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鲁：穿越“竹幕”采访溥仪的加拿大记者是谁？
2017-03-22 20:17 抚顺七千年 王平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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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兰开夏作为一个加拿大籍的美联社记者，在中美隔绝的年代里，突破美国政府的封锁和禁令，以一个年轻记者的勇气和胆识，来到新中国采访，写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报道，“掀开竹幕”
冷战时期（1947—1991年）的50年代，西方国家在把东欧共产党国家称之为笼罩在“铁幕”之下的同时，又把中国大陆视之为笼罩在“竹幕”之下，以此来形容彼此间的障碍及隔绝。这种障碍和阻隔，曾使相互间的人员、思想、信息交流变得稀疏而又令人瞩目，而为了打破这种阻碍，中国政府做过大量的努力。1955年7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的发言中指出：“事实胜过雄辩，铁幕或者竹幕不在我们这里。”
从一位加拿大记者采访末代皇帝溥仪之事，就可略见一斑。
根据文献记载，从1950年7月31日被引渡回国，到1959年12月4日被特赦，溥仪在被中国政府关押改造期间，只接受过3位西方记者的采访。这3位记者中，有两位有名有姓，他们分别是：1956年8月18日，英国路透社记者漆德卫第一个采访了溥仪，1956年9月27日，法国记者布大尔成为第二个采访溥仪的欧洲记者。第三位，据史料记载称，一位加拿大记者于1956年10月22日采访了正在以战犯身份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从以往公开的史料看，这位加拿大记者的情况比较模糊，只标明了一个简单的加拿大国籍，没有姓名。
1952年起负责伪满战犯改造工作的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管理员李福生同志对这位记者有一段简单的回忆，也没有提到记者的姓名、具体身份。
李福生回忆说：
1956年6、7、8月审判日本战犯之后，一些西方国家的记者专程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找溥仪采访。这些西方记者，有的是抱着好奇的心情来采访的，他们想了解溥仪与世隔绝11年后的变化情况；也有的人别有用心，用挑拨和试探性的口吻，询问溥仪是否从内心里认罪？被政府关押10余年态度究竟如何？……可是，这些外国记者对溥仪的回答大都失望。通过溥仪接见记者，我们也能看出他的改造程度……。
1956年10月下旬，有一位加拿大记者来找溥仪访问。这位记者见到溥仪后，用不友好的口吻追问溥仪：“请您坦率点说，您被关押在这里，是否认为不公平？另外，请您明确点说，您是否赞成现政府？”溥仪听了这种挑拨性的提问十分气愤。他坚定地回答说：“我被关押是因为我罪有应得。我认为，现在的人民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坚决拥护！”
那么，这位加拿大记者是谁？他是怎样在20世纪50年代来到中国，采访了溥仪呢？他又是怎样描述溥仪的？笔者根据中方史料的记载线索，从美国的旧报纸中，找到了当年的相关报道，并查知了这位记者的名字，他就是美联社加拿大籍摄影记者大卫•兰开夏（David Lancashire）。
1950年代的大卫•兰开夏
一、周恩来批准了他的来华签证
大卫•兰开夏（1931—2007），又译作大卫•兰卡什尔，加拿大人，第一位报道溥仪在抚顺改造情况的美联社记者。1956年，兰开夏25岁，正是青春焕发，开朗活泼的时候，他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先驱报》当记者，这家“不知名的省级报纸”，在当地的三、四份英文报中，也算一份活跃的小报，兰开夏的朋友和同事莱斯•达利（Les Daly）2013年11月曾写文章回忆说：这份报纸使兰开夏和他“有了发稿的机会，给了我和大卫这样年轻的记者一个公平、令人兴奋的工作和学习磨砺的机会。”兰开夏多才多艺，当时是“是一个城郊记者。我们一起闲逛，一起滑雪，一起谈论女孩子。大卫总想比我做得更好更成功，无论是演奏长号还是滑雪，或者两者兼有。”
地方报纸年复一年老套的新闻发布让兰开夏这位年轻的小伙子感到厌倦，而太平洋彼岸的新中国却燃起了他的新闻热情，他向往到中国去，尽管在他的同事眼中，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是，兰开夏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做出了行动。1956年9月，兰开夏给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获得来华签证。而后，他又逼着报社主编托米•马恩派他出任该报首位驻华记者，但遭到了拒绝。
