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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拓团覆亡实录（下）

2017-05-22 09:56 《日本遗孤调查研究》关亚新张志坤 4123

8月9日，苏联红军进兵后，黑龙江省逊克县的日本大青森乡开拓团470人，加上日本山城部队的24人，共494人，于8月13日开始向北安方向撤退。在穿越小兴安岭原始森林时迷失方向，在长达75天的跋涉途中，因饥饿和疾病而遗弃、死亡...

来源：《日本遗孤调查研究》（2005年08月出版）

日本开拓团覆亡实录（下）图1

　　6.川崎文三郎：《青森乡开拓团避难状况》

　　8月9日，苏联红军进兵后，黑龙江省逊克县的日本大青森乡开拓团470人，加上日本山城部队的24人，共494人，于8月13日开始向北安方向撤退。在穿越小兴安岭原始森林时迷失方向，在长达75天的跋涉途中，因饥饿和疾病而遗弃、死亡280人，到达绥棱时只剩下214人。关于这一段悲惨遭遇，该开拓团总团长川崎文三郎在《青森乡开拓团避难状况》手记中说：

　　8月9日后半夜，接到苏军进攻边境一线的情报。开拓团员们都很紧张，已经预感到开拓团末日的到来。8月11日上午10时，全团人员共470人在本部集合完毕。这时有4架苏军飞机从高空俯冲下来，向开拓团驻地扫射，周围的建筑物遭到破坏，幸而没有人员伤亡，遂决定于13日上午10时向北安方向撤退。这是因为一方面要等山城部队的24人的到来，另一方面是做好逃难的物资准备。

　　8月13日，青森乡开拓团大逃难行动开始。起初是沿着逊克至北安的公路行进的。30台大车上拉着人们的衣服、干粮等，加上近500人的长长的队伍，沿着公路前进。正走着，在前面担任侦察任务的3个人，突然与苏军遭遇，并与之交火。后面的大队人马在慌乱中躲进包米地里。这时，负责侦察的一个人跑回来报告，说前面有大队苏军，公路走不了了。我们当即决定向西进原始森林。结果装在30台大车上的干粮等只好放弃，每人随身带7日粮食，轻装前进。穿过外围的小山丘，进了沼泽地，行走极端困难。那里的湿地，到处是草头墩子，走在上面软绵绵的，一不小心就掉到齐腰深的泥沼里，下面的水冰冷刺骨。这样我们白天在沼泽地缓慢行进，夜晚就露宿在小岛上。经过五六天的艰苦跋涉，才走出这片湿地，一个个疲劳极了。随后又是连日降雨，大家都像落汤鸡似的，身上带的盐、干粮等也都泡汤了。宿营时，只好掰几根树棍子，折几棵树枝，遮盖一下而已。艰苦的环境，连续的行走，伤病员逐渐多起来了。有的满脚血泡，有的被水虫叮咬，有的双腿浮肿，有的肠胃不适。人们的脚步越来越慢，有些人慢慢掉队了。先头队伍与中间大队和后面掉队者，常常相差三四天的路程。接着粮食也出现了危机，人们所带的干粮已吃光了，剩下的一点点米，还得留给病人煮粥喝。实在没办法，便把用来驮东西的马杀了一匹，每个大人分一小块肉，再用马骨头煮汤，一人喝几口。后来又啃树皮、采野果、挖草根充饥。一些年老体弱的掉队者，有的自杀了，一些妇女因背不动孩子，出现了弃婴和杀婴现象。生离死别的号哭声，响彻了小兴安岭的森林。

日本开拓团覆亡实录（下）图2

　　经过近20天的行军，我们于8月30日来到小兴安岭的台地地带。这里峰连着峰，谷连着谷，古树参天，人迹罕至，放眼望去，真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但我们这些逃难的人，刚脱离险境，无心欣赏这天然美景。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我决定在这里休整两天，在恢复身体的同时，准备一些食物。先是把驮东西的马又杀了几匹，每人分一块够吃几天的马肉，随后又让大家上山采一些栗子、榛子、木耳等，充作食粮。关于下一步行动，我们团干部反复研究，认为，为避免全体人员的牺牲，对一些伤者、病者、弱者、步行困难者遗留于当地，身体强壮者先行一步，待寻找到部落后，再携带粮食回来接遗留下来的人。这是一个顾全大局牺牲局部的决议，这是一个十分困难而又悲壮的决议。于是我们在全体开拓民中，对徒步行走的困难者，如老人、幼儿、病患者、外伤者等进行了筛选，总计90名（106人）。对这些遗留者，我们在台地上选了一块平坦的地方，采伐一些白桦树，搭建了简易的房屋，分给他们10日的马肉，让其在此坚守待援。其实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在死亡线挣扎的弱者，生存下来的希望不是太大，又制作了90块墓标，注上他们的名字，然后与他们作痛苦的诀别。

　　我们一行人从台地出发，渐渐走入原始森林。这里既不同于草原之便于通行，又不同于湿地之跋涉艰难。在人迹罕至的原始密林中，白天如同暗夜，腐朽的树干横倒竖卧，地上的青苔松软湿滑，人们行走十分困难。不久我们就迷失了方向，在密林中转来转去，走了几天，却又回到了原处，浪费了许多时间。最早出现的问题是食粮的殆尽。不仅马肉吃光了，就连在台地采摘的榛子、山里红、蔷薇果、木耳、蘑菇等也已告罄。接下来的问题是落伍者的增多。营养之不足，行走之疲劳，疾病之发生，使我们这支逃难队伍中的掉队者越来越多。有的走不动了，在路旁休息时就倒毙了；有的正在援救别人而自己却因力竭而死去；有的背负孩子的妇女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把孩子遗弃在大森林中。如：青森乡计理指导员三浦秋之助，58岁，于9月15日夜因身体衰竭而亡；诊疗所长吉田，平时就身瘦体弱，加之连日劳累，正在行进中突然倒毙；逊克县水稻试验所长大东氏也于路上死亡；五户乡川村部队长在一宿营地，正与妻子说话间，不知不觉就告别了人世；五户乡青年义勇队的小笠原孙次郎因肋膜炎复发而卒倒；五户乡开拓团民山口、类家、猪鼻3人皆因在密林中的艰苦跋涉，体力衰竭而死于路上；青森在满国民学校校长梁濑氏因过度疲劳而处于半昏迷状态，其妻既要照顾4个孩子，又要服侍两个老人，逐渐脱离了大队。夜里他们一家，点起篝火，围成一圈，来抵御寒冷的袭击，相互鼓励，爬也要爬出大森林。当晚，校长就倒在篝火旁再也没有醒过来。其妻在自己疲惫已极的情况下，仍鼓起勇气，坚持前进，一步，二步，三步，跌倒爬起，双膝磨破，鲜血流涂，最后也倒在了逃难路上，4个孩子和两位老人放弃了生的希望，与大家诀别了；青森第二部落长坂青，因身体虚弱，脱离本队，最后横尸路上；国民学校书记松本，因又饥又渴，体力衰竭，昏倒在路旁。其妻一路号淘，追赶2公里，请求本队救援，无奈大家都没有能力去援助，她边哭边伏地乞求大家不要丢下她的丈夫，当时生离死别的悲惨景象，至今仍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日本开拓团覆亡实录（下）图3

