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清时期国号新考

    卢正恒，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台湾 新竹；黄一农，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台湾 新竹。

　   皇太极称帝前国号为何，学界目前仍无完整共识。查相关的考证论文均完成于20世纪(参见表一)，论点可分为三种：一是“金国说”，主张“金”是唯一国号；二是“后金说”，认为“后金”为唯一国号；三为“混合说”，不否定“金”，但主张某段时期曾以“后金”为国号。此分歧实因先前所能掌握的史料不够全面与具体，以致存在各自表述的空间。　　

　　近年来，随着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文史学界的研究环境正发生空前巨变，诸如《朝鲜实录》、《明实录》、《清实录》、《满文老档》(简称《老档》)、《满文原档》(简称《原档》)①、《内阁大库档》等多可全文检索或已影印出版，故我们现在或比前辈学者有更好的条件，能够系统地全面搜找相关文献与文物。

　　近代首位撰文探讨先清时期国号议题者是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他运用朝鲜与金国往来文书、崇谟阁稿簿、金国汗致皮岛将领函，并辅以《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论证先清国号为“金”②。其后的1914年，稻叶岩吉添补抚近门门额、辽阳喇嘛坟、大石桥娘娘庙等刻有“大金”字样之文物，进一步印证“金国说”③。继而，萧一山1923年指出《内阁大库档》中的《皇太极谕军民人等知悉》亦以“金”为国号(见图二编号⑦)，再度支持“金国说”④。然而，为行文方便，后两位学者均在著作中统称完颜金为“前金”，以努尔哈赤政权为“后金”。

　　近半世纪后，黄彰健于1966年始倡“混合说”。其文的主要佐证有三：一是朝鲜光海君十一年(1619；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己未年)之《朝鲜实录》曾载努尔哈赤国书上有“后金天命皇帝”印文；二是《原档》或《老档》中皆记载的“amaga aisin(后金)”孤证；三是《朝鲜实录》、《明实录》及诸文集中的“后金”称谓。黄氏认为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七年将国号从“建州”改为“后金”，天启元年(1621)左右再改成“金”⑤。稍后，李学智1973年发现被黄彰健视为主要证据之一的努尔哈赤印玺，其实为一老满文印，且屡钤盖于内阁大库的档案上，实应读作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n，汉译“天命金国汗之印”，也就是说，《朝鲜实录》中的记载并非直译，而是意译⑥。蔡美彪先生1987也以此印为基础反驳“混合说”，并指出该印亦曾用于沈阳故宫所藏的印牌上。蔡氏认为“后金”一词之所以出现在各文集和题本，乃是从朝鲜传至明朝的通俗用法，且从《老档》的记录推论，“金”其实是北方民族以族名作为国名的惯例，因此主张“金国说”⑦。

　　此后历经十年沉寂，再有高庆仁先生于1997年提出“后金说”。除重申《老档》孤证外，另认为收录在《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的《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明辽东经略熊廷弼(1569-1625)得自努尔哈赤的榜文，且依《光海君日记》、《明实录》及《栅中日录》(作者为萨尔浒之役被俘之朝鲜人李民)等书的用法，推论国号为“后金”，而“大金”及“金”仅是褒称与简称⑧。

　　本文因此将首先重新省视主张“后金”之三项主要证据的可信度，进而罗列、分析目前能查找到的所有一手史料，以厘清先清时期之国号，并探讨“天命”是否为年号等问题。

　　一、“后金”用法之可信度

　　在深入分析前，我们或许该先厘清相关诸国的正式国名。查朱元璋在即位诏书中有云：

　　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俯徇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初四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⑨

　　又，明天启朝大学士朱国祯(？-1632)尝称：“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盖返左衽之旧，自合如此，且以别于小明王也。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⑩知明朝国号应是“大明”，满文转写该为da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