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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专栏

从童工到特殊工人

时间:2017/6/4 12:13:54   作者:武永和   来源:抚顺七千年   评论:0
内容摘要:我原籍是河北省定县,1926年5月11日生。我小时候家里特别困难,12岁那年就到东北当过劳工。  那年春天,有招工的到我们村,说是修北京到天津的一条公路,到那后有饭吃,还给工钱。我们村里有两个大人要去干活,一个姓张,叫张凤鸣,一个姓刘。我父亲说在家饿也得饿死...

来源:《中国“特殊工人”》(2015年04月出版)


武永和

武永和

 

  我原籍是河北省定县,1926年5月11日生。我小时候家里特别困难,12岁那年就到东北当过劳工。

 

  那年春天,有招工的到我们村,说是修北京到天津的一条公路,到那后有饭吃,还给工钱。我们村里有两个大人要去干活,一个姓张,叫张凤鸣,一个姓刘。我父亲说在家饿也得饿死,你跟着去吧,就把我托付给这两个人,说你们给带过去,给养活吧,只要能活着就行,有饭吃就可以。其中姓张的在天津待过,说:“那行,天津我熟,让他跟我们去吧。”就这样,我就和他们一起跟招工的走了。一到石家庄就给看起来了。他们把我们从定县先卖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卖到天津,又从天津卖到东北一个叫“义和祥”的包工头。义和祥就把我们看得很紧,一直把我们送到东北汪清的大山里修火车道。

 

  义和祥的所谓“三九点”是很有名的,就是每天早上三点钟上工,晚上九点钟下工。那可真苦啊!还不给工钱,一分钱也不给,就是能吃饱。一天吃五顿饭,四顿饭在工地吃,只有晚饭回到住的地方吃。吃的是高粱米饭、面,还有黄豆、豆腐等,不管好赖能吃饱。住的是窝棚,窝棚里中间挖一道沟,两边地面铺上点木头杆,再铺上草,就睡在上面。天下雨时,窝棚中间的沟里都是水。

 

  我们在汪清干了大半年,每天干活就是挑土,修路基,扛枕木。没有衣服穿,就把麻袋两个角抠两个窟窿,中间抠一个窟窿,伸进双臂,露出脑袋,麻袋当衣服。像这样的麻袋一夏天扛坏了几十条。有时往下揭麻袋时,连膀子上的肉皮都一起揭掉了。那年我才12岁,一根枕木有100多斤,我扛一根枕木上三级跳板,累得两眼冒金花,勉强扛上去,差点没摔死。大人看见了说,你可别扛了,以后我们替你扛。干活有定量,比如说十天干多少,有日本兵看着,谁干得慢了就打,那是真打呀。我们修桥,桥下有水,中国人要从桥上过,他也不让你过,打你,就让你蹚水。在那想跑也跑不出去,到处是大山。有一个人逃跑了,第二天又偷着回来了,说没办法跑出去。我们这个队都是一个县去的,共30多人,回来时就剩下二十几人,死了十来个,这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县是这个情况,别的县死的也不少。那个地方蚊子特别多,小蠓虫总是围在头顶上嗡嗡地。死的人除了累死的,大部分是得病死的。得了病也没人管,日本人和义和祥什么都不管。后来天冷了,没法干活了,才把我们送回来。死的那些人都是外村的,我们村这3个人都回来了。他俩对我说,不把你带回来,没法向你父亲交代。


从童工到特殊工人
资料图片

 