　　我们剩下的人继续沿一条小河搜索前进。为让大家活下去，我们杀死了最后一匹马，给每人分得一块拇指般大小的马肉。营养的缺乏，连日的劳顿，大森林的阴冷，使人们身体浮肿，手脚创伤，走起路来疼痛难忍，每迈一步都发出痛苦的哀鸣和呻吟。一些利手的大人尚可坚持，而那些背负孩子的妇女，则更为困难。为情势所迫，她们走一路把婴幼儿扔了一路，真是人间的惨剧啊！我们在原始森林里已盲目地走了一个半月。9月末的一天，遇到一个满族猎人，大家十分欣喜，忙请他指路。他说：“北安离这儿不远，你们完全迷失了方向。”并告诉我们前边不远就有一个村落。听猎人一说，人们好像都有了精神，纷纷加快了脚步，不久来到诺敏河边。水浅处，青年背负少年过河，水深处，则打造木筏，搭载年老体弱者。过河时，全队只有一个老妇人因头晕掉入河中，溺水而亡。

　　9月28日下午3时许，我们这些经历了万死一生的人们，终于走出了原始森林，来到位于北安省北安道六河村的一个伪森林警察署。几日的连续降雨，今天也停下来了。雨过天晴，大森林上空薄雾缭绕。在这森林和草原结合部的村庄里，升起袅袅炊烟。这美丽的景色，加上村庄周围田野上的马铃薯、青菜、大豆、粟、高粱，使我们这些长期饥饿的人精神振奋。当地中国人给我们送来吃的、用的、烧的，使大家倍加感动。在这里我们滞留了6天，与诺敏河开拓团相会合，于10月24日到达哈尔滨难民收容所。

　　值得指出的是，青森乡开拓团所抛弃的106名开拓团民，并未被原始森林全部吞噬。有的人被鄂伦春猎人所救助，有的人走出林区，为当地中国农民所收留。日本遗孤猪鼻百合、猪鼻长男兄妹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猪鼻一家5口人被遗弃后，像幽灵一样在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中游荡。父亲猪鼻长吉拄着一根木棍，背着仅有的一个食品袋和一块毛毯；后面跟着他的妻子高桥信子，背着刚满3岁的小女儿；再后是14岁的儿子猪鼻长男，右手牵着11岁的妹妹猪鼻百合。原始森林的风啸声、鸟叫声和兽吼声，都使他们心惊肉跳。已经4天了，猪鼻长吉只吃过两次东西。他知道，只有自己少吃一点，才能叫老婆孩子多活一天。天黑他们找个背风的地方露宿，天亮就晕头转向地走。有一天常吉实在走不动了，肚里像有一团火，周身在冒虚汗。严重的饥饿和过度的体力消耗，使他的生命已趋枯竭。他低头蹲在一棵大树下，一声不吭。信子扑到丈夫身上，撕心裂肺的叫着，常吉却紧闭双眼。最后那一刻，他嘴里淌出一股黏液，身体顺着树干慢慢地倒下。他死了，生命的结束竟是这样的简单。丈夫的葬礼是一场号啕大哭，除此之外什么也谈不上了。她背起3岁的小女儿，带着两个泪人似的童年孩子，又上路了。

　　茂密的原始森林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只能分清白天和黑夜。食品已经不多了。信子只觉得背上的孩子十分沉重，压得她迈不开步。一天，她们露宿在一个长满蒿草的洼地里，天亮醒来，正要吃点东西继续走，可是3岁的小女儿睡个不醒，那红扑扑的小脸蛋红得出奇。信子的嘴刚刚触到孩子的脸上，就觉得像挨着一块刚出锅的肉。孩子在发高烧呢，鼻翼微微扇动，呼吸急促而又细弱。是把孩子抱起来，让她醒过来承受疾病的折磨然后死去呢，还是就让她在昏睡中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呢？信子知道，孩子活不到天黑了，也不能再睁开眼睛喊妈妈了，与其眼看她饿死病死，还不如让孩子就此长眠。百合刚要推醒妹妹，被妈妈制止了。是做母亲的心狠吗？在两种必然结局的残酷现实面前，最佳的选择也只能是看不见惨剧的最后一幕。信子拾了些树枝和蒿草，轻轻地盖在孩子身上。她已经没有眼泪了。如今，只剩下母子3人，明天还能剩下谁呢？走出原始森林，看见了蔚蓝的天空，绿油油的草原，远处还有庄稼、村落、炊烟。那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日本人能走进去吗？那里有粮食，有水，有暖烘烘的炕头，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信子坐在一棵老树下，脑子里考虑着一个新的决定。她想，中国人如果要报仇，肯定是杀日本的成年人，孩子们也不会被看作报仇的对象。如果我不离开孩子们，其结果只能是一起饿死或一起被中国人杀死！要是让两个孩子到中国人住的村落自找生路，也许……这位可怜的母亲竟然想出这样一个实在难以承受的“妙计”。她狠狠地咽下一大口又酸又苦的口水，把长男和百合叫到跟前，说道：“听着，吃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前后都有中国村庄，你们两人分开去那里找个生路吧，我想也许有好心的中国人会收下你们，他们不会杀小孩的！不要和妈妈在一起了，我会连累你们！”两个孩子一下扑到妈妈的怀里，泪水湿透了母亲的衣服。这是一出什么样的悲剧！悲剧有这样悲、这样惨的吗？该死的战争！该死的日本军部！

日本开拓团覆亡实录（下）图4
葫芦岛日本侨俘遣返地

　　听话的长男和百合竟然从母亲的怀里站起来，一东一西地向中国村庄走去，他们把一个母亲的心撕成两半，各自离去了。百合慢慢地回过头，大喊一声：“妈妈再见！”径直走了。信子不敢看也不敢哭，只是把头埋在胸口，大口大口地往肚里咽酸水，她们还能再见吗？

　　百合沿着蜿蜒的小路，绕过方格稻田，黄昏时怯生生地走进一个村庄，这就是现在的绥棱县东北140里的半截河村。孩子很少考虑死的威胁，更多的是饥饿的折磨。辘辘饥肠把她推进村边的一家院内，一位慈祥的老头正在打扫院落。百合突然站在他面前，老人端详了半天，摸摸她的头，一声没吱，把百合领到屋里了。老伴惊诧地看着眉清目秀的小女孩，吃惊地问老头：“谁家的？”老头说：“问啥，还看不出来？咱家有姑娘了，快拿吃的去，孩子饿坏了。”这老头就是半截河村的农民王惠中，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已娶妻另住，这回从天上掉下一个姑娘，可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谁料到这个偶然中的必然，竟成了猪鼻百合一生中的转折点。从此，猪鼻百合改名王百合，成为小小山村的一朵含苞待放的樱花。

　　猪鼻长男在大树下与妈妈分别后，想得比较多，没敢直接走进村庄，而是隐蔽在一处僻静的草丛中观察动静。天快黑的时候，从小路那边走来一位扛枪的人。长男吓坏了，想躲已来不及了，那人已经向他举起了枪！“救命！”，长男情急之中喊出这么一句简单的中国话，没想到还真的救了他的命。那人收起枪走过来，问道：“小家伙，你躲在这里干什么？我当是个小熊瞎子呢，差点送你‘回家’！”长男听不懂，跪在地上，瞪着两只可怜巴巴的大眼睛。那猎人仔细端详了一阵，似乎明白了一切。便和颜悦色地用日语问：“你是日本小孩吧！”长男又惊又喜地点点头。“天黑了，这里有狼，跟我回家吧。”长男乖乖地跟着这位好心的猎人回家了。这位猎人叫王得胜，是早年居留中国的朝鲜族人，会说日语。他家离百合家不过三四十里。兄妹俩近在咫尺，却40多年未能见面。

