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高潮是在辽圣宗执政至澶渊之盟之前。太宗大同元年以后到景宗时期，辽军对中原地区大规模的进攻已大大减少，俘略的人数也相当有限。到辽圣宗时，随着辽朝国力的进一步强大，在辽宋战争中，辽逐渐转守为攻，主动对宋发起进攻，俘获甚众。仅辽圣宗统和四年，见于《辽史·圣宗纪》记载的就有：三月，“统军使耶律颇德败宋军于固安，休哥绝其粮饷，擒将吏，获马牛、器仗甚众”；五月“休哥、筹宁、蒲奴宁进俘获”；六月“以所获分赐皇族及乳母”、“以太尉所俘生口赐赵妃及于越迪辇以里婉”、“以宋归命者二百四十人分赐从臣”；八月，“斜轸还自军，献俘”；十二月，“休哥败宋军于望都，遣人献俘。”[1]（卷11） 后在统和年间，辽又数次南伐，多有俘获，直到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迫使宋与之签订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澶渊之盟，辽宋之间大规模的战争才基本停止。辽代主要由战争俘获造成的北方汉人大规模的迁徙也基本结束。
二、金代东北女真猛安谋克户向中原地区的内聚
金朝是公元1115年由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建立的强大王朝，统治中国北方近120年。在其盛时，疆域囊括辽朝全境，并继续向东向南扩展，与南宋“以淮水中流为界，西至邓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为界”，[4]（卷24） 包括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金代北方各族人民的迁徙，虽也有部分北方汉人迁入女真族的发祥地东北地区，但最典型的却是东北金源故地女真猛安谋克户向中原地区的内聚。金代女真人从金源故地东北向南聚入中原地区的过程，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金太宗天会到熙宗皇统年间。太宗天会年间，金宋经过反复较量，最终将东起淮水、西到秦岭的战线稳定下来，确立了金在中原北部的统治。为了加强对中原的控制，金统治者将大批女真猛安谋克户南迁。天会十一年，“是秋，金左副元帅宗维（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5]（卷68） 宋人宇文懋昭在其《大金国志》中记载：“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6]（卷8） 熙宗废刘豫后，特别是皇统元年（1141年）绍兴和议后，南宋将淮水以北的广大领土割让给金，女真猛安谋克户又大批南迁，并实行军事屯田，即“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土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授以官田，使其播种”。[6]（卷12） 据三上次男先生的统计，“住在华北的猛安部，其冠称见于史册的有西京路九、中都路八、河北东路二、河北西路四、山东东路五、山东西路七、大名府路二、南京路一等，计达三十八处之多。若将没有留在史册上的冠称合起来，显然更多”，“猛安谋克户移住华北应该是在熙宗时代完成的”[7]（163）。
第二个阶段是从海陵王贞元年间到正隆初。皇统九年（1149年），金海陵王弑熙宗自立，为实现自己“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8]（卷242） 的统一抱负，迁都燕京。同时，为了削弱上京女真旧贵族的力量并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将上京路的宗室猛安“不问疏近，并徙之南”。[4]（卷8） 《金史·兵志》中记载：“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刺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4]（卷44） 在海陵王时，除了将上京宗室各猛安直接迁徙安置到中原地区以外，为了发动侵宋战争，还大肆征发诸路猛安谋克部族及州县渤海丁壮充军。正隆四年，“遣使分往上京、速频路、胡里改路、曷懒路、蒲与路、泰州、咸平府、东京、婆速路、曷苏馆、临潢府、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北京、河间府、真定府、益都府、东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求一子留待亦不听”[4]（卷129）。那些从东北各路征发的女真猛安谋克部族兵，也有很多留在了中原地区。海陵王之后，女真猛安谋克户虽也有多次迁徙，但大多只是在中原地区移动，本文对此不作过多探讨。
三、辽金时期汉人北迁与女真人内聚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影响
辽金时期中原汉人与北方少族人民间的迁徙流动，对我国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空前改变了我国北方各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
辽金时期各民族的迁徙流动，使我国北方各民族的空间分布状态，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辽代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北迁，使历史上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草原地区，出现了大批汉人和汉人定居点。据魏特夫、冯家升合著的《辽代中国社会史》中推算，汉人在辽朝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最低估计有240万，契丹人75万，渤海人45万，其他少数民族20万，总计380万，汉人占了63.4％。孟古托力在其《辽朝人口蠡测》一文中也估计：“辽代天庆四年（1114年）汉族人口，应是当时南京、西京两道汉族人口与东北地区汉族人口之合计，即225万加75万，等于330万。”[9] 辽代汉族人口除比较集中地居住在燕云十六州外，还广泛地分布在北方草原地区。因为辽代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卷45） 的蕃汉分治民族政策，建州县以居汉人、渤海人，置部落以统契丹人和其他民族，所以隶属于州县管辖之下的大多都是汉人。据《辽史·地理志》的一次统计记载，仅契丹故壤上京临潢府就下辖临潢县、长泰县、定霸县、宝和县、潞县、易俗县、迁辽县、渤海县、兴仁县、宣化县等十个县，除渤海县、兴仁县的人口户数缺载之外，其他八县的户额总数达22500户，依每户五口标准计算，就约有112500人，其中除部分渤海人外，大部分是汉人。另外，在广大的北方草原地区，还有很多由契丹贵族“从征俘掠”建立的头下州城，据《辽史·地理志》记载，仅上京道就有徽州、成州、懿州、渭州、壕州、原州、福州、横州、凤州、遂州、丰州、顺州、闾州、松山州、豫州、宁州等16个头下州，总户数达33800户， 依每户五口标准计算，也约有169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