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开拓团覆亡实录（中）
2017-05-21 09:53 《日本遗孤调查研究》 关亚新 张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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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苏交战之初，关东军、满铁、各级官吏就将其家属很快撤走。而对地处边远的开拓团民们，只是通知他们自行组织撤退，其余不管不问。于是，在东北的1000多个开拓团的27万开拓民，在慌乱中开始了大逃亡。这时的开拓团民中绝大...
来源：《日本遗孤调查研究》（2005年08月出版）
日本开拓团遣返（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节 逃亡路上的弃儿
日苏交战之初，关东军、满铁、各级官吏就将其家属很快撤走。而对地处边远的开拓团民们，只是通知他们自行组织撤退，其余不管不问。于是，在东北的1000多个开拓团的27万开拓民，在慌乱中开始了大逃亡。这时的开拓团民中绝大多数是妇孺老弱，加之开拓团居住于边境线一带，交通不便，更由于开拓团抢占土地，欺压中国人民，害怕报复，故在逃亡过程中，许多人是大路不走走小路，白昼不行夜间行，茫茫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扶老携幼，艰苦跋涉，忍饥受冻，老弱病残者倒毙在路边，嗷嗷待哺婴儿遗弃于沟壑。其情其景，凄惨至极，使当时许多亲身经历过的开拓民至今仍不堪回首。现将几个开拓民对逃难遭遇回忆情况实录如下：
1.松田千卫：《开拓残留妻子的证言》
松田千卫是日本山形县天童市高木人，1932年随丈夫来中国黑龙江省依兰县北靠山屯开拓团。日本战败后留在中国生活，她把自己的半生经历写成《开拓残留妻子的证言》一书，在日本刊发。关于逃难经过，她在书中写道：
“到了8月，战事对日本越来越不利，本部下达了每户移民要赶制20个草袋的任务。任务紧迫，我每天早晨出去割草，晚上归来手工编织。8月15日这天中午，刚刚割草归来，部落长就通知我们全体移民集合，传达了开拓团本部的重要指示。大致的内容是：日本战败投降，要求全体开拓团移民立即撤离，前往哈尔滨，然后取道回日本。让我们立即回家做好准备，马上出发。当时，部落里除部落长外只剩一名男人，其他均已先后被征去了前线，剩下的全是妇女和儿童。我们这些妇女一听到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因为事出突然，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事情就发生在眼前，我们一个个都像傻子一样，呆呆地望着部落长，不知如何是好。一时间，恐惧和慌乱笼罩了整个部落。我同大家一样，匆忙赶回家，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带上三天的干粮、盐和火柴，背起女儿，抛弃了房屋、土地和家中的一切，赶到开拓团本部集合。当天下午我们这些妇女和儿童，在开拓团长和部落长的带领下，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向哈尔滨方向开始了艰难的长途跋涉。
我们这支逃难队伍，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怀着恐惧的心情匆忙地行进在田间小路上，谁也不说一句话，只能偶尔听到一两声幼儿的哭叫声和妈妈的安慰声。当我们登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岗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回首向我们上午还居住着的小村庄望去，村庄的轮廓还隐约可见，那就是我们的‘舞鹤部落’，是我们生活了4年的家园。那里有碧绿的田野和丰收在望的庄稼，有我们用辛勤的劳动建立起来的家业。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默默地向它道别，再见吧，舞鹤部落！永别了我们的第二故乡。美好的理想就像破灭了的肥皂泡一样，转瞬间消失了。
队伍继续向前行进着，舞鹤部落被远远地抛在我们的身后。太阳已落到了西边的地平线上，晚霞给原野披上了鲜艳的红装，妇女和孩子们的脸也被照得绯红。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着，队伍中看不到一个笑脸，听不到一声说笑，所看到的只是满脸的愁容和恐惧，听到的是嚓嚓的脚步声。
日本开拓团遣返（图片来自网络）
夜幕降临时，我们来到了达赉河煤矿。达赉河煤矿是日本人经营的小煤矿，矿区不大。我们来到时，这里的日本人已逃得无影无踪。我们住进他们留下的空房子，房子不多，几百名难民大部分都住在房檐下、草堆旁。部落长命令我们分组做饭。并准备好第二天路上吃的东西。这时已是深夜，到处漆黑一团，附近找不到井，又不敢到远处去找，没有水，大家都很着急，有人好不容易在一个房间的浴池里找到了洗完澡还没有放掉的脏水。为了第二天在路上不挨饿，我们就用这浴池里的脏水煮熟了大米饭，做成饭团。虽然步行了一个下午，很疲劳，孩子们也都倒在地上睡去，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回想着过去、现在和突然的变化，好像做了一场梦。将来又能是个什么样子呢？真的能回到日本吗？只有天知道。明天还得走很远很远的路吧？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大概是在深夜2时左右，我被阵阵痛苦的呻吟声惊醒。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本部落的大昭信子要临产，本来还不到临产期，但由于长途赶路而劳累过度，造成了早产。还好，同我们一起逃难的妇女佐藤学过接生，在她的护理下，婴儿安全地降生了。但产妇却得不到应有的保养和休息，第二天早晨不得不背着刚刚出生的婴儿，迈着艰难的步伐，拖着疲倦的身体，随着难民的队伍一步步向西走去。