　　高桥信子那天与孩子分开后，又走进了茂密的原始森林，吃的东西早没有了，她再也没有力气走了，便坐在草地上大哭一场，找个合适的树枝，解下腰带，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在这时来了个放山的中国人，将她救了下来，后来与一鄂伦春猎人生活在一起。1953年她作为日本侨民返回日本。

　　第三节收容所中的罹难者

　　日本战败投降后，分散在东北各地的开拓团民们，从四面八方向内地涌来。当他们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到达哈尔滨、长春、沈阳等中心城市时，除在市内有亲友的外，绝大部分成为衣食无着的难民，纷纷住进了设在当地的难民收容所。而一些偏远地区的开拓民，在逃难途中被收留在地方收容所（如齐齐哈尔、方正、海林、拉古、延吉、敦化、四平、抚顺等中小城市收容所）。难民收容所的开拓民们，在等待遣返的日子里，经受着严寒、饥饿、疾病的摧残，许多儿童和老人成批死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这场战争的罹难者。一些幸存者称这段难民生活为“人间地狱”，至今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

　　1.方正县难民收容所见闻录

　　日本残留妇女松田千卫在《开拓残留妻子的证言》一书中回忆说：“在难民收容所里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人多房子少，每间房子里都挤得满满的，就连马棚也住上了人。房屋的门窗早已被人拆去，四面透风，晚上睡觉冷飕飕的。吃的是原伊汉通开拓团种的还未成熟的玉米和大豆。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我们一想到这样的艰苦生活是暂时的，不久将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亲人身边，与家人团聚，心里便产生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要坚持，要等待。

　　1000多名难民，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地里的庄稼吃光了，天气也渐渐地变冷。吃不饱，穿不暖，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皮儿包骨头。大多数人生了病，有病又得不到医治。死亡的阴云笼罩在难民收容所的上空，每天都有人被饥饿或病魔夺去生命。

　　五班难民收容所离公路只有50米左右，沿着公路向东走1公里，路南不远就是著名的炮台山。炮台山虽不是高山峻岭，但在战争时期却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据点。这里为侵华战争贮备着足够3年用的枪支、弹药、粮食和各种军需品。日本战败后，苏联军队接管了炮台山，每天用20余辆马车将炮台山上的军需物资运往方正县城。我们成年人对苏联军人都有一种恐惧感，白天谁也不敢到公路上去。孩子不懂得这些，出于好奇，经常在苏联军队运送物资的马车从难民收容所前面的公路经过时跑到路边去看，这时有的苏联军人就将车上的军用饼干、罐头等扔给这些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孩子们拿回来的食品吸引了许多饥饿的难民，后来在公路上等待运送物资车辆的就不只是孩子了。

　　到了11月份，难民收容所里已是粒米皆无，被饥饿或疾病夺去生命的人越来越多。经西野开拓团团长与苏联驻方正军队长官联系，答应拨给难民收容所一部分粮食，但需要我们自己到伊汉通码头去搬运。我们在部落长佐藤的带领下，组成一支50人的运粮队伍，这支运粮队伍由十四五岁的男孩和三四十岁的妇女组成。

　　北方的11月，已是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季节，我们还穿着薄薄的单衣。因为我们离开北靠山屯开拓团时是8月中旬，谁也没有带棉衣服。对付这样冷的天气咋办？有的将自己所有的单衣服都穿上，有的披着军用毛毯，也有的身上披着草袋子。我们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了离五班难民收容所6里远的伊汉通码头。码头上一袋袋的粮食堆积如山。在这里看守粮食的是苏联军人。部落长佐藤将介绍信交给看守粮食的苏联军官。他看过后提出一个条件，要求我们给他们洗军服，等洗完军服后才能让我们搬运粮食。我们派了几名妇女去洗军服，其他的人就等在外面。寒冷的江风吹到身上，真像刀刮一样，一个个冻得直打哆嗦，我们不停地在地上蹦跳，活动着身体，以防冻坏。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准许搬运粮食。因为都是些孩子和妇女，每人只能背少半袋高粱米。就这样我们轮换着搬运了7天。

　　1945年12月，正是最寒冷的日子。这里经常是阴云密布，北风怒吼，大雪也时常呼啸着遮天盖地而来，把整个世界变成茫茫的雪海。我们不但衣服单薄，房子也没有门窗，于是就用草帘子挂在窗框上和门框上，在屋里燃起篝火，围坐在火堆旁取暖。寒冷、饥饿、病魔、长期的营养不良，像事先约好了一样一齐向难民袭来。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9月、10月每天只死亡几个人，11月份每天死亡多达15人，到了12月份每天死亡人数达到了26人。在10月份以前，人死了还能在野外挖坑埋掉，11月份以后，天寒地冻，白雪铺地，人死了只好扔到原开拓团储菜用的菜窖里。这个菜窖宽5米，深2米多。到12月下旬，尸体竟将菜窖装得满满的，以至后来人死了，只好堆放在菜窖的上边。我们屋子里的难民原来是50多人，现在只剩下20多人了。在这20多人中除了我和我的孩子佐智子，还有结城正吉（男）、关花子、今野正子等几个人外，其余的人都病倒了。我和结城正吉、今野正子3人每天都得到山上砍柴，回来生火为病人取暖，还要为病人做饭，照顾他们的生活。当时我们虽然艰苦到极点，但我们还是有坚持活下去的信念。

　　12月中旬，五班难民收容所前面的公路上，昼夜都有满载着苏联军人的汽车由西向东开去。据说这是苏联军队撤兵回国。紧接着八路军的一个部队开进了方正县城。方正县人民政府和八路军派干部来到了难民收容所，亲眼看到了日本难民被遗弃后冻死、饿死、病死的惨状。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妇女和儿童，政府号召中国老百姓协助政府救助我们，并宣传我们这些难民没有罪，我们同样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和牺牲者，而真正有罪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反动集团。因此，大批的日本青年妇女和儿童被领到中国老百姓的家庭中去，使其免遭死亡的威胁。

　　这时候，我也染上了疾病，整天昏头涨脑，也许是感冒吧！但是，我每天还坚持同结城正吉、今野正子、关花子一起砍柴、做饭，照顾其他病人。终于有一天我昏倒在砍柴的路上，结城正吉和今野正子把我背了回来。我病得很重，得不到医治，每天粒米不入，只能喝点白开水，嘴里苦得要命，整天躺在草堆上。结城正吉和关花子轮流日夜守护在我身旁，照顾着我。不几天，我的女儿佐智子也病倒了。她才6岁，长着浓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粉红的小脸儿，还会唱歌，人们都特别喜欢她。她一病，大家都很着急，默默希望她能度过这寒冷的严冬。我用仅有的一条军用毛毯给她做了一套衣服和一双小鞋。我常常忍饥挨饿将节省下的饭给她吃，让她吃饱。我爱我的女儿胜过一切，我竭尽全力保护她，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把她带回自己的国家——日本。现在她和我一样也病倒了，躺在我身边什么也不吃，已经6天了。1946年1月1日，结城正吉用他仅有的一点钱买回来几块打糕，我女儿躺在草铺上用小手掰着打糕，翻过来调过去地摆弄，看样子她特别喜欢，但是她已经病得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多么可怜的孩子呀！刚刚6岁的佐智子同我们大人一样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痛苦。第二天凌晨，我最心爱的女儿佐智子闭上了她那双可爱的大眼睛，永远安详地睡着了。屋里所有的人都为我女儿的死流下了悲痛的眼泪，难民们用我女儿最喜欢的歌——当时流行的日本歌曲《祖国的母亲》为她送行，歌声低沉而又悲哀，我的心都碎了。