就在这时，幸运降临到了兰开夏头上，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可以给北美记者签发来华签证。而作为北美国家的美国政府却做出强硬回应，禁止美国公民申请去华签证。就在美国禁令发布的第二天，兰开夏收到周总理的回复，告诉他，他的来华签证批准了。
兰开夏马上辞去蒙特利尔《先驱报》的工作，签约了抵制美国政府禁令的美联社，准备去报道新中国。当时美国国务院拒绝了美联社派出自己记者前往中国的要求，并威胁要予以严厉制裁。但美联社的董事会认为，美国人有权利通过自己的新闻机构了解新中国的有关情况，为了避开美国国务院禁止美国公民赴华的禁令，美联社打了一个“擦边球”，派出了加拿大籍记者的兰开夏。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签约美联社以后，兰开夏到回加拿大多伦多做出国准备时，给老朋友莱斯•达利打了一晚上的电话，说自己要去中国，问莱斯•达利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莱斯•达利告诉兰开夏，说自己“不能这样做，因为正如你所知，我是一个美国人，被禁止去那里旅行。”
不过，莱斯•达利说自己以一个体育记者有限而又世俗的眼光，有些不解地问兰开夏：“你为什么要去中国呢？”
“因为，”兰开夏开玩笑说道，“我喜欢吃中国菜。”
莱斯•达利没有理解兰开夏对中国的热望心情，还在追问：“你就不能叫外卖？”兰开夏无奈地说了声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1956年9月下旬，兰开夏这位加拿大籍的年轻记者，身背美联社给他的一台相机，怀揣一张写有有线传真号的纸条，和一张去大陆中国的机票，远涉重洋，奔赴中国。兰开夏首先飞抵香港，走过从香港到深圳的罗湖桥，进入新中国。作为美联社记者，兰开夏先生在中国生活了6周，行程超过5000英里，写下了一系列长篇报道。这是1949年以来，北美洲记者第一次从新中国发出系列报道，在北美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从目前查到的资料看，从当年10月至12月，兰开夏一共撰写了6篇有关新中国的系列报道。1956年12月15日他写道，中国有一个目标，就是在世纪之交赶上美国的工业实力。“中国就像一部由6亿个零件组装的超级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着。”兰开夏描述道，“6亿中国人忘我地埋头苦干，要把他们落后贫穷的祖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1956年9月30日，在北京机场，兰开夏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接近历史上最著名革命者的机会：他拍摄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迎接印尼总统苏加诺的照片，这些极具特点的无线电传真照片被广为流传。这些报道和照片，使兰开夏在北美新闻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美国报刊上中国领导人迎接印尼总统苏加诺照片（兰开夏拍摄）
此次中国行之后，美联社长期雇佣了兰开夏。在接下来的20年里，兰开夏为美联社专作亚洲和中东报道，他报道过老挝的共产党起义，伊拉克的库尔德叛乱，1973年的中东战争和巴以冲突。
兰开夏生性大胆活泼，具有文艺天赋。莱斯•达利回忆说，兰开夏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采访时，是新闻发布会上“房间里唯一没有带枪的人。”他的另一位美联社同事威廉•卡特（William Carter）回忆说：“1964年我们相遇在美联社贝鲁特分社。……共同分享对爵士的强烈兴趣：他演奏长号，我演奏单簧管。我们在彼此的起居室形成了一个小团体，甚至组成了在剧院特约演出英国音乐喜剧的年轻朋友小乐队。”
1976年，兰开夏作为专栏作家和编辑，加入了《多伦多环球邮报》，直到1994年退休。退休之后，兰开夏仍继续有文章发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在2007年8月出版的《多伦多环球邮报》上，讲述了1962年他作为美联社记者到也门，采访那场结束了也门1100年君主制度革命的故事。2007年9月10日，兰开夏在加拿大多伦多家中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6岁。兰开夏遗有妻子蒂蒂，两个儿子阿德里安和迈克尔，还有两个孙子。
二、采访末代皇帝溥仪