  我回家后,感到当亡国奴是真不行,我父亲也说,你还是走吧,第二年我就参加了八路军。我是1939年参加革命,开始时在八路军129师358旅3团,当时才14虚岁。我在家时一天书没念过,参加后始终在学校里,开始在青年训练队,后来到358旅青年军事训练队,以后358旅、386旅青年训练队合并,归129师师部管,又把我调到师部两个月,以后又到抗大6训(队)和陆军中学。陆军中学还没开学,日军对华北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大扫荡”快结束时,大概是1942年7月,在山西的一个地方(那时小,具体地方记不清了,是山区),我和两名同学一起被俘。加上其他单位的,一同被俘约有五六十个小孩。被俘后,日本兵把我们这些人的胳膊上都刺上了字,刺的是俘虏我们那个日本军部队的番号。开始时往前额上刺,大家都躲,后来抓住胳膊往胳膊上刺。刺字是用线把针拴在一起,用针刺后抹上墨水。右臂被刺字后,我往裤子上蹭了一下,所以有些看不清了,具体是日军的哪个部队也不清楚。也有的人胳膊上被刺字后发炎溃烂了。

 

  我在129师师部时,也管理过日军俘虏。八路军对日军俘虏的待遇特别好,他们吃的饭菜和师部一号首长、二号首长(刘伯承、邓小平)一样,饭就从一个锅里盛,俘虏吃的菜有时比首长的还好。当时把我调到师部就是负责管理日军俘虏,我负责管理一个中年的日本军官,有两个多月时间。开饭时,先给一号、二号首长打,然后就给日军俘虏打,我负责给俘虏打饭。

 

  可我们被俘虏后就不一样了,两三天没饭吃,没水喝。不吃饭饿点还好说,喝不到水,人能受得了吗?我们这些被俘的五六十人都用绳子拴在一块,在押送的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亮的(有水)地方,马上趴下就喝,人都用绳子绑着,一趴下一大溜。两三天后,押到一个县城,大概是涉县的火车站,用火车送到太原,关押在太原监狱,听说过去是阎锡山的兵营。

 

  在太原关押的俘虏有六千多人,听日本人说,监狱里的战俘分成三等,一等的是山西的,大概是皇协军之类,投降的,待遇最好;二等是国民党军队,大约是一个整师,没怎么打就被俘;最差的是八路军,八路军战俘人数不多,其中小孩多,最大的19岁左右,年龄再大些的八路军听说都被杀害了。与我们一起被捕的还有几个女学生,她们曾在太行学校学习过。在太原监狱就更苦了,每顿只给一小碗小米饭,不仅给的少,有时还不熟,更主要是人多,也没水喝,每天至少死十几人,连我都去拽过死尸。在监狱附近有一座庙,庙不大,但庙四周有很大的场地,死了的人就扔到那里。为了避免更多的人染上疾病,日本人就命令战俘到太阳底下晒,用阳光消毒,其中有一些人竟被晒死了。

 

  在太原监狱被关押两个多月之后,我们一行六百多人被押上火车送到东北,领队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长。我们从太原监狱出发,乘闷罐车先到阜新。每一车皮有二三十人,上车前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锅饼、咸菜,这几天大概是中秋节,还得到了半块月饼。因为在太原集中营喝不到水,上车后我们都喝了很多凉水,结果大部分人开始闹肚子。车上没有厕所,只给放了一个桶,大小便都便在桶里,谁便完了谁用自己的衣服把桶盖上。车里气味难闻。

 

  到了阜新,把我们这六百多人分到西部,住在有三层电网的院子中。院子里有十多栋平房,我们那房子住六十多人,屋里很冷,冬天墙上都是霜。院门口有警察站岗,拿着枪。每天干活下煤洞子,出了电网就下洞子。我们这些小孩还好些,安排我们做杂役,在井下或外面干些轻一些的活。到了冬天,我们从关里来的这些人感到特别冷,我们没有棉衣服,都是用草袋子往身上围,用草绳子栓上。再一个就是吃不饱。吃的是苞米面大饼子或高粱米饭,但给得少,吃不饱。虽然也有卖东西的,但我们没钱买,有时就从垃圾箱中找东西吃。唯一较好的是喝水还较方便。我们分析日本人是有意不给我们吃饱,就怕我们吃饱了闹事。由于在太原时都被折磨得很厉害,往东北运时几乎每个人都有病,所以到阜新后死了不少人,我们这六十多人就死了两三个。电网里的两层有电,光电网就死了好些人,靠近电网就会被吸进去电死。与我们在一起的有一些官兵,据说是被捕的一个整连的八路军,有一百多人,他们报的是国民党的什么部队,这些人非常团结,一天晚上,他们暴动了。听说用板子搭在电网上,电断了,都跑出去了。这批特殊工人暴动后,日本兵马上去追,结果跑的大部分被日本抓住,抓住的一个都没剩,全被杀害了。我们这些人都不让动,到院子里集合,没让回屋,到了下午开来了一列车,把我们剩下的这五百多人又押上闷罐车,送到了虎林,把我们重新交给日军部队了。