　　心爱的女儿死后，我悲痛欲绝，她那可爱的笑脸，天真活泼的样子，始终出现在我的眼前。历经千难万险，我一直把她背在身上，尽我的全力保护着她，爱护着她。我们母女的生命是融在一起的，如今她刚刚6岁，就被这可恶的战争夺去了生命。女儿的死犹如割去了我的心肝，从此我的病更加严重了。整天昏迷不醒，说胡话，有时醒来就想起女儿那活泼可爱的笑脸，更加悲伤。结城正吉和关花子昼夜守在我的身边，尽他们当时所有的能力，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

　　这样多的病人使结城正吉更加劳累，他每天都要去山上砍柴，回来后还要提水做饭。在难民收容所里，有一口井，但是没有提水工具，井口已冻得很小，他就用一根细绳拴着一个罐头盒，一盒一盒地往上提，每做一顿饭，他就得从井里提几十次才够用。每次打水回来他的手都冻得通红，手指的关节处裂开了一道道的血口子。当时结城正吉是我们屋难民的唯一的依靠。我想假若结城正吉再病倒，我们这些病人可怎么办呢？如果正吉倒下，我们就只有等死了。这时又有几个妇女被中国人领去了，过去有我女儿和我在一起，我是决心不到中国人家去的。现在女儿死了，我也病得不能动了，每天还要别人来伺候，回国已成了空想，结城正吉也劝我说：到中国人家去吧，省得在这里活遭罪，去后你的病是能够治好的，如仍留在这里，就只有死路一条啦。在结城正吉的多次劝说下，我同意了。结城正吉说：‘再有中国人来，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巧得很，第二天就来了一位中国青年，结城正吉把这位青年人带到我们屋里，并把他介绍给我，我同意跟他去一起生活。这个青年人中等身材，衣着洁净而又朴素，大约二十八九岁，说起话来比较和气，给人一种老实厚道的感觉。通过交谈，我们知道他家住在方正县城里，在制油厂工作。同时我也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他说：‘有病不要紧，我一定能想法治好。’临走时他说第二天用马车来接我。

　　东北的天气真是怪极了，每冷上3天，第4天就会暖和一些。刮风也是一样，一刮就是3天。那天正是风和日暖的日子，这位中国青年赶着马车接我来了。我们屋里仅剩下的十几位难民都依依不舍地挥泪与我告别。我紧紧地握着结城正吉、关花子和今野正子的手，满眼泪水地向他们道别，感谢他们在我病重的十几天里对我的照顾和关怀。我们在逃难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是我终生难忘的。大家把我搀扶到车上，盖上温暖的棉被，我挥手向难友们告别。我们还会见面吗？马车在主人的驾驭下向方正县城奔去。五班难民收容所的轮廓在我的视野中渐渐地缩小了，消失了。我今后的命运是怎样呢？是幸福还是痛苦？还能回到日本吗？

　　我把被紧紧地裹在身上，躺在马车里，任凭身体随着马车的颠簸左右摇晃。马车轧在冰冻的公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嘎吱声。一小时后我们到家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农家妇女，她是我们的邻居。她把我搀扶到屋里，让到热炕头上，然后放好桌子，端上早已准备好的饭菜走出屋去。雪白的大米饭和一碗猪肉炖粉条，这是我逃难以来第一次看到和闻到这么香的饭菜，但是我吃不下去。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语言又不通，只好用手势来表达各自的意思。他指了指饭菜，又指指我的嘴，意思是让我吃饭吧。我用手势做了个我有病不想吃的动作，又用手指指头发左右揉搓，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在炕上放好被褥，让我躺下休息。他自己很快吃完了饭，将桌子收拾干净，给我端来一盆热水，用手试了试，把我从炕上扶起来，给我洗头，洗完后他把脏水倒掉，给我拿来梳子和篦子，我用梳子把蓬乱的头发梳好，又用篦子从头发上刮下来那么多的虱子，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虱子，真是多得惊人，几篦子就刮下了密密麻麻的一层黑虱子，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熙熙攘攘乱滚乱爬，叫人恶心。他又拿来一套衬衣和一套外衣，让我换上。我梳洗好头发，又换上了新的衣服，顿时感觉浑身轻松了许多，病也似乎好了一半。后来我知道我找的这个男人也是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家中的陈设很简单，炕上铺着一张新席子，放着一新一旧两套被褥，其他什么家具也没有。看起来他的生活也很贫困。第二天吃过早饭，我的男人出去了，昨天迎接我的那位邻居妇女又来了，她坐在炕沿上看着我，由于语言不通，我们不能交谈，坐了一会她就回家去了。这时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心中感到了寂寞和孤独，又想起了难民收容所里的生活，想起了我那心爱的小女儿，想起了那些已经死亡和还活着的姐妹们，想起了逃难以来的艰苦岁月，仿佛耳边又响起了她们的歌声和叹息，这些只发生在昨天，而今天我却一个人坐在一个陌生的中国男人的家里。我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吗？还能同家人团聚吗？一时思绪万千。我回忆着、幻想着，渐渐地睡着了。

　　下午，我男人领回来5位客人，可能是同他一起工作的朋友吧？我起来向他们点头表示欢迎，并示意请他们坐下，他们知道我有病，示意让我躺下休息。他们互相交谈、说笑，从表情看他们都很高兴。临走时每人给我男人几元钱，算是对我们婚礼的祝贺。第二天，我男人从街里买回来一袋米，还有菜、烧柴和一些餐具之类的东西。他的工资并不高，每月几十元钱，但对于我们这两口之家，只要勤俭，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还是够用的。从此，我的新的家庭生活开始了。

　　从1945年9月日本难民住进难民收容所，到1946年3月中旬，在这漫长的六个半月中，饥饿、寒冷、病魔夺走了几千人的生命，侥幸还活着的人已寥寥无几了。难民们刚来时每个屋都挤得满满的，而现在每个屋只剩下四五个人了，并且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疾病缠身，濒临死亡。1946年3月中旬，方正县政府向收容所的难民发出可以经由哈尔滨回日本的通知。难民接到这一通知，一部分人非常高兴，她们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可以从这里启程回国同家人团聚了。另一部分人却非常痛苦，因为自己身患重病，只好眼巴巴看着别人回国同家人团聚，而自己只能躺在这里等死了。丰荣部落的松田美代子病得躺在草铺上不能动，生活已不能自理，没几天活头了，可她有一个10岁的男孩儿松田庄右卫门和一个7岁的女孩儿松田美代江。她看到别人都收拾东西准备回日本，而自己却病得不能动，别人又帮不了自己，怎么办呢？她不能让两个孩子陪着自己一起死在这里，一定要让孩子回到自己的祖国。她请求同屋的难友把两个孩子带回去，只要是孩子能平安回到日本，自己死也瞑目了，母子三人抱在一起痛哭起来。同屋的难友谁能不为这母子的生离死别而流泪呢？当队伍要出发时，母子三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哭得死去活来，两个孩子怎能忍心扔下自己的母亲而独自求生呢？难友们把两个孩子拉走了，母亲哭得昏死过去，也许她从此再也没有醒来，两个孩子一步一回头地哭喊着妈妈！妈妈！难民们向哈尔滨出发了，留在收容所里的只有一具具僵硬的尸体和那些躺在草铺上不能动的还活着的幽灵……