我们沿着公路走了大约七八公里，迎面遇到了从方正方面撤退下来的日本军队，大约有2000余官兵。他们拦住我们说：‘苏联红军已经打过来了。公路离松花江沿岸很近，苏联舰艇就泊在松花江上，在公路上走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苏联红军发现。’命令我们离开公路和他们一起朝山里转移。山上没有路，军队走在前面为我们开路。这时天又下雨了，在山坡上行走，一步一滑，稍不小心就会跌倒。我们被跌得满身泥水。就这样我们一个跟着一个，谁也不敢掉队或休息一下。直到中午我们才在一个小山坡上停下来。大家走得太累了，便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我们从山沟里取来雨水，边喝边吃昨天晚上用洗澡水煮的大米饭团子。这样的饭团虽难以下咽，但因过分饥饿，也只好强往肚里咽。吃着吃着，突然听到我身边的阿部秋唉呀一声，我问她，‘怎么了？’她将饭团递给我看，原来是昨晚她最后一个做饭，浴池里的水已经很少，天又黑，她没有看清，竟将洗澡时从身上搓下来的汗泥也做到大米饭里来了。汗泥与大米饭混在一起，一股酸臭味难闻极了。她只好将饭团扔掉。我不忍心看她挨饿，便将自己的饭团分给她一半。她非常感激。
1天、2天、3天，已经在山林中走了7天，就好像老天爷也与我们作对，雨一个劲地下，山谷里潮湿泥泞。我们每人带的仅够3天吃的干粮很快就吃光了。没有吃的，就采野果、野菜来充饥，最后就连葡萄蔓子和葡萄叶子也采来充饥。孩子们一个劲地哭喊着，‘妈妈，我要吃饭’，都饿得头重脚轻，全身无力。我们这些做母亲的身上背着孩子，手里还要拿着简单的行李，迈着艰难的步伐，一步一晃地踏着泥水，努力跟上前进的队伍，穿行在山林之中。又过了3天，已经是第10天了。雨住了，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傍晚我们宿营在一个山坡上。我背靠着一棵大树坐下休息，一天的疲劳使我很快睡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四周一片漆黑，一点动静也没有，只能听到附近几个人睡觉的呼噜声。在朦胧中我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倒在地上。我想也许有人太累，躺在湿地上睡着了，我站起来慢慢地走过去想叫醒他，来到跟前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男孩紧紧地抱在一起倒在地上，我推了推他们，他们一动不动，我用手在他们的鼻子前试了试，早已停止了呼吸。这是我在逃难中第一次看到尸体，也许他们是两个亲兄弟。我非常难过，他们的妈妈哪去了？也许她比孩子更早地倒在路上了吧？明天倒在地上的又会是谁呢？多么可怕呀！我们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第二天早晨，乌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散去，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照得山林到处散发着潮湿的雾气，草上、树叶上到处都挂满了亮晶晶的露珠，在朝阳下放射着耀眼的光彩，一朵朵野花，迎风送来阵阵清香，多么美丽的早晨啊！到处都充满了新的气息。10天来，我们一直是在狂风暴雨、闪电雷鸣中挣扎，今天一见这火红的太阳，心胸豁然开朗了，然而，我们这些接近死亡的人谁还有心思欣赏这美丽的大自然呢？我们都忙着打开自己湿漉漉的行李，脱下带着泥水的衣服，到山沟里的小河边将衣服洗净，放在草地上，挂在树枝上，让温暖的阳光把它晒干。到了中午，我们又整队出发了，队伍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多日吃不到一粒粮食，人们已经饿得面黄肌瘦，走起路来东摇西晃的，青年人扶着老年人和体弱多病的人，母亲背着孩子，一步步向前迈着艰难的步子，看样子随时都有倒下去而再也起不来的危险。有一个叫结城正吉的妇女，背上背着两个孩子，可其中那个小的已经死了，她还不知道。几天来，在我们所走过的山坡上、树林里，经常可以看到被抛弃的死孩子和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的大人。我们都默默地从他们身边走过，用泪水向他们告别，希望自己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
日本开拓团住所（图片来自网络）
8月26日，我们从山里走出来，刚到山边就看见了一片包米地。我们这些饿得要死的人一看见包米，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纷纷冲到地里，将还没有成熟的包米棒子掰下来，找些干树枝燃起篝火烧包米，刚放上去，就迫不及待地拿下来吃，哪管烧没烧熟。我们这些十几天没见过米粒的人，啃起包米棒子感到分外香甜，人人都啃了许多，有的人竟啃了20穗。吃饱了肚子，人也有了精神，腿上也好像有了几分力气。我们又开始整队沿着山边的小路向西边赶路。在远处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屯子，我们想在屯子里一定会找到粮食。所以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突然，走在前面的军队停止了前进，我们也跟着停了下来，原来是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这条河大约有50米宽，一米多深。