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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全:再论李成梁不曾收养努尔哈赤(6)

2016-12-28 19:07 抚顺七千年 曹德全 5619
努尔哈赤的实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作为长期担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来说是有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但是,这种责任决不能跟“努尔哈赤曾被李成梁收于帐下,培养、收养”的传说混为一谈。


  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前,曾任过辽东总兵人,除了任职时间最长的李成梁之外,还有杨绍勋、尤继先、董一元、王保、李如柏、李如梅、杜松、麻贵、张承胤、;另外还有在辽东任过巡抚、经略、税监、副将的有好几十人,那么,在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奏章、笔记及其他史料中,谁看到过有关“李成梁抚养过努尔哈赤”的记载呢?特别是辽东经略熊廷弼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末,受皇帝的派遣到辽东调查李成梁为什么要放弃宽甸六堡时,他在勘察后写给皇帝的《勘覆地界疏》中根本没有写进“李成梁收养过努尔哈赤”一事,如果确有此事,他在要求严惩李成梁的《疏》中能不写进去吗!

  这些到过辽东,曾任过辽东封疆大吏的官员为什么谁也没有把所谓的“李成梁收养过努尔哈赤”一事写进他们留下的文墨中去呢?我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此事根本不存在,有关的谣言和传说还没有编造出来!

  关于“李成梁收养过努尔哈赤”的传说都是在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建立“后金”国以后,在南方学子或明末清初朝廷官员所写的野史中经历了初步形成、不断演变、逐渐丰满、最后达到了跟清朝名称的来历、满族风俗的形成都联系到了一起的漫长过程。

  通览明末清初记载“李成梁收养过努尔哈赤”传说的野史资料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所有的作者均没有到过辽东、在辽东任职的经历;二是他们撰写书稿的时间都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之后;三是他们把努尔哈赤“请死”的时间点大多放在其祖、父被杀之时,但由于他们都不清楚努尔哈赤当时的具体年龄,又相信努尔哈赤曾被收养的传说,故随意编造出来“方幼”、“俱幼”、“甫四岁”、“方十五六岁”等不实的各种说法。

  明代学者王世贞在其《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中说过这样一句话:“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其意为:写野史的人经常凭主观猜测去编造史事,很容易作假失真,但他们为求证是非,不避讳忌,还是可取而不可废的。

  就“李成梁收养过努尔哈赤”的传说而言,那些野史人根据熊廷弼在《答友人【查勘辽地】》书牍中说的一句“奴酋请死”,就不顾原文的真意,凭主观猜测编造出来了:努尔哈赤“抱成梁马足请死”,李成梁不仅不杀努尔哈赤。还收养了他,并经常带他出入京师;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军中效力“师出必捷,威振绝域”;甚至把满族民间一些风俗习惯的源头都加在了努尔哈赤和李成梁的小妾头上……等一些虚假的传说。这些传说虽然是他们编造出来的,但是,他们“征是非”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编造的史事、虚假传说的真正目的就是想说明: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小小的建州女真头领,不断发展壮大,最后甚至建国反明,那个两次出任辽东总兵、镇辽近30年的李成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就是“李成梁曾收养过努尔哈赤”一系列传说背后的“历史的影子”。应该说: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发展壮大,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跟“李成梁曾收养过努尔哈赤”的传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5、努尔哈赤不被李成梁“收养”就成不了大事吗?

  有的学者为了证明“李成梁曾经收养过努尔哈赤”一事的真实性,经常强调“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培养”与努尔哈赤能够建国立业、成为军事家、政治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明朝的汉人大将李成梁的培养,作为女真人的努尔哈赤是成不了大事的!

  例如:《李成梁收养努尔哈赤考》一文就认为: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帐下“三年的特殊经历在努尔哈赤的人生中非常重要”,让他“学到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阅历,这是非常难得的际遇”;“李成梁是卓越的军事家,努尔哈赤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军事本领,……无异于上了三年军校”。“努尔哈赤后来成为彪炳中国史册的军事家、政治家,其优秀素质的形成,应当说,与这段特殊的履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议李成梁收养努尔哈赤》则强调:李成梁“有意培养”努尔哈赤,“对努尔哈赤来说,居住在高官府第,数次出入京师,了解到上层统治者的情况,开阔了视野,丰富了阅历,学到了先进的汉文化。李成梁领兵打仗,也带着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都是非常难得的际遇。”

  《努尔哈赤从军李成梁帐下史事再探》一文说:“李成梁在两次镇辽的三十年军事征战生涯中,身经百战,是二百年来少有的军事统帅。努尔哈赤以其为楷模、为师长,随其四处征伐转战,尤如一所高级的军事院校。在实践中历练成长为满洲族的军事家、军事统帅,不能不说这是李成梁的功绩”。


该文章所属专题:曹德全专栏

曹德全先生

  曹德全(1946-2021),吉林通化人,1964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69年分配到辽宁省桓仁县新华机械厂工作,1980年调入抚顺纺织局。曾任抚顺市经委处长、露天区(今东洲区)副区长、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工作之余,他积极研究东北民族史以及抚顺地方史。取得许多重大学术成果。先后出版了《抚顺史研究》(合著)《抚顺通史》(合著)《抚顺编年史》(合著)《抚顺百科大事典》(合著)《抚顺历史的误区》《抚顺历史之谜》《高句丽史探微》等专著,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特别是在高句丽历史和清前史研究领域建树颇深,在东北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力。
  曹德全先生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文献出发,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他论述的“高句丽名称辨疑”“高句丽与高丽”“论高夷”等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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