大卫•兰开夏采访溥仪的时间，是1956年10月22日，在此之前，溥仪作为一个正在接受关押改造的战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接触新社会、亲人探监、出庭作证、外国记者采访等一系列事件，受到了极大地震撼和触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6年春天，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中央公安部正式发出通知，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到社会参观学习，接受社会的实际教育，这是打破旧监狱与社会相隔离，运用社会群众力量教育和改造罪犯工作的一次大胆尝试。溥仪等伪满战犯的参观踪迹限于东北，主要是让他们到曾经犯罪的地方看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
3月5日至7日，他们参观了抚顺露天煤矿、石油一厂、抚顺工人养老院、台山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龙凤矿、煤炭工业部抚顺工业学校、抚顺第二国营商店，参观期间的所见所闻使战犯们受到极大触动。3月10日，溥仪的七叔载涛以及溥仪的三妹韫颖、五妹韫馨前来探监，载涛告诉溥仪：是毛主席让他来的。其间，李玉琴第3次前来探监。
7月1-2日，溥仪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揭发日本战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以及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操纵伪满政权，奴役中国东北人民的罪行。出庭结束后，溥仪激动地流着泪对管教员说：“我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我从没有做过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情。现在，我终于对祖国、对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我心里感到特别高兴。”而全世界也由此知道，末代皇帝溥仪正在以战犯身份在抚顺服刑。
8月18日，英国路透社记者漆德卫，作为第一个被允许采访溥仪的西方人士，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采访了溥仪。9月27日，法国记者布大尔也采访了溥仪。这种高墙内外交流和沟通的意义，不仅仅是让西方世界了解了溥仪的存在，也要让世界各国了解溥仪现在的生活和他的政治态度。
大卫•兰开夏就是在溥仪努力与自己前半生决裂，巩固思想改造成果的转变过程中，采访了溥仪，他是美联社第一位向全世界介绍溥仪改造情况的新闻记者。
溥仪在战犯管理所（美联社刊发）
兰开夏采访溥仪的时间，根据《溥仪日记》后面附录的《爱新觉罗•溥仪生平大事记》所载，是10月22日。笔者所看到的报道，刊登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论坛报》1956年12月26日第11版上，题目是《末代皇帝满口红色短语》。报道译文全文如下：
中国抚顺，12月26日【美联社】 一名2岁登基时身穿皇家黄色丝袍而现在身着共产主义蓝色棉服的男子，被迷惑与洗脑了的亨利•溥仪，讲着11年来他从四所监狱牢房里吸收到的干干巴巴的马列主义短语。
“我认为这是我生命中最幸运的，最充实的时期，”溥仪，满洲的最后一位皇帝告诉我。他端坐在抚顺监狱接待室的硬木椅上，有三名警官听他背诵，一位秘书记下每一句话。“我感谢人民政府向我揭示我从前罪恶的严重性，”他说。“他们待我非常好。”
从外表看来，溥仪是一个单薄，敏感，五十岁的男人，戴着厚厚的眼镜，他似乎已经从磨难中挺过来了。他说话冷静，并避免去看房间里的监视人员。他的手指不断玩弄着他的帽子或一支香烟。
在监狱里和他同一小组的是他的前内阁大臣们。他们遵循着同样的漫无边际的组织游艺活动和政治学习的常规。
“我可以给你讲我的私事，别的不行。”他说。
一个年轻的主要负责人打断说：
“这里的每一个犯人都是卖国者。”
还没有针对溥仪起诉。但是根据他对自己的定义，他的一生都伴随着罪行。
1911年清朝统治被起义推翻后，这个儿童皇帝卑微地活到1917年，又有了一周时间的王朝复辟，溥仪再度登基。
“你看，封建制度下甚至连一个孩子都可以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他说。
三位警官点头赞许。
1931年，他被日本人任命为伪满傀儡政府的头子。14年里，他和两个妻子共同生活，被大臣们包围，重复着日本将军们的命令。
“我的政府只不过是一小撮卖国者。”溥仪现在说。
“没有我卖国通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建立伪满洲国的。我造成了杀戮和流血。”