因为下了10余天的雨，河流很急，又没有桥，妇女和孩子很难渡过去。没有办法，军队长官派出两名会游泳的军人带着绳子游向对岸，将绳子拴在两岸的树干上，然后由军人抱着孩子，我们妇女背着自己的行李，手抓住绳子下到齐胸深的河水里，一个跟着一个慢慢地向对岸趟去。从山里流下来的河水很凉，水流又急，一不小心就有被冲走的危险。我紧紧地抓住绳子，一步步慢慢地向对岸走去，幸好没有发生意外。可有许多体弱的老人、妇女被河水冲走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河水冲向下游，沉到水中，但没有一个人敢去营救，因为谁都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与河水搏斗的体力了。
渡过小河，我们同部队一起向我们的望见的屯子走去。来到跟前我们才知道这是大罗勒密开拓团的一个部落，部落里的日本人早已撤走，只留下空荡荡的房屋，现在驻着苏联红军的一个小分队。苏联军队并没有与日本军队交火，只是双方军官在一起进行了交谈。我们休息在部落的空房子里。不久日本军官回来命令所有日本军人及难民集合在一起，传达了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的详细情况，并命令所有的日本军人和携带武器的难民就地向苏联军队缴械受降，听候处理。于是2000余名官兵排着长长的队伍，在3名苏联军官和日本军官的双方监督下一个个走到前边放下了自己的武器。不一会儿，武器就堆得像小山一样。至此，我们才相信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已彻底失败，战争结束了。
我们一直在这里住了3天，2000多军人和难民没有粮食就吃当地开拓团种的还没有成熟的玉米和马铃薯。我们将马铃薯放到锅里煮熟，放上一点盐面，吃起来觉得香极了。3天后，日本军人被苏联红军留下听候处理，我们这些难民继续往前走。现在我们不再害怕苏联红军，可以大胆地走公路了，向北走了不远就到了大罗勒密村。
大罗勒密村是一个较大的村庄，人口也较多，我们排着队伍走在街上，道路两旁站着许多中国老百姓，有大人也有孩子，他们都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这支大部分是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特殊队伍，互相在交谈着什么。我们当然听不懂。道路两旁，有几家个人开办的食杂店。我想到达哈尔滨还有好几天的路程，为了使孩子在路上不挨饿，就走进一家食杂店想给孩子买点路上吃的东西。到屋里一看，货架子上面摆的大部分是日本军用品，有日本军用罐头、军用饼干、军用粮食、军用干野菜和各种军用食品，还有军服及其他军用品。我放下孩子，从孩子贴身的衣服里边拿出钱来，给孩子买了两盒日本军用饼干，然而价格却比原来高出10倍。我走出食杂店，跟上逃难的队伍，踏着泥泞的道路走出大罗勒密村。
由于十几天一直在山林中穿行，脚上的鞋早已坏得不成样子。我们的脚和腿也早已被树枝划破，一道道的伤口流着鲜血，血水顺着小腿流到脚上，又从脚上流到地上，疼痛难忍。小孩子伏在母亲的背上，大一点的孩子拉着母亲的手或衣衫，哭哭啼啼地跟着走。大约走20多里路，突然闻到了一股难闻的腥臭味，越往前走味越大。走到前边我们发现在路边倒着一匹死马和一具女兵的尸体，这个女兵穿着日本军服，身上背着一个带红十字的背包。马和女兵的尸体已经腐烂，眼、鼻、耳、嘴等处爬满了大蛆，散发着难闻的腥臭味。不知她和她的马是被什么人击毙在这里的，看到这一惨状令人感到非常痛心。想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为了这场侵略战争应征来到中国，他们是否还活在人世？是否也与这女兵一样倒在这曾经被自己践踏过的国土上？我们不忍心再看下去，都默默地从她身边走过。又走了40余里，沿途到处可以看到因饥饿和疾病被夺去生命的人们，不仅有儿童、妇女和老年人，还有被击毙的日本军人。这些尸体有的倒在路上，有的倒在路边的草丛中，他们倒在那里任凭风吹日晒，野兽撕扯，没有人去掩埋，陪伴他们的则是战败抛弃在公路上的枪支弹药、坦克大炮，被炸坏的汽车和抛在路边的日本国旗。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所造成的恶果。它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是血和泪，是妻离子散，是家破人亡。日落黄昏时，我们露营在公路两侧的树林中，倒在草地上，从密密麻麻的树枝间隙望着满天的星斗，回味着十几天逃难的疾苦。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出发了。不知是谁从前边传来消息说‘距离方正县城还有50里的路程，到了方正县城，我们也许可以乘汽车去哈尔滨，再由哈尔滨回日本。’这一消息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于是加快脚步，继续前进。难民队伍离方正县城越来越近了，已经可以隐约望见方正县城内工厂的大烟囱。再有2里路我们这个难民队伍就将走进这个盼望已久的县城了。这时前边传来命令，让我们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大约休息了30分钟，方正县政府的指示到了，日本难民不准进入方正县城，一律到难民收容所去。难民收容所设在原伊汉通乡开拓团团部（吉兴村），3000多难民被分配在二班、五班、四班、九班等几个村子里。我们北靠山屯村山乡开拓团在五班，这个收容所共有26栋空房，两栋马棚，这里住有大约1000多名难民。1945年9月3日，我们开始了难民收容所的生活。”