　　1946年3月下旬，日本难民已全部撤离了难民收容所。寒冷的冬季已经过去，春风吹化了冰雪，万物开始苏醒。然而难民收容所里还有一具具尸体安静地躺在那里。方正县政府派出民工，将收容所里已经掩埋的尸体挖出来，同没掩埋的尸体一起运到炮台山的一个山沟里，共堆放了像小山一样的三大堆，然后浇上汽油火化了。”

　　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在方正县修建了一座方正地区蒙难日本人公墓。墓内合葬有5000多具日本人遗骨，他们当中都是日本开拓团的无辜妇女和儿童。日本遗孤远藤勇在其撰写的“墓志”中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尚在东北地区各开拓团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纷纷结队出走，寻找回国的途径。佳木斯附近的桦南、桦川、汤原等县的开拓团民，昼伏夜行，跋山涉水，与林口、依兰县的开拓团民一起，拟经方正县、珠河县（现尚志市）取道哈尔滨回国。当他们集结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开拓团本部（现伊汉通乡吉兴村）和兴农合作社（现方正第一中学）一带时，已是晚秋，人数超过一万多人。因长途跋涉，体力消耗殆尽，加之寒冬降临，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无处安身，传染病流行，开拓团民纷纷倒毙，活下来的妇女和儿童大都得到了当地中国人的救助和扶养。”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得到中国人大力救助的日本开拓民中，有数千名残留妇人和残留孤儿。至今方正县仍是全国最大的日侨县，也是日本遗孤最多的县，仅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回日本定居的遗孤就有205人。远藤勇就是被中国人从难民收容所收养的孤儿。远藤勇幼时随父母及全家由日本来中国，其父在日本开拓团被关东军征集入伍，祖父母、母亲和姑姑均死在开拓团撤离途中。当时6岁的远藤勇就生活在难民收容所中。1946年春，在他无人照顾、身体羸弱之际，被方正县庆丰村的中国人刘振权、吕桂芳夫妇收养，取中国名字叫刘长河。

　　2.齐齐哈尔市难民收容所见闻录

　　日本战败投降后，齐齐哈尔是西满的一个难民集中地。原先有日本侨民万余人，短时间内，满洲里、海拉尔、北安及滨洲线沿线涌入的难民就有51950人。其中开拓团36个，开拓团民8477人（应召1680人），实有6797人。分别收容于机关、学校、仓库等25个收容所。这些开拓团民因青壮年男子全被关东军征兵，剩下的大多是老弱妇孺，且经过长途奔波，到齐齐哈尔时已身无分文，备受饥饿、严寒、疾病之蹂躏，许多人在饥寒交迫中死亡。据日本厚生省援护局统计，有3500人死于非命，占开拓团民总数的50%以上。

　　关于齐齐哈尔难民收容所的难民生活，日本开拓团员山尾道雄在《宝龙义勇队开拓团避难状况》一文中记述道：

　　8月17日，全团在驻地三间房进行紧张的逃难准备。8月18日，向齐齐哈尔进发。一路上只见原关东军和满铁的官舍已面目皆非，庞大的军事设施在燃烧，昔日的关东军已威风不再。沿途不断有苏军飞机扫射，人们不得不走走停停，进行躲避。8月19日，到达齐齐哈尔，住进信永街信永小学收容所。当地的日本人会实在无力解决大批涌入的难民的食宿等救济问题。本团系满铁关系之开拓团，经与满铁再三交涉，答应由他们帮助解决部分衣服、粮食的支给。但其时满铁之仓库均为苏联军和光复军所封存，往外取物十分困难。故我们的衣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败战后的齐齐哈尔治安混乱，日本人终日战战兢兢，各家都以铁条、铁网将住处封闭起来，窗户用木板钉死，以防止苏军和匪盗的侵袭。行走中也左顾右盼，时刻保持警惕。至9月中旬，严冬即将来临，房屋保暖、菜蔬储备、燃料不足等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经过动员，日本人会拿出部分救济款，从中国市场购买，但数量极少，实乃杯水车薪。这时从国境线上下来的逃兵、开拓团员、一般避难民陆续南下本市，更增加了住宿和衣食方面的困难，甚至有人露宿街头。人越来越多，日本人会也无法安排，只好由难民自寻出路。许多人住进遭到破坏的料理屋、学校、仓库、事务所。这里窗户被拆走，床上没有床板，只好在地上铺些草，将就着住下来。吃的更成问题，是带壳的高粱、粟等杂粮，用杂粮煮成粥，就少许盐水，只能是活命而已。有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便放火自焚或服毒而死。这悲惨景象，用语言难以尽述。时以小川团长为首的日本人会为拯救齐齐哈尔4万日本难民而日夜操劳，难民中也自发地成立了“农民更生委员会”，开展互救活动。

　　10月末，苏军开始向国内输送战利品，强行征用日本难民服劳役。其时已入冬季，天气开始寒冷，这些难民穿着夏装，在寒风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败战以来的艰苦生活，难民们大都营养不良，却要每日从事大量的重物搬运，实在是难以忍受啊，有的人在搬运中倒地而亡。在离齐齐哈尔南方20公里的昂昂溪站，是关东军储藏战略物资的重地，仓库里充满了被服、食料、药品和军械，苏军每天让我们这些难民冒着严寒，忍着饥饿，将仓库里的物资搬到军用列车上。我们或一周，或10天，或20天进行一次轮换。他们不管难民体力强弱，每人每次都要背100多斤的麻袋。一节50吨的车皮，只有七八个人装，而且是些营养失调，体瘦身弱的人，其艰难困苦，可以想见。

　　当时收容所内剩下的全是病人、残疾人和护理人员，她们也在与饥饿与寒冷进行搏斗。……不久疾病开始侵袭难民，许多人发疹子，一个团内一人患病，很快蔓延开来，加之卫生设备差，没有治疗条件，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时一天1000人中死几个人，后来发展到一天死十七八个人。由于人手的不足和费用的缺乏，死去的人只好放在仓库的一隅和收容所的角落，以铁道枕木相隔，活人与死人同居，尸体散发出恶臭令人窒息。后来随着死人的增多，有的收容所雇用当地人用马车将尸体拉到郊外草草掩埋；有的抛尸于收容所四周空地。因当时天寒地冻，人们无力掘开表土，所以大多数死难者未能得到深埋，成为野狗的腹中食物，到处人骨散乱，好似人间地狱，此情此景，至今令人毛骨悚然。度过严冬之后，人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1946年8月24日，齐齐哈尔的难民在滞留一年后开始遣返。

