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无法修饰的一双手
2017-05-18 11:52 抚顺七千年 王尧
2005
华人乐坛的骄傲、香港Beyond乐队主创兼主唱黄家驹有首写给母亲的经典歌曲《真的爱你》，每当听到那优美的旋律，轻轻哼唱起“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的歌词，我都会想起我至亲至爱的大表姐——大文姐的那双手，那是一双极富母性和道义的双手，慈爱温暖的长姐的双手...
华人乐坛的骄傲、香港Beyond乐队主创兼主唱黄家驹有首写给母亲的经典歌曲《真的爱你》，每当听到那优美的旋律，轻轻哼唱起“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的歌词，我都会想起我至亲至爱的大表姐——大文姐的那双手，那是一双极富母性和道义的双手，慈爱温暖的长姐的双手。
我母亲的娘家是个大家庭，算上我们这枝共有五家，与我和妹妹同辈的哥哥姐姐就多达二十五人，男孩有八个，女孩则有十六个之多。女孩又尤以大姨家居多，有六个女孩。小时候每当我到大姨家作客，看着围坐在外祖母身边、花团锦簇的“八姐九妹杨排风”时，就喜欢用“七仙女”来形容她们，夸得表姐们直劲儿称赞我这小弟弟嘴甜。其中的大表姐文霞既是我大姨家的领军人物，又是全家族兄弟姐妹“男女混合排序”的老大。长辈们愿意叫她的乳名“大文”，而我也自小就叫她“大文姐”。
大文姐是1947年生人，比我长十七岁。那时外祖父母全家和大姨家还都在老家的村里居住。长辈们都分外喜欢这位全家族第一个降生的“凤凰”。
母亲还记得，好容易盼到了大文姐满月，我二姨就第一个把她抱进了外祖父母的故居。那时还是小女孩的二姨每天早上匆匆梳妆后，就急忙去大姨家接她，全家老小环绕着这个白白胖胖、眉清目秀的女孩喜笑颜开。大文姐又可爱又懂事，给大人省心省事，性格刚强不爱哭，不仅在舅舅、姨母的心目中待遇从优，在外祖父母心中也绝对是位“小贵族”。
作者的外祖父母在乡间居住的老屋
只要她一进门，外祖父母再忙也得赶快招待孩子，什么吃鸡蛋啊，红线大米饭啊，从城里买来的“槽子糕”啊，倾其所有，可劲儿招待。“规矩”特别大的外祖父还常拉着大文姐的小手，用脚把孩子兜起来悠着“坐飞机”，眉开眼笑地逗着孩子“逗逗飞”，爱不释手，珍爱有加。母亲说，在全家族的兄弟姐妹里，只有三个人深得外祖父母偏爱，享受别的孩子比不上的“最高待遇”：全家族第一个“凤凰”大文姐，第一个“龙头”男丁、我的大表哥洪仓，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最小的外孙子。
大文姐和我母亲的感情要胜过她与大姨的母女情。自我懂事起，母亲嘴边就挂着大表哥洪仓和大文姐的名字。母亲结婚晚，工资高，历来舍得给侄男外女花钱。虽说是“雨露均沾”，但还是可着大文姐和大表哥洪仓这对全家族最大的“金童玉女”，什么穿衣戴帽“布拉吉”、零食吃喝都备齐。大表哥长大后，母亲给侄儿在城里找了工作，想见就能见得着，但大文姐却远在农村，母亲特别惦念她的生活境况，时间一长见不着就想得厉害。大文姐特别要强、上进。她是大姨的长女，下面有五个妹妹、一个弟弟。
大文姐和大表哥这对"老大"童年时的合影
正值豆蔻年华时的大文姐