2.羽贺君枝：《逃难路上》
羽贺君枝在《逃难路上》一文中，回忆了她们一家老小在随依兰县北靠山屯开拓团民逃亡时亲眼目睹的一幕幕悲剧。她说：“1945年5月，爸爸被征当兵去了，扔下我们一家老小，爷爷和奶奶都快70了，奶奶还患着半身不遂病。我家共有6个孩子。我最大，那年14岁，大弟弟12岁，二弟、三弟和四弟分别为10岁、8岁、6岁，最小的是妹妹，才3岁，妈妈那年37岁，身体还好，一家人的生活就全靠她了。
8月16日，我们开拓团的大胡子团长召集各家家长开会，我家是爷爷去的。爷爷回来对大家说：‘政府下了命令，叫我们立即起身回国。路线是从依兰经方正到哈尔滨，再由哈尔滨回国。’于是我家就乱成了一团。妈妈忙着炒大米花，炒炒面，我帮助烧火。爷爷为弟弟们准备穿戴。正慌乱时，三姑来了。她那年20岁，姑父上战场了，扔下她和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是一胎所生的儿子，才一岁多。三姑一见妈妈就哭着说：‘两个孩子，我一个人该咋背呀？’妈妈说：‘没关系，我为你背一个。’三姑说：‘小六怎么办？’她指的是我三岁的妹妹。妈妈说：‘小六让君枝背。’三姑看看弱小力薄的我，摇摇头说：‘怕不行吧？’我生性倔强，爱面子，最怕别人瞧不起。便说：‘怎么不行？我都14了！’三姑被感动了，没有再说什么，含着眼泪回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大胡子团长在南面的山坡上，牵着一匹马，马上驮着他那瘫痪的老母亲。大胡子团长大约50多岁，老母亲已有80多岁了。他站在那儿，向屯里挥手。我们北靠山屯开拓团的开拓民一齐向他涌去。爷爷牵着马，奶奶坐马上。三姑和妈妈分别背着三姑的那一对双儿。四个弟弟背着粮袋子，徒步跟在妈妈后面。袋子是用布缝的，斜背在肩上，里面装满了大米花和炒面。我背着小妹妹，走在一家人的最后面。‘快点！快点走！’大胡子团长在前边向后喊着。开拓民们提筐挑担，迈着缓慢的步子，向方正方向出发。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了。
我们北靠山屯开拓团，大约有七八百人，一个挨一个，队伍很长，从头望不到尾。经过一天的跋涉，天刚黑，到达了达赉河。达赉河是个煤矿，有好几栋工棚子，这时已不见矿工了，不过，在那些空房子里早已住满了开拓民。他们多是南靠山屯开拓团的。早在路上，大胡子团长就向大家说过：‘快点走，到达赉河住宿。到那晚了，房子就会叫别的开拓团占去了。’我们很听团长的话，都加快了步伐。然而，没有南靠山开拓团走得快，终因比他们晚到半小时，不得不住在了棚子外边。这里四面是山。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像陷在一个深深的洞穴里。恐怖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尽管天上星光闪烁，可并没给人带来轻松，河水流淌的声音在黑夜里越发显得凄凉。不时从森林里传出狼嗥，令人毛骨悚然。我害怕极了，蜷缩在草地上，紧紧搂着熟睡的妹妹。一天跋涉的劳累，使人们在险恶的环境里，竟也安然入睡了。突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后面山沟里传过来，把人们从梦中惊醒。大家都惊慌地坐起来，我更害怕，心像有只手攥着似的。黑暗中，我听团长说：‘不要怕，是土匪，咱们这么多人怕什么？’我明白他是给大家壮胆，说不定他自己心里怎么害怕呢。‘砰！砰！’团长向空中放了两枪。枪声响过后，那些脚步声慌乱了一阵，便渐渐远去了。第二天早晨，雾气很大，我的头发、衣服全叫雾给打湿了，又凉又冷，浑身不停地打颤儿。我们坐在河边吃随身带的大米花和炒面，炒面呛嗓子，吃一口就得喝一口水。吃完饭又上路了。傍黑，到了沙河子。这里照样没有房屋，我们露宿在道旁。两天来，大家走得又累又乏，对回日本的劲头已不那么大了，纷纷找团长：‘咱们还是回靠山屯吧，日本那么远怎么走呀？’团长说：‘这是上边的命令！’大家又在这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团长叫大家继续西行，可是谁也不肯起来。团长也没办法，只好领大家返回北靠山屯。
我们绕过河，穿过山，很快就回到了北靠山屯。进屯一看，大家都愣了。房子已被扒了，没带走的被褥、家具被人拿走了。‘这可怎么过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都坐在自己原来住房的门前哭了起来，哭声震撼着整个山峦。这时从依兰方面开来一队日本兵，约有100多人。从他们那里得知，日本战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有个军官向大家说：‘俄国人在追我们，中国人在截我们，我们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回日本。这样，我们不能走大路也不能走小路，必须穿山而行。’其实，这个军官在吓唬我们，苏联红军追的是没有放下武器的日军，而不是开拓民。中国人根本没有人截我们，有的只是小股土匪。当时，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却相信了他的话。于是，日本兵在前头用战刀砍树，为我们开路，我们跟在后面。尽管砍出了道，还是非常难走，我们一天只能走几里。白天钻山，晚间睡山谷。山里的蚊子大，叮人像锥子扎的一样，疼得很厉害，手脚都被叮肿了，痒得钻心，一挠还直流黄水。妹妹虽然只有3岁，乍背还不沉，时间长了就死沉死沉的。她还不省事，不是屙屎，就是撒尿，再不就喊妈妈。在行进的队伍中，每停一下，就拉很远。为了跟上妈妈、爷爷，我背着妹妹拼命跑着撵。记得一棵树墩子把我绊倒了，我的手叫树根子扎坏了，妹妹的脸也给戗出了血，那个罪可真难遭啊！
