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倪屹(1968-),男,吉林梨树人,锦州师范学院政法系,硕士。
关于“玄菟”的含义,学术界基本有三种说法。其一是黑虎说,认为玄菟即黑虎,玄菟城即黑虎城。显然,这是将“玄”解释成“黑”,将“菟”解释成“於菟",即虎。[1]其二是黑兔说,认为“玄是黑,菟是兔,如把十二支属按方位安置的话,兔在东方,即相当于卯;在五行学说中,把黑定为北方……玄菟郡的位置正在中国的自东而北方向(正确的说法是东北)”。[2]其三是“南方虎逞威于北方”说,认为“就五色来说,玄在北方”,而菟即於菟,“为虎之别名,虎属寅,位在南方”,这“玄菟”二字,“既有以南来之虎逞威北方的含义,又有借秽人对虎的敬畏心理造成精神上的一种威摄力量的企图”。[1]
汉武帝像
这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从字义上去探讨“玄菟”的含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是一种望文生义的做法,显得过于穿凿附会。其实,汉武帝为玄菟郡命名时不见得花费多少心思而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么曲折玄妙。考其“玄菟”的称呼,同乐浪、真番、临屯一样,乃是来源于部族之名,是音译词,考察其含义不能从字义入手,而应当从字所记录的声音人手,“玄菟”即“沃沮”的同音异写。
众所周知,玄菟也写作元菟,这说明玄和元的读音是相近的。据查,玄字在上古属真部,[3]根据上古各韵部之音转规律,玄字和应属“旁转”例,它们韵母中的元音e和a相近,其韵尾n则相同。[4]因此,玄和元当是一音之转,亦即同音异写。
“沃沮”族称的书写形式在古文献或出土文物中有数种写法:在朝鲜大同江畔乐浪郡址出土的封泥中写作“夭租”,[5]在平壤市贞柏里一带发现的两颗银印的印文中都写作“夫租”,[6]《汉书·地理志》中也写作“夫租”,而《后汉书》、《三国志》等书中都写作“沃沮”,《宋史·天文志》中则写作“沃且”。显然,“夫”、“夭”、“沃”皆为一音之转,而“且”、“租”、“沮”也是同音异写。至于玄(或元)和沃(或夭、夫)、菟和沮(或且、租),也都是音转关系。例如,夫在上古属鱼部,与元字是“通转”关系,而菟与且、租都在上古鱼部中,属同一韵部,因此,玄、元、夫、夭、沃都是音近字,菟、且、租、沮等也都是音近字,而“玄菟”与“沃沮”应为一音之转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谈及玄菟(沃沮)的时候,我们还要考察一下“天毒”与玄菟(或沃沮)的音转关系。关于天毒的问题,有的学者曾有过较为详细的考证,[7]认为天毒即沃沮(夫租),当然,天毒亦即玄菟。据査,天和玄的上古音都在真部,属音近字;毒字在觉部,它与菟是“旁对转”关系。因此玄菟和天毒、天毒与沃沮皆为一音之转。由此可见,,天毒、夫租、夭租、沃沮、沃且等与玄(元)菟皆是声转关系,是音译的部族名。

抚顺地区汉代烽火台
明确“玄菟”的来龙去脉对搞清汉四郡,尤其是玄菟的设置、迁徙是有重要意义的。韩国学者李丙焘曾根据《史记·匈奴传》“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和《汉书·五行志》“先是,两将军征朝鲜、开三郡”的说法,认为卫氏朝鲜领域仅包括乐浪、真番、临屯三郡地,而玄菟郡则是设在卫氏朝鲜以外的秽貉地,[8]《三国志》所云“以沃沮城为玄菟郡”,“纯系某种误解,它(指沃沮城)乃临屯郡的属县之一”,而“玄菟郡的名称,乃是来源于类音的高句丽首都之一的丸都”。[8]
日本学者首藤丸毛在李氏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证,认为只有第二玄菟郡才可能是最初的玄菟郡。《史记·匈奴传》中所说“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中的“秽”应指后来的夫余,貉应指后来的高句丽、小水貊,而这个秽、貉即为玄菟郡地。[8]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白鸟库吉、樋口隆次郎、津田左右吉等根据《汉志》玄菟郡条应劭“故真番朝鲜胡国”和《史记·朝鲜列传》索隐注引应劭“玄菟本真番国”的说法,主张玄菟郡的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最初为真番郡属县,其中那珂、白鸟两氏根据《后汉书·东夷传》中关于“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的记载,认为始元五年废止真番郡后将真番并于乐浪,而樋口、津田两人则认为真番郡并入了辽东郡,而于元凤六年又将旧属真番郡的三县从辽东郡中分出来,变成新玄菟郡。[8]我国学者张博泉也认为“今吉林哈达岭东南至鸭绿江,均属真番地,后来大部分划归为玄菟郡”,而孙进己也认为汉昭帝调整四郡时是将“临屯郡并于乐浪郡,而真番郡并于玄菟郡”。[9]笔者认为,上述诸说法都是错误的。
