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常春
厂志主编邀我写篇回忆录。经过认真思考，把记忆中的一些琐事加以整理，想从几个不同侧面反映工厂扩建时期，职工群众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下面几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虽小，却可反映那个时期的特点，值得回味。
“窑洞精神”。我是1967年4月调到抚顺炭素厂工作的。当时工厂迁址扩建前期工程刚刚开始，新厂区一片荒凉，杂草丛生。我们在一座旧砖窑内摆上几张办公桌，用道木搭成大通铺，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从事扩建工程的厂领导和技职人员20多人吃住在这里长达1000多个日日夜夜。当时哪有什么更衣箱，工人上下班更衣，也只是在窑洞的墙上钉个钉子，把衣服挂上就是了。
窑洞不仅光线差，而且湿度大，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风刺骨。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以苦为乐，扎扎实实干出了一番事业。在这里，起草了设计任务书，绘制了建设蓝图，发出了会战号令，培养了抚炭精神。如今，这种艰苦创业和无私奉献的“窑洞精神”，仍然给人鼓舞，催人奋进。
“三结合”的施工队伍。炭素厂扩建前期，由于全市正规的施工队伍有限，申请市安排施工的项目往往排不上号，就是列入市计划内的，也会因施工队伍“猫冬”而耽搁。为加速工程建设，除成型厂房等大型主体工程待市里安排施工之外，附属配套工程，如锅炉房、制剂厂房、沥青库、倒班室、浴池等项目，都由厂组成的“三结合”施工队伍自营建设。
当时这支队伍中，有3名瓦工是从石化公司借调来的，其余都是从厂内临时抽调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占70％以上，有些同志本身就是搞土建的，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所以自营工程的质量都比较好。在施工过程中，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既是指挥者又是劳动者，懂技术的干技工活，不懂技术的干力工活，工作起来不分干部工人。那个时候真是风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领导干部白天与工人一起劳动，晚上还要开会或处理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业务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一看到自己动手建设的工程项目一个接一个竣工，心里总有一种自豪感。
“抡水泥”。前期建设三大材料缺口较大，水泥不足尤甚，上级分配的数量满足不了工程的需要。当时我们得到了抚顺水泥厂的支持，他们把因雨季或运输原因不能及时发运的水泥指标批给我们，能抡运多少就发给我们多少。每当“机遇”来临，全厂职工闻风而动，干部、工人齐上阵，披星戴月抡运水泥。刚生产出来的水泥热得烫人，不少同志的肩膀、后背都烫脱了皮，但他们没一句怨言。因为水泥到了家，工程就有了保证，大家的心头总是美滋滋的。
“节省三角五分钱电报费”。因建设资金来之不易，抚炭人勤俭节约，珍惜有限的资金，精打细算把钱花在刀刃上的事例举不胜举。这里仅说一件小事，用珍惜分文来概括绝无夸张之嫌。
1968年我和曹洪海去冶金部汇报情况及争取建设资金，得到部领导的支持，答应拨款88万元用于前期建设。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小曹高兴的不得了，立即跑到附近的邮电局，想给厂里发个电报，报告这个全厂职工急切等待的音讯，让大家共同分享这一喜悦。经过反复压缩电文，仅需要三角五分钱的电报费。
但又一想，如能买到当晚返抚的火车票，次日就可回厂，电报到了人也到了，何必再花电报费。于是我们赶到北京站，果真买到当晚返抚的火车票，这三角五分钱的电报费就这样节省下来了。
“清水炖白菜”。扩建初期工作环境艰苦，吃的问题就不言而喻了。先是职工自己带米自己做饭，费事费时，后来利用旧窑洞改建了一个简易食堂，主食是常年一贯制的窝头，副食是清水炖罗卜白菜，外加咸菜开口味，当时食油、肉食供应量很低，居民每月仅有三两油，食堂很难见到荤腥。有时碰上生了蜜虫的白菜，由于很难洗，菜炖好后蜜虫漂在上面，爱开玩笑的同志给这样的炖菜起了个雅号叫“肉末炖白菜”。