有一天，碰见一个年轻妇女，她正跪在一个老妇人的面前。爷爷问她：‘不走路，跪着干什么？’那妇女哭着告诉爷爷说：‘她是我的婆婆，她说她走不动了，叫我自己走。我怎么能够扔下她呢？扔在这里，不是叫狼吃了，就得被虎咬了，能有她的活路吗？我要是把她扔下，多对不起她儿子呀！’爷爷听后劝那老妇人道：‘一起走吧，反正走得也不快。’可那老妇人却说：‘日本离得那么远，多会儿能到？媳妇年轻，我这个年近60岁的人活多了也没用。跟着媳妇是累赘，不如扔下我，让她自己逃命去吧！’爷爷叹了口气说：‘可也是呀！’随后我们与爷爷一起离开了那婆媳俩。第二天休息的时候，我们又碰上了那个媳妇。妈妈很关心她的婆婆，便问媳妇。媳妇抽泣着说：‘她自己撞死了。’我对那个老妇人的死很反感。人的生命就那么不值钱，想死就死。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个老妇人的死很有远见，早死了，省得遭那么多罪！
有个小孩，能有两三岁的样子。在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正坐在南山坡上。身穿红衣，围着一条毯子，前边放着一杯水，水杯下放着一堆大米花。孩子没有喝水，也没吃大米花，在不停地哭着，嘴里喊妈妈。看来他被扔在这里已经很久，嗓子都喊哑了。这孩子真可怜，我走到跟前看着他，他就张着两只小手向我扑来。我问奶奶：‘他妈呢？’奶奶马上说：‘这个女人心太狠了，把孩子扔下就走了，亏她做得出来。’我这才明白，不禁流出了眼泪。爷爷说：‘只要我有口气儿在，就要把你们带回日本去。’
在一个山坡上，远远就能看见，有两排小包裹在那儿放着。包裹排列整齐，长长的，圆圆的，活像枕头，两排能有30来个。我很奇怪，这是什么呢？我把妹妹放下，跑过去打开包裹一看，全是婴儿。我喊道：‘奶奶，是小孩！’
世界上有杀生身母亲的儿子吗？没见过。我们大胡子团长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我们走到小罗勒密河时，见河畔围着一群人。我想大概又有人死了。原来，大胡子团长有个老母亲，都80多岁了。大胡子很孝心，从靠山屯出发，一直叫老母亲骑在马上，他牵着一步一步跟着走。老母亲年岁大了，忍受不了旅途的折磨，不想拖累儿子，就对儿子说：‘我活在世上的时间不长了，活着回日本不可能了。’便要自杀。母亲要求死，儿子怎么能答应。儿子白天牵马随行，晚间和母亲依偎在一块儿。母亲要自杀，总也得不到机会。在走到小罗勒密河畔的时候，老母亲再也不想过河了，便一头扎下马来，躺在草地上不起来，哀求儿子：‘叫人把我打死吧，我算遭不起这个罪了，让我快点死，你就是我的孝顺儿子了。’儿子没办法，只好给日本兵跪下，哀求道：‘请你行行好吧，求求你们把我母亲杀死吧。’一个日本兵接受了他的请求，开枪打死了大胡子团长的老母亲。我怀着抑郁的心情，背着妹妹，趟过小罗勒密河，坐在河岸上等待妈妈和三姑。河岸上，一群年轻的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领到河边，说是叫孩子喝水。当把孩子领进河中之后，这些狠心的母亲硬将孩子按在水里。孩子们挣扎着，可是母亲们接着又按下去，最后都顺水流走了。我数着：‘一个，两个……’大概有20多个孩子被活活溺死。我的心颤抖着。这些女人，不比开枪杀老奶奶的日本兵更可恨吗？
到大罗勒密之前，一群人在路边围着，大胡子团长在人群中咒骂着。原来，这些人不堪忍受劳累，向日本兵要了一颗手榴弹，想集体自杀。由于这颗手榴弹过于潮湿，拉了弦没有爆炸。大胡子团长赶上了，骂大家混蛋。
在大罗勒密住了7天，炒面和大米吃没了，人们饿得肚子咕咕乱叫。为了活命，只好到附近地里偷玉米、土豆。有一天晚上，妈妈领我到土豆地偷土豆，天黑得吓人，刚剜了一堆，就听玉米地里有响动，我拽着妈妈要逃跑，这时，有一个人从玉米地里出来，从那高大的身影上我一眼就认出是大胡子团长。在我的心目中，团长是个神圣的人，现在他居然也来偷东西吃。既然他在偷，我们就放心了。偷回的土豆、玉米，不敢点火烧，只能生吃。
又走了3天，才到达莫利（今黑龙江省方正县德莫利乡）。日本兵与我们分手了，他们直奔尖山子而去。接着，我们又走了8天，到达五班，确实再也走不动了。五班（方正县伊汉通乡）住三个开拓团，能有七八千人。我们北靠山开拓团是先到的，各家基本都有了房子住，后来的两个开拓团没有住处，就在外面搭地窨子住。我们虽然有房子住，但房子不多，每3间房最低住5户。吃的很困难，从炮台山拉来了高粱米和黄豆。柴火都是从山上现砍的，鲜树枝，烧起来吱吱乱叫，烟气呛人。我们逃亡时带的毯子全扔到半路了，连一丝棉花也没有。地下铺的是草，身上盖的是草。从9月一直住到第二年春天。春天一来，开拓民由于挨冷、受冻，又吃不饱，大批大批地得了伤寒病，接着一批一批地死亡，7000多人死了有4000多。五班的西门外，有个坟茔地，方圆2里多地方，坑一个连一个，一个坑埋一个人，有的埋两个。剩下2000来人，其中一部分人被送回了国。在这场灾难中，我家也死4口，爷爷、奶奶和我的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3.水野百合子：《我的恩与怨》
“1942年4月25日，我们夫妇携带一个4岁和一个1岁的女儿，同20多户日本同胞一道，来到了中国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当我们一走进屯里，我觉得一切都和他们说的不一样。屯中的房子，都是新盖的，四间一栋，每栋住两家。房子是哪来的呢？一打听才知道，都是中国人流血汗给盖的。我们分到的那些油黑油黑的旱田和水田，原本也都是中国人种着的土地，因为我们来，才把他们都撵走了。我们一家分了四五垧地，种不过来，又租给中国人种。用中国人的地，吃中国人的地租。我丈夫不会使马，就领了一头牛回来。我们不会种地，就叫中国人来干。粮食可劲儿吃，还都是大米。中国人是不准吃一粒大米的，吃一粒都要被抓起来坐牢。中国人穿的是像麻袋片一样的更生布，配给我们的全是上等的好棉布。从日本来到中国，我们不但吃饱了肚子，还都成了人上之人。这哪里是帮助中国开发，纯粹是一种坐享其成的野蛮掠夺。我们担心这种日子不会长久。
