器铧子四千二百九十二件。铧子在当时可不是小商品,而是价格不菲的生产资料。

  当时,明代京城宫廷和上流社会,着奢侈之风弥漫,对貂皮、兽皮有着巨大的消费依赖。《酌中志》记载,明朝宫廷每年约需一万余张貂皮,六万余张狐皮。貂皮还官僚行贿的首选佳品。朝廷还有向大臣赐貂制度,每次赐貂都以数亿文钱来计算。

  有人从档案查出,嘉靖年间,开原马市一次交易的貂皮达到数千张。单就貂皮贸易来说,开原马市已经取代北京的京市,成为明朝貂皮贸易的中心了。

  再看看贸易人数。一开始来马市贸易的人是百十余人。但到万历年间,有海西女真人从广顺关入市,一次就竟达—千一百人之多。汉族商人也来自四面八方,仅在抚顺贸易的汉商就有来自山东、山西、涿州、杭州、易州、河东、河西等地的。努尔哈赤攻下辽阳时,“辽之商贾死者四五万人”。

  这只是从人数上来说。再有就是辽东马市已经对中国的整个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市一旦出现闭关现象,北京的貂皮价格就会大涨,达官贵人们就像抽了大烟一样,没有貂皮就会急得要死,不能出门。马市甚至还影响到了江南地区的丝织产业。一位长年往来于江南和辽东马市的商人,曾作过一首《辽东倡勇歌》,歌曰:“辽阳一失,商贾萧条,江南机杼之家,束手而坐”。意思就是说,辽东市场一丢,江南的丝织业就会停产。

  还要说一点的是,从马市贸易获益的不仅仅是女真人、蒙古人和汉人,其实还有朝鲜人、黑龙江流域的赫哲族人和鄂伦春族人,还有日本北海道人(当时称虾夷人)、库页岛人(费雅克人)。比如说,女真人从马市上购买的江南丝绸,转手卖到北海道。北海道还以为是中国的龙袍呢,爱不释手并冠以本地名称——“虾夷锦”。当时,以马市这个边疆市场为中心、涵盖中原、江南、闽渐、蒙古、朝鲜、日本、远东的东北亚经济贸易圈已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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