虽然那时生活上单调清苦，对于经过紧张劳动之后的职工来说，省去自己做饭的麻烦，吃上热乎乎的窝头、清水炖白菜也觉得香甜可口。当时职工收入很低，平均月工资仅三四十元，除基本工资外其他收入一律没有，因工作需要有部分职工吃住在厂，尽管吃的差，但还是比在家吃住多耗费，给这些同志增加了经济负担。那时只要领导一句话，没有一个职工讲价钱的，只要工程需要，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义务更夫”。当时出差是件苦差事，有时厂里支不出差旅费，只好由出差人自己垫上。为了节省开支，就是住4人一室的招待所也觉得花钱多，一般情况都主动找七、八人一室的小店铺，或睡大通铺或在浴池对付一宿，甚至有时为了中转干脆蹲火车站。小旅店条件差，多人一室影响休息，有时睡觉时遇上“呼噜大王”，就难以入眠，只好充当“义务更夫”。为什么出差人自愿找苦吃，是环境锻炼的结果，他们认为在厂里条件那么艰苦，出外办事也不能“享清福”，还要和家里人一样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无私奉献精神”。前期建设，我们克服一个个困难，闯过一道道难关，靠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们拥有一支过得硬的队伍，靠这支队伍的无私奉献精神。这支队伍来自四面八方，又受当时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但是队伍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是受过50年代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思想基础是过硬的，他们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在施工的黄金季节里，他们滚在工地上，一干就是十几天，甚至几个月。年轻人在老同志的影响下，以老师傅为榜样忘我劳动。
1969年参加工作的一个小青年跟老师傅参加大干一个月没有回家，老人想儿子来厂看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十分高兴：放心的回去了。
大干“1800”炉棚时，工人四个昼夜奋战在工地上，眼睛熬红了，脸也消瘦了，老书记卢尚乾心疼职工，几次撵工人回家休息一下，工人硬是不走，而且还念念有词：“你高烧40度，还躺在长凳上坚持不回家，我们累点算什么”。使得老书记也无可耐何。为了消除大干的疲劳，一项任务完成之后往往休整几天，让职工充分休息一下以利再战，而参加大干的工程技术人员往往享受不着这种待遇，因为他们手中都有许许多多要办的事，要他们回家睡觉，他们也睡不着啊。至于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领导干部，那就更不言而喻了。
回想工厂扩建初期，职工艰苦奋斗的事例很多，象有的同志常念叨的，什么“头拱地”呀，什么“掉几斤肉”呀，什么“早七晚七星期天不体息不算大干”呀等等，都是抚炭人当年的最强音。
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赘述。仅以此文作为对在工厂扩建中作出贡献的职工同志们的感激与怀念。让抚炭人艰苦创业精神永远激励我们继续前进吧!(本文摘选《抚顺碳素厂志》199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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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常春，男，满族，大专文化。1935年5月22日生，抚顺市人。1950年3月参加工作，1953年8月12日加入中目共产党。1949年9月就读于沈阳市第二中学。1950年3月至1956年7月在抚顺笫一化学厂(抚顺化工厂)先后担任车工、定额员、党委宣传部干事、理论教员等职务。1956年8月调中共抚顺市委讲师团任讲师。1957年9月任抚顺化工厂社教办主任。1960年9月被选送到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学习，学期两年半。
1963年1月任中共抚顺市委组织部干事。1964年6月任抚顺氧气厂党总支书记。1967年7月任抚顺市碳素制品厂厂长，1971年12月到1978年4月任抚顺市碳素厂长党总支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9月至1984年3月任抚顺碳素厂厂长。1980年攻读辽宁函授大学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学制四年。1984年9月毕业。1984年3月退居二线，任副厂级调研员。1989年11月晋升为经济师。1984年1月至1990年1月，郎常春当选为抚顺市望花区第十届、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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