我开始后悔，不该来到这里，一心想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就是再贫困，心里也坦然。在我极力要回国的一段时间里，接连发生了两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一件就是这年一入冬，天天下大雪，往外一瞅，满山遍野，到处都是白亮亮的一片，天气也冷，冷得伸不出手来。我的4岁的大女儿可能因为水土不服，得了一个尿不下来尿的病，中西医都请到了，也未治好，半月头上就死去了。女儿的死，给我打击很大，我哭得死去活来。所有开拓团的人，都为我失去这个心爱的孩子而痛心，都说：‘要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能来呀。’另一件事情就是在1945年6月间，日本上层统治阶级可能知道自己要垮台，为了作最后的挣扎，在国内外，不分年龄大小大量征兵。我们开拓团的男人全都被征走了，只剩下两个年龄过高的开拓团长。我丈夫也被征走了。他们这一走，我觉得一切都完了。家家都没了男人，咋过活呀，剩下的女人都抱着孩子泣不成声，说自己是上当受骗了。过不多日子，就听说日本投降了。他们投降了，我们咋办哪？大家都胆战心惊，慌作一团，声嘶力竭地要求团长，想办法帮我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和亲人团聚。
1945年8月下旬，团长告诉我们说：‘依兰以东，大八浪、小八浪的开拓团的人员，都集中到方正县伊汉通码头，等日本军舰来接我们回国。’于是，我们都在两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奔去。途中，既不让坐车，也不让乘船，更不让和中国人接触。从依兰到伊汉通码头100多公里路，全得钻山用腿量。这年秋天的天气，也不成全人，差不多天天下雨，大雨停了下小雨，总也见不到晴天。一钻进深山老林，抬头看不见天日，前行没有道路，被雨淋得湿湿的衣服，让榛柴和树枝刮得破破烂烂，全都遮不住身体了。胳膊和腿上，到处都是条条伤痕，一着雨水，就疼得厉害。我抱着从日本带来的那个已4岁的女儿，背着在依兰天田开拓团生的将近两岁的儿子，还带着一些衣服。一个女人担了这么多的东西，还能走路吗？走出不远，就要坐下来歇息。晚上看不见道儿，就想坐在树根底下打个盹。蚊子咬，小咬叮，雨还浇着，哪里睡得着，只不过坐在那儿活受罪。天亮了，胡乱吃点东西，还得往前走。老的老，小的小，又都是女人家，一天只能走上两三公里。实在走不动了，就把东西扔在山上。过了大罗勒密，我们才上了公路，又饿又累，一步也动弹不了。因为我的孩子多，拖累了大伙赶路，团长让我把孩子扔了。天哪！那是我的亲骨肉啊，怎么忍心呢？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块儿，说什么也不能扔。团长说：‘你扔了，中国人会捡去把他养大的，要带上，影响大家赶路，上不了船，我们就都得死了。’没办法，我只好把4岁的女儿放在道上。可我一起身，女儿便伸着两只小手，拼命地喊着妈妈。我走了几步，心像刀绞似的难受，心疼得我又跑了回去，还要把她抱起来。团长说什么也不允许，我怕再让我把儿子也扔了，就顺从了团长。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对女儿说：‘孩子，别怪妈妈无情啊，我这是给你留一条活路，要不咱就都得死了。’就这样，我又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女儿。
大约是10月初，我们来到了方正县。到这一看，全傻眼了，根本就没有谁来接我们，听说船是来过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军人，没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这里二吉利开拓团的人，早都走了。没办法，我们就住进了他们留下的空房子。天一天比一天冷，为了防寒，我们抱些稻草铺在地上，像猪一样滚在上面。我没有鞋穿，就用破布缝了一个口袋，套在脚上。饿了便偷偷地到中国人的地里抠土豆，拔萝卜。中国人知道我们都是一些无辜的受害者，就是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因为他们恨的不是我们，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
一进11月份，大雪便吞门了。我们住在这里的几百人（还有其他开拓团的人），身上无衣，肚里没食，实在挺不下去了，都要到中国人家里去找吃的，可是团长还是那样的顽固，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出去。这时，不知是一种什么传染病，开始蔓延起来。不几天的功夫，大部分孩子都死去了，接着大人也一个一个地往外抬。我和两岁的儿子也都病了，我上吐下泻，孩子连饿带冻，眼睛睁不开，身子瘫软，一点精神头儿也没有了，就等死神来接我们了。就在我欲哭无泪，欲活无力，眼看就要死去之时，突然来了个名叫李春林的中国小伙子，看年岁不过30，虽然穿得很破，但一搭眼就使你觉得他很亲，老实厚道。他对我说：‘怪可怜的，到我家去吧。虽说没有好吃好穿，可总能叫你活下来。’听了他的话，我不禁眼睛一亮，心里想，有救了。人在难时，多么盼望有这样一位神仙似的人哪！此时，我们的团长，连他自己还不知咋样，也没精神头儿再来管我们了。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意思是说：‘水野百合子啊，快走吧，别在这等死了。’我艰难地爬起来，收拾一下破烂东西，抱起病危的儿子，就跟他走了。