大姨身体不好，大文姐就像母亲一样照顾弟弟妹妹，自小就用她勤劳不息的双手，砍柴、做饭、洗衣服、带孩子，弟弟妹妹们从心里敬重大姐。大文姐在农村成家，又接连生了四个孩子，生活的艰苦拮据可想而知。但在我的记忆里，大文姐从来没有传递过任何日子困难的消息，反倒是在我们最关键、最困难的时候，像女儿一样帮助最疼爱她的三姨，我忘不了大姐在患难岁月里向我们伸出的援手。
七十年代初我家在清原县农村下放时，每到秋末，割柴禾备冬就是一道不小的难题。在农村，整个冬天到第二年开春的取暖、做饭都要靠这时上山砍柴积攒起来，每家的院落里、房前屋后都垒起了高高的柴禾垛。那时在南口前中学教书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每天都要骑车走十华里到学校为学生上课，晚上还要再骑十里车回到村子，人精疲力竭不说，也没有成整的时间去砍柴。
我那时只有5、6岁，人比镰刀也高不了多少。村里的乡亲们都忙着农活和割自己家的柴禾，也无暇帮我们。下放的第二个冬天，我们就曾因为柴禾不够，把从城里带来的煤坯烧了取暖，结果因为煤坯受潮燃烧不好，屋子怕冷没打开，导致煤烟中毒险些出了大事。知道了这件事，大姐心忧如焚，此后每到这时，重情重义的大文姐就发出“将令”，派丈夫百里迢迢地专程来帮我们砍柴。年轻时的大姐夫特别英武帅气，1.8米开外的大个头，红白相间的四方脸，浓眉大眼，就像“袍带书”里描述的年轻武将，孔武有力，英气勃勃的“美英雄”，细腰乍背，扇子面的好腰条。他身强力壮，酒量也大，来到村子前后也就几天的上山下山，就把割来的柴禾堆成了垛，足够我们烧的。大姐夫奉大姐之命一连四年来我们村里砍柴，直到我们离开那里回城。
1978年我上初中时已严重偏科，数学、物理成绩超低，放暑假时，母亲就让我住到农村的大文姐家，由当时任中学教师的大姐夫给我补习。大姐夫不仅是干农活的好劳力、硬把式，在抚顺县教数学和物理也很出名，后来是在校长任上退休的。不知道是不是鬼使神差，那一个月在大姐夫的耳提面命下，我居然事事通，大姐夫背地里对我母亲说“三姨，你这儿子就是欠打，一上劲儿（指加压力）就什么都会了。”其实，大姐夫高估了我。数理化对我来说早就索然无味了，一时的“开窍”纯属偶然。可能学文的人形象思维好，对造型、线条特别敏感，后来在高中文科班时有次立体几何考试，我这个理科“菜鸟”居然全班第一，那也是我学生生涯绝无仅有的一次。
回想这次的“乡村二进宫”，最难忘的是吃得太艰苦。大文姐孩子多，日子过得很俭省，但更知道我这个小弟是打小就精粮细作的胃口，“一般的东西都不吃”。我到的第一天，大文姐就把小外甥、外女们平时都享受不到的细粮拿出来做米饭，还用荤油香喷喷地炒了鸡蛋、蕨菜招待我。但毕竟条件困难，不能每天都吃细粮，我也只好咬紧牙关跟全家吃黄澄澄、“拉嗓子”的玉米面大饼子，大葱、辣椒蘸酱。大姐尽力给我改善饮食，但条件就是如此，心疼弟弟也没有办法。
整整一个假期的玉米面饼子吃得我苦不堪言，又怕大姐歉疚，表面上还装出甘之若饴、倍觉新鲜，吃不够的劲儿。回家后，母亲惊讶地睁大眼睛看着儿子，说本来是“黄白镜子（指脸色）”的文弱儿子，就一个月怎么变成了个挺壮的小黑胖子，黝黑的脸上只有一口小牙是白的。我在大姐家仅过了一个月都感到度日如年，而拉扯几个孩子的大姐要长年累月这样艰苦地生活着，这令我从此特别牵挂和想念她。