第一,李丙焘所言玄菟之名是来源于丸都,实是本末倒置了。据査,在上古,“丸”字在元部,“都”和“菟”皆属鱼部,丸都和元(玄)菟发音相近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恰恰说明丸都之称与玄菟郡的徙置有着密切关系。刘子敏教授在《简议“钜燕”与东北亚的若干古族》中曾经谈过,作为高句丽故地的今浑江流域以及古貊国故地的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地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纳入辽东郡的辖区了,直到西汉昭帝元凤六年才将燕、汉长城之外的辽东郡部分(即古高夷、古貊国的领域)划出,并在该地重置玄菟郡,是为第二玄菟郡。[10]很显然,当玄菟郡乔置于高句丽故地之后,该地的山名、城名便随之应运而生了:高句丽县县城又名玄菟城,该地的山名曰丸都(玄菟)山,丸都山下的山城名曰丸都城,大概为避免地名的混淆起见,玄菟和丸都的书写便采取了相异的形式,并将这种形式长期固定下来。其实,句丽和桂娄(皆为“沟楼”的同音异写)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而使其书写形式相异的。

抚顺新宾永陵南城址
第二,《史记·匈奴传》所说“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中的“秽貉”既不是指夫余,也不是指高句丽,而是指沃沮和东秽(即临屯)。应当明确,汉武帝所置四郡皆与卫氏朝鲜有直接关系。卫氏朝鲜的本土即乐浪郡,而真番、临屯、玄菟(沃沮)都是它的附属地区,西汉同古朝鲜的边界线是今清川江(古浿水),[11]卫满在夺取了箕氏朝鲜的政权之后,虽然野心勃勃地向外扩张,但也仅限于朝鲜半岛北半部,向北并没有越过或占领今清川江与图们江以北地区,所谓沃沮曾附属过卫氏朝鲜,也只是东沃沮,因此武帝所置玄菟郡也并不包括北沃沮的领域。沃沮和临屯(东秽)皆秽系民族,“汉东拔秽貉……以为郡”即指武帝将东沃沮和临屯分别置为边郡。《史记·货殖列传》有“夫燕……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的记载,《汉书·食货志》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的记载,其中的“秽貉”都是指沃沮和东秽(临屯),并不包括夫余和高句丽。
第三,真番在北说并无可靠的根据。如前所述,高句丽故地在战国晚期就已纳入燕国辽东郡的辖区,无论从文献学还是考古学的角度看,今清川江至大同江上游一线一直是燕、秦、汉同古朝鲜的边界线,其北面怎么会有什么真番的存在?司马迁说战国之燕“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其中一连串的族名或地名都是燕国的近邻,其顺序是由西往东依次排列的,真番在最后,说明它不可能在古朝鲜(乐浪地区)的北边。至于应昭的说法,已有学者作过透彻的分析,指出玄菟郡是“真番朝鲜胡国”的说法“不能确指玄菟是真番故国或朝鲜故国,最多只能解释为:玄菟是朝鲜、真番一类的胡国”,而“玄菟本真番国”则是索隐对“朝鲜真番胡国”的改写,是不足为据的。[12]
第四,玄菟郡的罢归与重置不在同一时间。多少年来,人们在探讨汉四郡的罢归时都企图将《后汉书·东夷传》中的如下记载作为重要资料:
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秽貊悉属乐浪。