　　关于齐齐哈尔日本难民情况，时任宪兵队中尉土屋回忆道：逃难的日侨继续从四面八方涌来。一些老人和妇女背着行李，拉着孩子，怀着一线希望来到火车站，但火车已经停开。他们有的垂头丧气地回家去，有的则拥向宪兵队驻地，请求提供车辆或安排住宿。但宪兵队已无法收容这些同胞，他们只有露宿街头。难民的住宿无法解决，食品也开始严重短缺。在日侨麇集之地，被饿得倒地的人随处可见。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总司令部已下令各地驻军将军需品登记造册，准备移交苏军。宪兵队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派我带领20多名宪兵，开着汽车来到军用供应站，不顾看管人员的阻拦，把库房里的罐头、饼干等食品以及毛巾、衣服等装满汽车，然后开进市区，只要一遇到一群日本难民，宪兵们就把东西往下扔。后来我又带人把储藏起来的准备供密探生活用的高粱、大米、白面、食盐等一百多袋食品拿出来，分给逃难的日侨。但是这点食品对大批在饥饿煎熬中的日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8月19日，苏军进驻齐齐哈尔，日军被解除武装。逃难的日侨归国无门，无依无靠，心中充满恐惧。宪兵队长玉冈大佐将氰酸钾发给未能撤离的宪兵队家属，叫她们在遇到意外时服毒自杀。玉冈大佐在向她们发放毒药时神色冷峻，目光阴森可怕，仿佛已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而接受毒药的妇女中，有的人手禁不住瑟瑟发抖。已经成为战俘的日本宪兵被关押在市郊的几间农舍里。一条从齐齐哈尔通往满洲里、海拉尔、大兴安岭的宽阔的军用公路从这里经过。虽然已是8月下旬，仍有不少逃难的日侨通过公路，向齐齐哈尔走去。他们误以为齐齐哈尔是战火中的一片绿洲。这些日侨大都衣衫褴褛，步履迟缓，看上去好像一阵风就会将他们吹倒。日俘们每天的伙食是米饭加罐头。由于没有碗，他们便用农家的大锅将饭煮好，然后把米饭和罐头掺合在一起，捏成饭团。有一天，日俘正在吃饭。我见到一位60多岁的日本老人拉着一个7岁左右的男孩，从公路上走过。老人只穿一件破衬衣，没带包袱。孩子竟赤着脚。经过日俘居住的农舍时，老人向日俘们挥手致意，孩子的双眼则紧紧盯着日俘手中的饭团。我见状便喊住这一老一小，把手中的饭团给了他们。孩子接过饭团，就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老人流着泪说：“谢谢，我们已经几天没吃什么东西了。真不知以后怎么活下去。”老人和孩子一再点头称谢，然后步履蹒跚地向齐齐哈尔走去。冬季来临，那些从战火中死里逃生来齐齐哈尔避难的日侨，还要在饥寒交迫中久久地挣扎。

　　3.哈尔滨难民收容所见闻录

　　哈尔滨市是日本难民一个重要集中地。终战前，这里设有开拓团基干农民训练所、同指导员训练所、哈尔滨义勇队训练所、义勇队向导训练所等训练机构，总称基础训练所。该训练所地处滨绥线香坊驿附近，故又称新香坊训练所。日本战败投降后，将新香坊训练所改为“新香坊收容所”。至1945年11月，该收容所共收进和周转难民88176人。计有滨江省内11708人；东安省3000人；牡丹江省25650人（内含日本战俘9400人）；三江省8930人；兴安总省1068人；北安省300人；龙江省300人；黑河省2150人；其他北满各地28100人。其时，哈尔滨市为收容北满各地的难民，曾动员以新香坊为主的，包括学校、寺院、剧场、会社、社宅、仓库等共325个收容所，计划收容难民十七八万人。收容所分为无料和有料两种，无料收容所实行生活物资配给制，主要有：位于马家区花园小学校的“花园收容所”，收容难民3000人；位于香坊区开拓训练所的“新香坊收容所”，收容难民25000人；位于道里区的“西本愿寺收容所”，收容难民800人；位于道里区的“东本愿寺收容所”，收容难民150人；位于道里区的“满拓收容所”，收容难民300人；位于道里区的“大星ホテル收容所”，收容难民300人。其他300余个收容所属于有料收容所，即难民自兴自活，靠劳务来维持生计。

　　新香坊收容所，自1945年10月开设以来，共收容难民25000人，其中当时收容17000人，遣返收容8000人（义勇队1500人，开拓团民4500人，其他2000人）。由于收容所给养粗恶、设施不全等原因，自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难民中出现营养失调、发疹子、胸部疾患等疾病，死亡人数叠加，据名册所载，总共有3338人罹难。死难者中以开拓团民为多，其中1～5岁的儿童的死亡率最高，共有1000人，占死亡总数的30%。死亡者全都埋在收容所墓地，坟前均树有墓标。一些侥幸大难不死的妇女和儿童，流落到中国百姓中间，被当地人所收养，仅哈尔滨市内的日本遗孤就有200余人。

　　关于哈尔滨难民收容所之难民状况，原向导训练所长井上觉次在《哈尔滨满洲开拓青年义勇队状况报告》中曾有记述：

　　8月下旬，三江训练所职员生徒约250人，会同训练所附近的开拓团民1200余人，合计约1500人，来所避难。9月3日，当时香坊收容所共收容日本难民约6000人。9月6日至10月9日，本收容所依然收容难民数千名，并编成数个大队。其中今村大队在教正今村实夫率领下，全员1041人，从新香坊出发，前往牡丹江，企图从该地返回日本。他们乘汽车行至横道河子，因连续4天大雨，道路泥泞，遂弃车徒步行军。在海林滞留两周时间，于9月23日抵达牡丹江市，住在一座旧军用仓库中，因食物粗糙，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有两名训练生死亡。在那里呆了大约18天，归国梦灭，复从牡丹江乘汽车返回，于18日到达新香坊难民收容所。此次行动，造成物资的极大消耗，回收容所时，原住房遭人破坏，食品不足，且都是一些高粱、粟之类粗粮，加上少量调味品，聊以果腹。当时天气渐渐寒冷，风邪不断侵入，肺炎、发疹子、营养失调症等疾病不断发生，加上人们对前途忧虑不堪，精神处于极度萎靡状态。

　　这时，难民们生活资料严重不足，特别是寝具类十分匮乏。训练生徒大部和衣就寝，少数人几人合盖一床毛巾被。不少人以草袋、麻袋盖在身上，室内燃烧着火堆，许多人围坐在火堆旁彻夜难眠。又因为长期饮食不足，营养不良，一个个身体日渐衰弱，病人迭出。为减少训练生死亡人数，今村教正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向日本人会申请救济若干被服和蒲团，以解决就寝之急需；二是组织身体条件较好的训练生五六百人到新香坊附近之农户家做佣工，以增加收入，改善难民生活。结果今村大队的训练生较之其他收容者的死亡人数要少许多（新香坊收容所的全部死亡者合计3200人以上，平均每4人中就有1人死亡）。

　　哈尔滨难民收容所收容总人数为：1945年10月末，当时为16700人。翌年6月进行第二次调查，无料收容所为6500人，25所有料收容所收容5000人，合计为11500人。1946年8月20日，哈尔滨难民收容所开始遣返难民，至9月19日，共遣返47批，76782人。有6300人因各种原因遗留在中国。