1988年我要结婚了，自小就疼爱弟弟的大文姐欢喜不尽，早早来告诉我母亲说我和妻子的结婚礼服由她亲手做。自小就给弟弟妹妹们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大文姐心灵手巧，是十里八村远近闻名的裁缝。大文姐给我精工细作地亲手缝制了一身双排扣蓝料子西服，给我妻子做了一套红呢子套装，布料都是大文姐买的，做工笔挺，比时装店卖的西服还好。现在虽然不能穿了，但已被我珍藏在箱子里。这既是大姐挚爱弟弟的锦上添花，更是深知三姨家底薄的大姐的雪中送炭。
母亲参加我妹妹婚礼时的礼服也是大文姐用巧手，把母亲的老式呢子大衣改制的。大文姐后来到城里开了裁缝店，刚站稳脚跟，就搭人情、千方百计利用生意圈的关系，陆续把妹妹们和弟弟带了出来，帮他们在城里找了工作，安家立业。全家族“龙凤之首”的大姐的这双手，不知为弟弟妹妹们挨了多少累，是我们走向幸福的摆舵的手！
如此厚道善良，礼数周全，为人称道的大文姐，也因为善良、重义而被“好朋友”坑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90年代初，大姐有个“好朋友”，我还见过这个姓王的女人，白皙瘦削，戴着一副近视镜，看起来挺斯文，挺会说话，也看不出有什么蛇蝎心肠。后来这个女人向银行贷款了大概十万元钱，求大文姐提供担保，以解她的“燃眉之急”。一向重情重义的大文姐想都没想就签了字。结果银行的钱一到手，这个女人就跑到南方去了。银行起诉追讨贷款时，找不到贷款人，法院判定还贷义务就落到了作为担保人的大文姐身上。大文姐曾联系上了这个不讲信义的姓王的女人，不想她翻脸无情，一口否认，而且从此再无音信。急火攻心，大文姐病倒了。
但不久顽强的她重新站了起来，用她已不再年轻的双手，“起五更爬半夜”地承揽裁缝活儿，苦干了三年。大姐的双手不知多少次被缝纫机的针扎破了手指，不知磨出过多少个血泡，年过五旬的她最终独立还清了所有的贷款。但也是从那时起，一向健康的大文姐的身体受到了损害，前些年得了轻微的脑血栓，眼底也出现了病变，看人也渐渐模糊了。大姐的这双手，是“宁叫身受苦，不叫脸受热”的双手，是令那个昧着良心苟活于世的卑鄙女人永远汗颜、不敢面对的双手！
好在好人好报，如今大文姐和姐夫的四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大文姐和大姐夫也“升级”了，有了隔辈人，夫妻俩双双退休，过着含饴弄孙、衣食无虞的晚年生活，平和而幸福。
去年，大文姐和洪仓大表哥这两位兄弟姐妹的“老大”都七十岁了。母亲早早就告诉大文姐要给她过生日，可经常拖着病体、宁可走错路也要来看望三姨的大文姐，却说什么没有答应，她是心疼年迈的三姨，不忍让老人累到。母亲只得召集孩子们单独给大表哥过了生日，深为没能给最疼爱的大外女过上最重要的生日遗憾不已。前不久我的小外甥成亲，远在上海的我二姨家的二姐、宏哥一如既往地邮来了汇款单表示祝贺，像往昔困难时寄来邮包那样令我们感动不已。大文姐也“御驾亲征”，带着大姨家的一大家子参加了婚礼。我安排了一个大包房，年过八旬的母亲和二舅居中而坐，各家哥哥姐姐们实现了一次“大团结”，一个个喜笑颜开，亲情浓浓，这一刻令我又重享了孩童时的幸福。
我第一个走到不能喝酒的大文姐身边，问她身体如何，刚毅亲切的大文姐仰着脸，笑着用模糊的眼睛仔细地搜寻端详着我。最小的弟弟长大了，最大的大姐苍老了。拉着大文姐的那双手，想起了多少年的往事、多少慈爱的亲人，我叮嘱自己要忍住泪，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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