有些学者据此而认定汉昭帝在调整四郡时是将“临屯郡并于乐浪郡,而真番郡并于玄菟郡”,显然是—种机械而盲目的说法。有的学者已发现这段文字是有问题的,认为“以并乐浪玄菟”中的“玄菟”二字乃是衍文,是涉下“玄菟复徙居句丽”而衍。[12]但是,如果按照这种“衍文”说去理解这段记载,依旧是不妥的。试想,“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复徙居句骊”,那么旧玄菟郡又到哪里去了?元封三年所置四郡,并入乐浪的仅有两郡,有一郡没有交代清楚。依刘子敏教授之见,“始元五年”条的记载在文字上有“错简”的毛病,若纠正过来应为:
……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玄菟,以并乐浪。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秽貊悉属乐浪。玄菟复徙居句骊。
显而易见,纠正后的文字,意义明确,逻辑关系顺畅,“昭帝始元五年”条中的四郡与“元封三年”中的四郡相互照应得恰如其分,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说明在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汉四郡已合而为一,沃沮(玄菟)和秽貉(临屯)都并入乐浪郡。要注意,所谓:“玄菟复徙居句骊”应理解为“玄菟复而徙居句骊”,指的是在始元五年作为玄菟郡的沃沮地区并入乐浪郡之后,过了一个阶段又恢复了玄菟郡的建置,只不过重置之玄菟郡并非沃沮之故地,而是“徙居句骊”罢了。
至于徙居的时间,当在昭帝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或稍后。此事《汉书》有明文记载:《昭帝纪》有“元凤……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之记,《天文志》亦有“元凤六年正月,筑辽东玄菟城”之载。其中的“辽东”指辽东郡,用的是旧称,证明作为第二玄菟郡的首府玄菟城的所在地原属辽东郡。樋口、津田两人持真番在北说固然是错误的,但他们认为“新玄菟郡”是在元凤六年“从辽东郡中分出来”的还是有些见地的。
那么,在汉四郡问题上为什么在学术界有那么多的异说?其原因究竟在何处?我们认为根源出在班固那里。

永陵南城址发掘现场
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班固在《地理志》中所载之辽东、玄菟、乐浪三郡的建置,乃是汉昭帝调整东北郡县之后的情况,其中的乐浪郡即是朝鲜半岛四郡合而为一的大乐浪郡,而玄菟郡仅是乔置后的第二玄菟郡,但班固在“玄菟郡”下却自注曰:“武帝元封四年开”,这显然错了。元封四年所开之玄菟郡,乃是第一玄菟郡,第一玄菟郡取地于卫氏朝鲜的附属地东沃沮,郡名亦取之于该地的部族之名。由于班固对两个玄菟郡的情况缺乏一种清晰的了解,所以在《地理志》正文中又有“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秽貉、句丽蛮夷”的糊涂说法,其不知:武帝所置之玄菟、乐浪并无“句丽蛮夷”。
关于《汉书·地理志》本注的错误,类似者并非少数,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汉志》本注在郡国沿革方面有许多靠不住的地方。如所谓‘髙帝置’之郡,竟有1/3以上实非高帝时置;记述河西四郡之置年,则无一是处……凡此种种,说明班固不太精于地理沿革,许多注文出于想当然。”班固的错误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后汉书·东夷传》中有“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郡”的说法,其错误不能说与受班固的影响无关。但是,班固也好,范晔也好,皆不失为杰出的史学家,他们的错误有许多是可以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找到正确答案的,前述汉四郡的罢归及第二玄菟郡的设置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汉四郡的罢归及第二玄菟郡的设置的背景及其原因,应作进一步探讨。众所周知,在汉武帝在位期间,西汉大搞开疆拓土,新的郡县大量增加,其利弊皆有之。武帝灭卫氏朝鲜、置四郡的目的主要有二:其一是扫除障碍,打通通往朝半岛南部乃至日本列岛的道路,加强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二是切断匈奴与朝鲜半岛的联系,将东北亚地区纳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后者是最主要的。在平灭卫氏朝鲜之前,武帝就曾在沃沮、东秽地区设苍海郡,其战略考虑亦应如此。