　　4.长春难民收容所闻见录

　　长春市，日伪时称“新京”，是伪满洲国之首都。据1944年9月统计，在长春市的日本人中，有满洲国政府机关职员、满铁职员、满拓公社、日本政府大使馆职员、自营业者等，共151465人。据《满洲开发四十年史》载：“从8月9日至15日战败之时的新京，到处是一派日本人逃跑的景象。逃跑的速度是很快的，但他们并不是竞走运动。而是权力在起作用。掌权的人动员一切火车和汽车，或自己开动火车与汽车；有钱的人，紧抓住货币不放，收买火车或汽车；或者多少与上述相关的人都是逃跑很快的。时至昨日仍有20多万的日本人，顷刻之间如退潮一样被吐没了，日本人直奔新京车站的方向逃跑，没有一个人向车站相反方向逃跑。一周之后，仅剩下几万日本人。在日中街上行走的人是极少数的。特别到了夜晚，这条街像死街一般，寂静的一点声音也没有。这种荒凉的景象是空前绝后的。一周之间就变成了废墟。到8月15日前后情况仍然没有变化。几乎赤身裸体面容憔悴又粘满污秽的只有眼睛仍在发光的日本人，列着长蛇般的队伍，从北至东，从西至南，接连不断地进入新京。这些在长队伍中行走的人，忍着饥饿，十分疲惫不堪，即使见到我们，一句斥骂声也没有，默默走向指定的学校或其他的收容所。”

　　据《满洲国史》载：难民的住处，首先选在学校、寺院及其他公共建筑。主要建筑和高级住宅早被中苏两军占用，一般建筑也被中国市民乘机非法占据。这样便在长春开放因家属南下而空出来的军人、军中文职人员的官舍和特殊会社的集居社宅。但是，由于都是遭受抢劫后的房舍，破损不堪，门扇、窗框、地板和地板支柱，凡是能做烧柴的木材部分均被拆揭一空，对难民而言，要过上榻榻米的生活，连想都不敢想。采暖用的煤，只购进了若干营城子煤，其他燃料无货，所以侨民会不得不花高价从中国人手里买那些拆屋弄来的烧柴。被褥、衣料，靠老住户的帮助，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人是穿着麻袋、盖着草袋子过冬的。其次的问题是口粮，战争刚结束时，曾从关东军的仓库里紧急发放口粮，不久库粮被苏军没收，无奈大部分口粮只好花高价从市内中国商人手中购进。另外，还组织难民到西安煤矿（今吉林省辽源煤矿）去集体就业。当时煤炭短缺，苏军要求解决这个问题。长春市日本人会总务部长原幸夫，于1945年10月初，率领难民4850名（包括1000名家属），分四批送往该矿，既解决了经济问题，又增产了煤炭，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对于长春市日本难民的艰苦境遇，当时尚处于软禁状态而留下来的关东军幕僚，曾向东京发出如下电文：

　　8月29日：“面临两个月后的寒季和紧迫的粮食问题，实不胜忧虑。我等认为国家需要付出全副努力，对此妥善处理。”

　　8月30日：“新京的难民甚或有绝食数日者……关于取暖用煤，即使有劳力也不能运输，担心一入冬季，饿死冻死者将不断发生……询问当地苏军首脑的本意，则云应由东京解决，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烦请急速给予帮助，使之得以迅速送回国内，至盼。”

　　9月2日：“……眼看冬季将临，约80万难民拥挤在南满一带，无食物，无住处，无钱，陷入绝境。”

　　但此时的日本军部自身难保，哪还有能力去管那些遗留在中国东北的战争难民呢！所以这一封封电报都是石牛入海无消息。等待难民的只能是严寒、饥饿、疾病和死亡。“不久冬天来临了，在收容所见到是用草包包裹着的尸体。尸体堆积在马车上，运往新京南面的火化场，一连几天火化尸体的气味，弥漫在新京的上空。”

　　一个在西伯利亚被扣留了23年后平安归国的开拓移民说：“我是8月10日应征入伍的。我的两个女孩子，一个10岁，一个8岁，同他们的母亲生离死别，寄养在近处的人家。同苏联军队一交战，我就上了前线。但是在作战时连一支步枪也没有发给我。渐渐地被苏联军队追上了，一天来到一条大河边，在这里有很多日本人，男的多是年龄大的人，后边全是女孩，我的两个孩子也在当中。她们破衣烂衫，满身泥土，啃着青包米。我多么想同她们在一起，关照她们啊！而只能说：别和大家走散了！再三叮咛，之后又继续行军。后来被苏军俘虏，扣留在西伯利亚。在那里，我是多么痛苦难熬啊，但想到孩子，为了她们的幸福，咬紧牙关顽强地生活下去。可是两个孩子一个也没回来。也许死了，也许活在满洲。”

　　这位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日本战败投降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日本难民蜂拥长春。1945年9月，在大撤退时，长春原居日本人由15万余人锐减至9万余人，而到1946年6月，滞留在长春等待遣返的日本侨民则上升到20余万人，净增外来难民近12万人。这12万难民中有开拓团民28637人，分别来自东满、北满、西满各地的134个开拓团。其中绝大多数居住于长春市南郊绿园地区及比邻之兴隆街、南大房身、西大房身、东大房身等五处日本关东军军官宿舍。如此众多的难民，由于极度的身心疲劳，加上天寒、营养不足和不卫生等原因，还有吃不惯高粱米和小米引起的消化不良，导致营养失调和肺结核病并发，以致不断发生难民死亡的现象。长春日本人会开设8个保健所，40个保护所，配备500名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地进行防治。但是，从战争结束至翌年3月的8个月当中，死亡人数竟多达25000人。最严重的病是传染病，其中以斑疹伤寒尤甚。死亡率4岁以下儿童占56%，60岁以上的老人占31%，幼儿半数以上在难民营中死去了。长春日本人会在铁西赛马场旧址挖掘3万人的墓坑来做日本人的共同墓地。据《满洲开拓史》记载：1945年11月末，难民收容所中的难民开始发疹子，且传播极快。尽管日本会开展诊疗大动员，采取增设诊疗所、设置隔离室等措施，但仍有90%的开拓民患病，死亡者不断出现，起初是几人，十几人，后来竟发展到每日死亡百人以上。悲惨的景象笼罩各收容所，简直与活地狱相差无几。在南大房身的南边，每天都有新的墓标在竖立，密密麻麻一片。这种趋势直到第二年三月才逐步得到控制。新京市流入之近3万名开拓民，死亡5827人，死亡率为20%。这种状况从新京市终战后各医院诊疗统计上，也可得以印证。如：位于绿园区西大房身的“大房身保健总院”，从1945年10月29日至1946年7月18日，共收治开拓团病人20000人，死亡3000人；“大房身保健院绿园分院”，自1945年9月27日至1946年7月15日，收治开拓团病人1000人，死亡300人；“大房身保健院南大房身分院”，自1945年9月27日至1946年7月15日，共收治开拓团病人2500人，死亡800人；“大房身保健院兴隆分院”，自1945年9月21日至1946年7月18日，共收治开拓团病人3000人，死亡1200人。这四个医院总计收治开拓团民26500人，其中死亡5300人。