我有幸来到李春林的家，他家虽然连炕席都没有，但全家人对我的感情就像春天那样令人感到温暖。他们看我那身破烂衣服，都很难过，李春林赶忙跑到亲戚家借来750元钱，给我做了一件棉袄和一条棉裤，还有一件凡士林布的大衫。我穿上了他们做的衣服，就像妈妈来到我身边那样感到亲切。可是，就在我得救之时，又一件痛心的事降临了。那就是我仅有的这个小男孩儿，病得不成样子了。李家到处借钱，为他诊治。可是，他得的是一种传染病，哪里还能治好，都白费了心思。三天头上，就离开了这充满阳光的人世。他是我仅有的一点希望，竟如此地破灭了，我真想大哭一场，可我已没有了眼泪，因为人悲痛到了极点，反而欲哭无声了。我只是两眼直直地、死死地盯住这个死去的孩子。在场的中国人，也都为我这悲惨的命运流出了同情的泪水。”
4.岩崎：《忆亲人的惨死》
“我一家6口人，1944年被迫到中国做开拓民。在194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死了5口，现在只剩下我孑然一身了。记得来到‘满洲’那年夏天，我正怀着身孕，病弱的明儿，刚刚见到妹妹的面儿，便结束了他两周岁的生命。怀着对儿子死亡的悲凉的心情，我伴守着次子实儿和长女八重子，过着清苦的生活。
1944年秋，我丈夫得了病，不吃东西，发高烧。我到小叔子家请他帮忙，他忙用马车把丈夫拉到开拓团本部。据医生诊断，得的是地方流行性出血热，需要住院治疗。住院后病情仍很重，经常吐血，以后又吐黑水。据说这种病到了吐的水像煤烟一样黑的时候，就没有希望了。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则满32岁的丈夫便结束了短短的一生，临终前把我和孩子托付给他弟弟。我先是死了儿子，接着又死了丈夫，以后又不知那个亲人会离我而去，我时刻担心着。我把丈夫的遗体和儿子并排葬在一起，从此，我便担负起抚育两个孩子的责任，过着寡居生活。不管怎么说，靠我来维持这个3口之家的生活，显然是很困难的，多亏黑河悦内君和邻居们的热心帮助，我才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丈夫死后的第二年春天，实儿的身体也有了变化，在家里他不时地说：‘困呀困呀。’还时常倒睡在田野里。接着就是发烧。我和黑河悦内的父亲相商，用马车将他拉到开拓团本部医务所诊断，结果是得了风湿性肋膜炎。回家后，他仍然继续喊着‘困呀，乏呀！’而且一天比一天瘦弱。我出去干活时，他还要跟着，我只好含着眼泪将他骂回去。在田里，我背着刚满一岁的八重子，心事重重地顶着7月的烈日，从事繁重的劳动。有一天，实儿来到田边上，指着地里的玉米说：‘妈妈，我想吃那个。’我掰了两穗玉米给他。过去他要掰玉米吃，我曾叱骂过他，现在看他瘦得可怜，心里像刀剜的一样疼。
这年8月16日晚6点多钟，我生下了丈夫的遗腹女儿，给她取名叫光枝。生光枝的那天拂晓，木下区长在邻居的门口向大家传达了重要消息。我虽躺在床上，但也听到了。他说：‘由于苏联参战，日本已经惨重失败了。全部居民明天在本部集合。’当时我感到事情严重，这是涉及到我命运的重大问题。第二天，依着藤田君的主意，我把所有的衣物、被褥等财产，都卖给了‘满洲’人，换了600元钱，作为逃难的旅费。我们住的地方，开始有22户人家，男人都被征兵打仗去了，现在只剩下16户，共有四五十人，我们分乘马车前往本部集合。在本部集合后，先前往依兰县，然后到方正集结。记得当时到依兰避难的有：大八浪泰阜分村、七虎力、中川枝、木曾的读书村和其他村的开拓民，大概有千八百左右，有几名日本兵作为护送人员，与我们同行。
路上有的妇女和孩子乘坐马车，但因为马车少，大部分人都是步行的。我虽然产后只有几天，身子虚弱，但也得背着八重子，手拉着病重的实儿，请别人抱着新生的光枝步行。到第10天头上，光枝终因为营养不足死去了。我把她埋在湿地里，含泪与她告别。一些走不动的孩子们，渐渐地落在了后面，撵不上队伍的，就被抛弃了。实儿的病情在急剧恶化，眼睛都直了，他有气无力地招呼我：‘妈妈，累呀，回不去了。’‘不能死在这里！’我拼命拉着实儿的手，鼓励着他。但我们终于被拉在大队后边了。这时，背上的八重子频频地呼喊：‘水呀，水呀，妈妈。’我低头在地上寻找着，发现有一个小土洼里有点水，就用手捧起来，但是几乎一点都没有送到孩子的口中，八重子仍然在背上‘水呀，水呀’地哀叫。我们母子三人忍受着折磨，蹒跚地向前走着。‘一定走到方正，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两个孩子带走。’这是我当时的决心。我光着的双脚，打了不少血泡，由于麻木，已感不到一点疼痛了。
记不清走了多少日子，日本兵突然向我们传话：‘松花江上有两艘苏联军舰在打听我们的动向，我们带着小孩如果孩子的哭声让苏军听到，我们可就全完了。上级命令把小孩儿全部扔掉。’听到这个命令，母亲们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说：‘我带着孩子已经走到这儿了，绝不能扔下他们自己逃走。’有的说：‘宁可和孩子死在一起，也不扔。’纷纷要求自杀，当官的同意了。在一个不太高的山冈下，有20多个带孩子的母亲围坐成一个圆圈。我右臂挟着实儿，左臂抱着八重子，屏着呼吸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一个士兵擎着手榴弹，扔向人群中央，发出相当大的轰响。我以为我们准死，可是一块弹片也没能伤着我们。中弹的人，从脸上手脚上流出了血。我身边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肠子都被炸出来了，惨不忍睹。尚未死的人等待着第二颗手榴弹。接着那个士兵投了第二颗手榴弹，炸响后却没伤着一个人。我看见那个士兵流着泪。这时走来两个军官，叫士兵把活着的孩子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死。当他们把刺刀刺进实儿的胸膛时，孩子发出凄厉的叫喊声。我拼命地喊着：‘刺我吧！’想冲过去保护实儿，但我被士兵架着，近不了实儿跟前，眼睁睁看着我的实儿咽了气。接着士兵又刺死了八重子。我疯狂地哭着、叫着。