永陵南城址出土的“千秋万岁”瓦当和陶罐
但是,苍海郡也好,四郡也好,其设置皆劳民伤财,致使“燕、齐之间靡然发动,……人徙之费疑于南夷”,[13]“燕齐困于秽貉……非特斗辟之费”。[14]及至汉昭帝时,稍行紧缩政策,归并了一些郡县,对朝鲜半岛四郡乃至辽东郡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但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不是相反。无论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还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朝鲜半岛的汉人多聚集于乐浪地区,而岭东沃沮、东秽地区多是秽貊之民,偏远落后,实行郡县制实有困难,但汉朝廷又不想放弃这一地区,于是就采取了合并的政策,以便将经营的重点放在原乐浪地区上。
关于第二玄菟郡的设置,《后汉书·东夷传》有载:
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
《三国志·东夷传》亦云:
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
显然,“为夷貊所侵”当是置第二玄菟郡的重要原因,但这“夷貊”所指者为哪一民族,范晔和陈寿都没有说明白,而有人说是指沃沮,有人说是指高句丽,实际都不正确。当时沃沮和高句丽族的实力并不大,且皆巳在汉郡之内,汉郡的调整并非因为他们的反抗而为之。我们认为,这“夷貊”应指夫余、乌桓、匈奴等族,因为只有这些民族在当时才能对汉朝的东北地区构成威胁。我们从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吉林省东辽县石驿公社和榆树县老河深等墓地发现的大量兵器看,夫余的军事力量巳相当可观,[15]有这样的近邻,不加强防备措施是不行的。

永陵南城址采集到的陶片
又据《汉书·昭帝纪》载,在元凤元年(公元前78年)与元凤五年乌桓都曾犯边,汉遣度辽将军范明友率军击之,说明乌桓的威胁尤为严重。恰在这时,汉朝廷一方面“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一方面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将原辽东郡长城以外的辖区分出,并将玄菟郡重置于该地。重置之玄菟郡,包括古貊国和古高夷两个地区:其南境达清川江和大同江上游之北岸,与乐浪郡为邻;其北境可达哈达岭、辉发河一带,与夫余为邻;其西为辽东郡,以燕、汉长城线(其走向是:由开原一带跨越辽河而东南经新宾、宽甸,然后过鸭绿江沿昌城江、大宁江而至清川江下游北岸的博川)为界;其东以今长白山、狼林山脉为天然界线与沃沮相接。从现在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汉城址多集中在鸭绿江中游以北的浑江流域地区:在新宾县永陵镇西南苏子河南岸发现两座汉代古城,学者已一致肯定,其中之一城应即玄菟郡治之第二址高句丽县(即元凤六年所筑玄菟城);在浑江西通化县境赤柏松村发现一座汉代古城,学界有人推断此即汉代玄菟郡的上殷台县故址;在集安县城的高句丽国内城址下发现汉代土城址,有人认为此应为玄菟郡的西盖马县故址;另外,在新宾县城附近的白旗堡也发现一小规模的汉城址。[15]
由此可见,第二玄菟郡的辖县不止三县,同时该郡经营的重点当在浑江流域,而这一地区恰是高句丽初期之所在地。因此,汉昭帝将第二玄菟郡置于这一地区,无论从历史、地理、民族及战略布署等各方面看,都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只是到西汉末、东汉初,由于中原战乱多事,汉政府对边郡的控制力大大削弱,使诞生于第二玄菟郡境内的高句丽国得以发展壮大,其割据政权占领了全境,迫使玄菟郡再次向辽东郡内徙,内徙于长城之内的玄菟郡即学界所称第三玄菟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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