我问溥仪，从日本战败到今年7月，他在中国对日本战争罪行审判中现身，这段时间他在哪里和怎么度过的？
他说，当1945年俄国军队进入满洲并威胁到长春时，他试图逃跑，但是被逮住并送到了苏联。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从一家监狱转移到另一家。1950年，他被送回中国，监禁在哈尔滨和抚顺。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被送回来。”他说。
“你就没有试着想过，你已经当了11年囚犯，这是不公正的？”
“当然不是。”他回答地很快，甚至还露出了一丝微笑。
溥仪现在的妻子是长春的一名图书管理员。
“她时常来看我。”溥仪说。“我已经被允许见到了我的全家人。”
溥仪每天上午6点起床，监狱里没有工作，每天时间用在游艺活动和阅读上。
在溥仪离开房间前，我和他握了手。他有些慌乱，在和我握手之前，先询问性地向军官看了一眼。
这篇翻译成汉语不足千字的短文，以简练的笔法，对溥仪作了素描式的新闻速写。
稍后几天，美国俄勒冈州的《尤金纪事卫报》，也以《满洲的末代统治者感谢监狱看守》为题，于12月30日刊出了兰开夏的这篇文章。
大卫•兰开夏在《特雷霍特论坛报》刊出的文章原文
三、兰开夏报道的局限性与史料价值
现在看来，兰开夏对溥仪的描写，首先是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和隔膜，他开宗明义地说，溥仪已经“被迷惑与洗脑了”，身着“共产主义蓝色棉服”， 讲着“干干巴巴的马列主义短语”，从外形到语言，溥仪都已经变化了，而溥仪还“认为这是我生命中最幸运的，最充实的时期”。兰开夏特意表明，“有三名警官听他背诵，一位秘书记下每一句话”，似乎是在向读者暗示，溥仪所说，都是准备好的台词。
第二，兰开夏在文中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溥仪1945年以后的行踪，另一个就是“你就没有试着想过，你已经当了11年囚犯，这是不公正的？”这个问题，既是试探，也是诱导，他希望溥仪对自己11年的囚犯生涯做一个是否“不公正”的评价。兰开夏虽然年轻，这个问题提的还是比较有水平的，以至于后来李福生在回忆中，直接认为兰开夏的这个提问是带有“挑拨性的”。溥仪的回答说“当然不是。”
而按照李福生的回忆，溥仪的回答还有“我被关押是因为我罪有应得。我认为，现在的人民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坚决拥护！”这些兰开夏文中都没有记载，不知是兰开夏根本没有写，还是编辑给删去了。但是他注意到溥仪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甚至还露出了一丝微笑。”这个描述应该是属实的，因为不久前有两位西方记者漆德卫和布大尔刚刚采访过溥仪，类似的问题溥仪已经回答过了，溥仪对西方记者的提问套路已经有所了解，所以他露出微笑，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三，兰开夏对溥仪的改造生活，还是做出了一定的、纪实性的描述，譬如“监狱里没有工作，每天时间用在游艺活动和阅读上”，溥仪在监狱里和他的前内阁大臣们同一小组，溥仪已经见到过他的家人和妻子，向读者介绍了溥仪的起居生活情况等等。
第四，文章记录了溥仪对自己罪行的认识，如“封建制度下甚至连一个孩子都可以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没有我卖国通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建立伪满洲国的。我造成了杀戮和流血。”
尽管兰开夏几次提到，有警官就在采访现场，提示读者注意溥仪的被监押状态，但他还是承认，“从外表看来，溥仪似乎已经从磨难中挺过来了。他说话冷静”，表明文中溥仪所讲，都是经过思考的，这是兰开夏客观的、具有新闻记者素质的表现，也符合溥仪当时思想改造实际情况的。
大卫•兰开夏作为一个加拿大籍的美联社记者，在中美隔绝的年代里，突破美国政府的封锁和禁令，以一个年轻记者的勇气和胆识，来到新中国采访，写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报道，“掀开竹幕”，让北美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看到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让全世界都以惊奇的眼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关押改造下末代皇帝溥仪的生存状态，去掉略带意识形态色彩的描写，大卫•兰开夏关于溥仪的文章及照片，是有他独特贡献的，也是具有史料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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