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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专栏

恢复支部,分批归队

时间:2017/6/9 12:35:53   作者:马苏义   来源:《中国“特殊工人”》   评论:0
内容摘要:1941年我部奉命到岳南的浮山、翼城、临汾、嘉陵一带开辟三分区工作,当时三分区司令员孙定国,政治委员马英,参谋长杜则生,政治部主任朱佩宣,我在政治部任技术书记。到达该区后,连战连捷,部队情绪非常高涨。9月间消灭了顽军赵司令的一个团,之后,该部(即分区司令部)进...

来源:《中国“特殊工人”》(2015年04月出版)

 

马苏义

马苏义


  1941年我部奉命到岳南的浮山、翼城、临汾、嘉陵一带开辟三分区工作,当时三分区司令员孙定国,政治委员马英,参谋长杜则生,政治部主任朱佩宣,我在政治部任技术书记。到达该区后,连战连捷,部队情绪非常高涨。9月间消灭了顽军赵司令的一个团,之后,该部(即分区司令部)进驻某村。由于对敌情掌握得不准,于23日被日军包围于佛庙岭。拂晓时忽听枪声四起,部队毫无战斗准备,仓促应战,且战且退至西南沟时,部队因一天没吃饭,十分疲倦,伤亡也极为惨重。除打死打伤者外,只有部分人冲出,机关人员未能突围。当时我率领一群小鬼及挑夫(政治部文件都在这里),手无寸铁,情况十分危险,已料到不是被打死便是被抓去,只好先把文件烧毁再说。刚烧完文件,敌人就上来了,几个同我一起烧文件的同志全都被俘。我被俘后化名杨三春,经审讯直送太原战俘集中营。当时看到有上万的中央军也被关在这里,据说系98军的将士,也有我们同志100多人。在这里关了不久,即被送到东北抚顺煤矿。


  那时我想:“只要不死,一定回到部队。”然而,日本人的看管十分严厉,甚至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很难得。到了抚顺之后,才稍有好转,因为他们每天都让我们做工。


  到抚顺后,同志们分别被编为采煤工、木工等,通通称之为特殊工人。所谓特殊工人就是他们都是抗日犯,到这里劳动改造来了,与其他工人在人格上有所区别,工资也十分少。那些丧尽天良的把头仗势欺人,唯恐我们逃跑,第一个月的工资全被他们扣去,作为所谓押金。工作非常劳累,名义上每日12小时的工作,但往往除去一下班领取传票和电灯以及洗澡做饭这些事情之外,休息的时间仅有四五个钟头,很多同志染病以至死亡。


  我和熊言顺、南品同志是先来抚顺煤矿万达屋的,具体时间可能是1941年11月上旬,共有被俘同志百余人,其中党员不足30人(高光鉴、李新民同志来以后党员就多了)。我们为了扩大党的影响,[此处疑有漏掉字句,前后意思不接]当时东北抚顺工人群众与关内不一样,对敌人斗争表现不强,主要是有部分人对我党、八路军还存在认识模糊。二是团结教育和保护被俘同志,继续与敌人斗争。三是准备暴动逃跑回部队。所以我们来抚顺当时就组织支部。当时支部主要领导人是熊言顺、南品和我,不久高光鉴同志来抚顺和我们相遇,也参加党支部的领导工作。我记忆当时的分工是熊任书记,高光鉴同志负责政治工作(宣传委员),我负责组织工作(组织委员),南品同志负责军事工作(委员之一),李新民同志来后也参加了支部领导工作(李新民同志来抚顺十多天即暴动)。


恢复支部,分批归队


  这时我们在支部领导下,除对部分人员中的悲观思想、斗争无信心进行教育外,其次就是准备暴动逃跑。我们当时研究的是往热河奔(我们觉得热河有抗日游击队)。


  暴动的行动准备:(1)秘密召开了动员大会,动员大家报名,记得当时报名共有百余名,编7个班,同时每人准备了铁棍子作为武器;(2)准备应用的物品,纸、笔、钢笔水、指南针、病人使用的药品等,都一一由党员同志们的党费中支出。支部在领导暴动前拟定了一些宣传口号,由高光鉴负责。


  当时群众、干部(支委)都纷纷要求进行,不要做日本人的奴才,都提出:“多给日寇干点活,就多杀一个我们中国人”,“不如快回部队”等。于是在1941年12月20[21]日晚就进行了,先由万达屋奔向浑河到北山(铁岭附近),进行一夜的急行军,来到三家子村已是亮天了。由于我们对向导的警惕性不高使其跑掉密告,不久日伪军从四面八方围击,我们48名同志又被捕,押送抚顺监狱,进行严刑审讯,敌人主要找领导人和党组织。但由于我们支部秘密联络各党员,更秘密联络群众,坚持信心,保守机密,由此虽受到日伪非人道的严刑,但我们同志均齐口同音地说:“领导人是死者王振”(此名是互相串通造的假名)。敌人无法,只好加倍严刑拷打,过电、灌凉水、皮鞭,有时被打得昏死几十分钟。最后,南品、李新民、高光鉴同志挺身而出,承认是暴动领导者,敌人便将他们带到沈阳。暴动失败主要问题是领导干部与部分群众的急躁情绪,条件未成熟,急于要求回部队,特别是路线没有侦察好,造成一夜急行军未走出几十里地,其次是对东北情况不了解,造成暴动的失败。


  1942年2月,我们回到原煤矿做特殊工人。为了继续与敌人展开斗争,我们在原支部的基础上,恢复了支部,我任支部书记。我们采取分期分批的归队办法。当时找到一个关系,送出一人要20元钱,于是我们决定让一些较主要的领导同志先后分批回队。我于1942年冬天回到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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