 

  下了车后,我们走了一两个小时,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大草滩,听说不远的地方就是苏联。每天干活是修路,我们这边一个队,远处又一个队,相对着修,有一个排日本兵看着我们干活。我们这些人干活挨打是正常的、经常的,有时日本兵队长不高兴时,拿着棍子挨个敲,挨打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住的是草滩上就地挖半米深的地窝棚,上面盖上席子和草。我们一个窝棚住六十多人,除了队长、连长是大人,我们这个队都是小孩。吃的一顿就是一窝窝头,没有盐。有木桶装的大马哈鱼是咸的,当盐吃。吃的东西给的少,像我们小孩还行,大人饿得受不了,只好弄些野菜树叶吃,饿得走路直打晃。由于又累又饿,有3个人跑了,日本兵去抓没抓到,可几天后他们又回来了,因为跑不出去,到处是水。回来后日本兵不给他们饭吃,让他们在门口跪着,让我们上下工都能看到。我们对面那个劳工队也有一个人跑了,也没跑成,被抓回来喂狼狗了。我们在虎林干了一整个夏天,一起干活的这些人死了有六七个,都在附近就地埋了。我们小孩干的活轻些,有时让我们去附近山上割条子,编筐用,出去时遇到水坑有鱼,有时还能抓几条鱼改善生活。我们这些小孩在虎林没有死的。

 

  到了秋天天冷了的时候,又把我们押到抚顺煤矿。到抚顺后,先让我们把衣服脱光,把衣服用蒸汽消毒,每个人在一个有药水的大池里泡一下,出来再穿消过毒的衣服,然后分配到各矿,我被分到大山坑(今胜利矿)。到了煤矿,我们又归把头管了,大把头叫曹玉轩,小把头姓王。在煤矿虽然不像在部队管时那么严,但也不能随便活动,到市里去不行。我干活是在井下扛木头、支棚子。这时给开工资,但钱很少,除了买窝窝头、高粱米饭,每天若是能买块豆腐沾点咸盐,就是改善生活了。住的条件就更艰苦,房子四面透风,冷气直往屋子里钻。那年冬天格外冷,我们没有棉衣穿,只好用麻袋片御寒,用草绳缠腿。睡觉时没有被子,只能用破麻袋盖。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要冻死、饿死十多个人。

 

  我们这些特殊工人抱团,有的伪满警察欺负我们,都被我们收拾了,而日本人对我们特殊工人,只要不反抗日本人,他们就不怎么管,所以伪警察一般不敢惹我们特殊工人。后来日本人就把我们特殊工人都给分开了,一个把头分几个。分开后我们联系不上了,力量小了,就不行了,日子也更难过了。在抚顺也经常发生事故,天天有死人。我们一起来的也死了好几个。劳工死了,就放在房山头,然后再拉走。后来把我们分开了,详细情况就不清楚了。

 

  光复后,我到沈阳,想回去找原来的部队。后来在沈阳遇到接收抚顺的干部,他们也在找特殊工人,了解我的情况后,就对我说:你回抚顺吧。这样,我就回到抚顺煤矿,重新参加了革命。我先后在矿务局、市委和商业局等部门工作,1986年从商业局离职休养。

 

  编者注:文中所称“义和祥”是中国人土建业承包商,从日本包工组手里承包工程,但无投标权,他们原为日本承包商下的大把头,依恃日本人拉帮结伙,控制众多劳工,形成在土建业中根深蒂固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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