在山中行走，我已经落在大队后面了。与我同行的有个妇女，她和我同龄，出来时也是母子三人，与我同样的命运，我们共同诉说着心中的哀痛，相互鼓励着要活下去。当我们走进中国屯子的时候，中国人很和善，留我们住了两宿，第三天主人告诉我们说：‘快到方正县去吧，那里有许多日本人。’我俩在他的指点下，急忙上了路。当天午后，就顺利地到达了方正。
在方正的生活更是凄惨。一批批的人闭上了眼睛，走进坟墓，一批批的人病倒在土炕上。在我濒于死亡的时候，中国人将我救了出来。我一家6口人，已经有5个长眠在‘满洲’大地，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与移民政策的牺牲品，我要永远记住他们的死，记住这段痛心的历史。”
5.铃木五三美：《到中国家庭的前前后后》
铃木五三美在《到中国家庭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回忆了日本战败投降时的逃难经历。她说：“1945年4月，我参加勤劳奉仕队来到中国，那年18岁，按理说已是个大姑娘了，可我却生得矮矮的，瘦瘦的，还像个小孩子。政府给的津贴费是6草包大豆，期限是6个月。父母舍不得我去，可是这6草包大豆，能使全家活下去。我报了名，就到桦川县公心集读书村报国农场来了。
我们一行50余人，绝大多数是女孩子，只有五六个男子。正、副团长是男的，一个叫松濑，一个叫宏濑。妇女中，最大的28岁，叫原初子，最小的只有17岁，叫边田和子。像我这样年龄的占大半数。桦川这地方并不像日本政府宣传的那样好。什么风景美丽、地质肥沃、生活富裕。实际上，这地方很荒凉，几百里见不到人烟，可怕的狼嗥叫人心跳，成天刮的黄毛风令人头疼。恨不得立刻就到期，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1945年8月10日上午，松濑团长召集我们开会，说：‘上级来了命令，叫我们马上启程回国。’并告诉我们从沈家车站乘车奔牡丹江。听过团长的话，人们的脸都沉下来了。一种不祥之感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自1944年以来，许多开拓团里的18～45岁的男子都陆续被召入伍，而且都是有去无回。现在让我们回国是什么意思？人们在互相猜测，迷惑不解。特别是最近一些日子，不明国籍的飞机，总在空中飞旋，更加深了我们的猜疑。人们心中似乎在问：是不是日本垮台了？可是谁也不愿意从嘴里说出这样的字眼儿。回国也好，不回国也好，总得随人家走吧……
沈家站是个小站，站前是个广场，很宽很大。广场上早挤满了人，都是各地的开拓民，有大八浪、小八浪、七部落等开拓团的，大约有几千人。站内停有一列火车，车窗车门都紧紧地关着。我们坐在广场的一角休息，等待团长的命令。团长在与其他团长商量后，回来对我们说：‘不能坐这趟车走，快奔依兰！’……去依兰有大路，但我们不敢走，我们走的都是虎狼出没的山路。山路崎岖，车马不能走，只好把车马丢掉，车上的行李也丢掉了。为此，我们曾痛哭一场。但那有什么办法？连自己的两条腿都拿不动，怎么顾得了那些东西呢？团长鼓励我们说：‘咬咬牙，到牡丹江就好了。’我们晓行夜宿，时间抓得很紧。困了，蹲在背风的地方眯一觉，饿了，抓把干粮吃。至于休息，也是短暂的，刚坐下，眼皮没合上，团长就喊走了。白天还好过，夜晚实在难熬。野狼时常发出‘嗷、嗷’的嗥叫声，吓得大家蹲在地上不敢起来。一天夜里又遇上狼群，团长说：‘不要怕，我们人多，狼不敢过来。’可是人们蹲在地上谁也不肯起来。‘那么就在这里休息吧！’团长无可奈何地说。于是我们不走了，都找避风的地方去睡。这里的蚊子既大又凶，咬得人浑身都是大包，但我们实在太疲劳了，它叮它的，我们睡我们的。突然一只大蚊子将我叮醒，在我睁眼打蚊子的时候，见几点鬼火，在前边坟地上忽闪忽闪直跳。这时有人喊：‘鬼火！’听到喊声，人们都惊醒了。一种恐怖的气氛又向我袭来。我再也睡不着了，瞪着眼，直到天明，鬼火与蚊子才消失。‘这回该走了吧！’团长问大家。其实，说是走不如说是挪，两条腿像灌了铅，落下来半天才能抬起来。前面有座小山拦住了去路。我们走上山坡，一个眼尖的女孩子喊：‘山上有人！’我们停下来一看，山上确实有几个人，并且手里都拿着枪。团长说：‘可能碰见了土匪。大家就地休息，准备好力量晚间过山。’
我们在一个峡谷里，整整睡了半天，当被叫醒的时候，已是星斗满天了。但是谁都没睡够，都在想如果能睡上三天三夜多好。‘一个拉着一个，谁也不准掉队，谁也不准把谁扔下。’团长命令道。这山虽然不大，却很陡，山上没有树木，光秃秃的，一点抓手都没有。我们一个人牵着一个人的手，爬呀爬呀，石头又光又滑，跌倒了被拽起来，拽起来又跌倒，有的跌倒就睡着了，得使劲硬摇醒她。上山难，下山更难，走吧，站不住脚，往下滑吧，石头还扎，只好连滚带爬，总算过了那座山。脚扎烂了，大腿碰坏了，大家互相搀扶着向前走。下午到了太平镇。团长看大家太累了，就准备在这里休息半天一宿，并说：‘七八天没吃着饭了，我去弄点米，大家好好吃一顿。’不久，不知团长从哪儿弄来半袋大米，叫我和两个女孩子做饭。饭刚开锅，有两个日本老头慌慌张张地从院外跑进来，一口连声地说：‘不好了，不好了。’大家看他们那种惊慌的样子，一齐围过去问：‘咋回事？’他们说他们上院外解手，看见十多个拿枪的人，向这里走来。团长说：‘饭别吃了，我们可能遇见土匪了。’就这样，我们连饭都没吃，就急忙走了。
我们走了十多天，才到牡丹江。牡丹江江面不宽，但流急水深。此地除了我们读书开拓团外，还有大八浪开拓团来的，总共有好几百人，都聚集在牡丹江北岸。我们过江只有一只小船，一次能摆渡五六个人，整整用了一天时间，这几百人才全部到了牡丹江南岸。到依兰城下，当局不让进城。我们只好绕城而过，奔向大罗勒密，然后穿过山，到方正已经是9月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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