　　在长春日本难民收容所，有许多妇女和儿童得到中国人的庇护和救治，成为不幸之中的有幸者。这一点，就连日本人在自己编写的《满洲国史》中，也不得不予以客观地表述：“战争后期，生活必需物资紧张，强制出劳工，强制缴农产品，中国人对满洲国，进而对日本人的反感情绪不断增长一事，乃是事实。乘此时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思想宣传活跃了起来。但是，并没有因此发生由于战争结束，一举爆发共产革命，或者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以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的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5.沈阳市日本难民收容所见闻录

　　沈阳市，伪满洲国时称“奉天市”，是东北的重要工业基地。日本战败投降后，大量日本难民涌入沈阳。1945年8月14日，伪牡丹江省穆棱县伊林山城开拓团逃到沈阳，这是进入沈阳越冬的第一个开拓团。随后各地日本难民蜂拥而入，到1945年底，短短的136天中，流入沈阳难民总数达15万人。其中有开拓团121个，开拓团民19318人，分布在沈阳铁西区等区的工厂、学校、仓库、军营的难民收容所内。由于许多日本难民从远在千里之外的边境地区长途跋涉到沈阳，身心极度疲劳，在严寒、饥饿、疾病侵袭下，罹难者比比皆是。据《伪满洲国史》一书记载，自日本战败至1949年期间，共有12353名难民死亡。日本人会对6055名开拓团民进行抽查，有记载的死亡人数是1772人，死亡率达29.2%。按照这一比率推算，则沈阳越冬开拓团民19318人中，至少有4640人死亡。相当数量的妇女和儿童因得到当地中国人的救援而得以幸存。沈阳市的300余名日本遗孤中的绝大多数，是日本难民收容所流落出来的。

　　“东生”是在沈阳街头被日本母亲送给中国母亲的。那是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傍晚，一位叫朱淑清的中国妇女，卖完布头后回家时，一个衣衫单薄的日本妇女，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孩，向她招手说：“你的救命吧，我的小孩送给你……我的吃饭的没有……”朱淑清看看病弱的孩子，又看看憔悴的母亲，心软了。都是苦命啊，一股巨大的母爱从心中油然升起。她拿出仅有的300元“绵羊票”（伪币），全给了孩子的母亲，接过了病危的小生命，并取名“东生”。

　　“杜万春”生于1938年，原籍日本富士山下的一个小镇，战争后期来到中国。他在回忆1945年滞留在沈阳南站收容所的情景时说：“贫病交加的母亲，已经无法再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记得11岁的哥哥，被一个中国男人领走后再没有回来，母亲成天沉默不语。已是初冬季节，天寒地冻，我们身无棉衣，腹内无食，母亲领着二哥和我来到一家中国人家住一宿，次日清晨就发现母亲不见了。接着哥哥又被送给一家开客栈的老孙家。我被领到现在的养父杜炳仁家，他是一个成衣匠，老两口50多岁没儿没女。老人心地善良，把我当成亲儿子待，当时只有7岁的我，打心眼儿里感到温暖。”

　　向田纪南于1940年生于开拓团。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全家逃亡途中被困在沈阳南站附近的日本难民收容所里。小向田患了重感冒，父母对此无能为力。为了活命，父母把他送给了沈阳郊区北陵乡小韩屯的农民汪海峰，取名叫汪振山。

　　“陈先国”的经历也是这样。1945年，他父亲阵亡，母亲带着6岁的他和一个妹妹逃难回国。途中，妹妹和母亲都在沈阳的难民收容所里相继死去。正在他孤苦无亲的时候，一个叫董淑清的妇女流着眼泪把他领回家去。董淑清老伴姓陈，是做小买卖的。老两口没儿没女，得到这个日本小孩，视若掌上明珠，起名叫陈先国。

　　6.抚顺市日本难民收容所见闻录

　　抚顺市是东北的著名煤都。终战前共有日本人41494人，其中属于抚顺煤矿系统的有28000人。日本战败后，从外地流入的难民有39330人。其中开拓团民10379人，分别隶属于57个开拓团。这些开拓团民有直接进入抚顺市的，如奉天、四平、吉林省磐石县等开拓团；也有从黑龙江三江地区、牡丹江地区远道而来者；最远的是逊克县青森乡开拓团，他们从小兴安岭逃出后，于11月初到达抚顺。此外，还有日本人会、苏军从长春、哈尔滨调出的几个开拓团，南下抚顺，从事挖煤作业。

　　由于采煤劳动强度大、营养失调、传染病流行等原因，抚顺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死亡率很高。根据对8520名开拓团民的抽样调查，死亡人数达3610人，死亡率高达42%。按此比率推算，全部开拓民10379人，死亡人数可达到5360人。当时，在饥饿和死亡的威逼下，一些日本儿童走进了中国家庭。据统计，抚顺市共有日本遗孤190余人，成为辽宁日本遗孤最多的市之一。关于抚顺日本难民收容所的生活，许多日本遗孤尚记忆犹新，从她们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较好的佐证。

　　上田和枝回忆说：1945年东北光复后，我们全家6口人从北满逃难到抚顺。原来我家8口人，有父母、3个哥哥、1个姐姐、1个妹妹和我本人。我们全家在日本战败前一二年移民到中国东北。后来大哥回日本，父亲在1945年被水淹死。光复后，母亲带我们5个孩子逃难。途中二哥在挤火车时被火车轧死。到抚顺后我们住在东大院辅导院收容所。生活很苦，缺吃少穿。母亲为了让我们活命，便把姊妹4个先后送给中国人。我被送到韩家，取名叫韩桂荣。

　　种子岛久子回忆说：我是1943年2月18日生于日本东京都市佐京区田中大堰町百拾番地。1944年随父母来吉林省桦甸县杨树村开拓团种地。1945年东北光复时，父亲死去，母亲领我们4个孩子逃难到抚顺难民收容所。一个孩子病死了，母亲为让我活下来，便把我送给中国人付同德收养。后来养父母离婚，养母改嫁给一个叫鞠明顺的人，我随养母到鞠家，取名鞠桂荣。

　　堀内和子回忆说：我是1943年1月2日生于日本京都市中京区西京中保町五拾玖番地。1943年4月随父母移民到中国吉林省桦甸县太平屯开拓团。1945年6月，父亲堀内光雄被征入伍。日本战败投降后，母亲、外祖母领着我和妹妹、4个姨准备回国。大姨有残疾，行走不便，离开桦甸太平屯就下落不明了。后来外祖母和三姨、姐姐先后死于中国抚顺工业学校难民收容所。1946年2月，母亲考虑当时生活无着，加上疾病缠身，就将我和老姨送给中国人扶养，不久她也死在难民收容所。我被送给一张姓人家，取名张淑珍。我们一家只有四姨回到日本国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然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彻底破产。其结果使分布于东北各地的上千个开拓团一朝覆亡，数十万计的日本开拓民遭到了灭顶之灾。据统计，日本战败后，开拓团民死亡总数为78500余人，其中有11520人自裁；被前苏联扣押在西伯利亚的有34000人；下落不明的36000人；遣返回国的110000人，占开拓民总数27万人的40%。所以绝大多数日本开拓民是日本侵略政策的牺牲品和替罪羊，是这场战争灾难的直接受害者。而遗留在中国的所谓“残留妇人”、“残留邦人”、“残留孤儿”这一特殊群体，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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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拓团覆亡实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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