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抚顺

殖民地“满洲”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2017-05-25 12:30 抚顺七千年单援朝 967

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人在殖民地“满洲”的文学活动主要是以大连为中心展开的。在满铁沿线日本人居住者较多的奉天、抚顺等地也有零星的文学活动，但大部分文学杂志和社团都集中在大连和旅顺。大连出版的杂志《满蒙评论》1936年1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满洲文艺运动的方法和将来——关于创立作家俱乐部计划之我见》的文章，作者署名为垂野作造...

　　其中下述内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从大正初年（1910年代）开始，短歌、俳句运动兴起并逐渐兴盛起来，到昭和初年（1920年代中期），诗歌、文学开始流行，昭和4～6年（1929～1931）进入繁荣期，各种文艺团体相继成立。昭和6年（1931）9月被检举的满洲共产党的很多人也加入到山头林立的各种文学团体中来，他们通过这些文化团体勇敢地进行文化上的煽动和宣传，满洲文坛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随之兴旺发达，无论真伪，自称为无产阶级作家者成为一大势力。”[1]作者的回顾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的“满洲文坛”曾经有过一场由“共产党人”主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这场运动风靡一时，吸引了大批作家投身其中。

　　前人的“满洲文学”研究也涉及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如西田胜的《燕人街》研究、野川隆研究以及西原和海的古川贤一郎研究等，[2]但这些研究都是作为作家或作品研究的一部分展开的，尚无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专题研究。作为对一场文学运动的研究，基于文学史叙述的总体考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本章将以垂野作造的文章为线索，运用先前资料研究的成果，通过当事者的证言大致还原这场运动的始末，并对其性质、特点等做一初步探讨。

　　一

　　上文中垂野作造的文章转引自大内隆雄的著书《满洲文学二十年》。大内作为“满洲文学”的主要作家、翻译家广为人知，通读大内此书可知，作者本人就是那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亲历者，书中有不少与那场运动有关的记述。因此，以下首先以大内的经历为线索追踪那场运动的起始和展开。

　　图1 《满洲文学二十年》封面

　　大内隆雄本名山口慎一，1907年出生于福冈县山门郡柳河町，14岁时来中国东北投靠叔父，1925年3月毕业于满铁兴办的长春商业学校并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满铁公派留学生，同年4月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商务科学习。其文学活动始于学生时代，在长春商业学校就读期间他就与同学一起创办文学杂志，在长春、大连等地日文报刊的小说悬赏征集活动中也屡次获奖。他还翻译了张资平的《植树节》、孙爱绿的《过去的日子》等作品，中文也是在这一时期打下的底子，作为文学青年的这些经历成为他与中国左翼作家的接触点。到上海后，他开始与创造社的郁达夫、田汉等人交往，曾在田汉主持的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并翻译了郭沫若的《落叶》等作品，和鲁迅也有过一面之交。4年的上海留学经历，使他受到左翼文学思想的洗礼，加深了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1929年，大内毕业后回到大连，进入满铁调查科工作，并成为《满洲评论》的执笔及编辑同人。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当地的文学活动，很快就在文坛崭露头角。1932年，满铁成立经济调查会，大内被任命为资料编辑组主任，负责主编《满铁调查月报》。除这些本职工作外，他还于同年初接手《满洲评论》，成为该杂志第二代主编，在杂志上积极关注、介绍中国革命问题。在他留下足迹的诸多文艺杂志中，有一个杂志值得特别关注，就是《街》。据大内在《满洲文学二十年》中介绍，《街》创办于1930年，前期为蜡刻油印版，编辑同人为篠垣铁夫、铃木秋花。大内与这两人都相识，遂成为后期同人。该杂志后期活动始于1931年6月，改由高尾雄二主持并改为铅印，6、7月合并号刊登了大内的《旅行、女人、文学》。他在同书中回忆道：“对高尾帮助最大的是篠垣，其次就是笔者等人。好像稻叶亨二也给予了无私的援助”。[3]篠垣铁夫为在满洲共产党事件中被检举的中村秀男[4]的笔名，而稻叶亨二也写过不少有“倾向性”的作品，大内与两人在运动中多有交集。

　　高尾雄二为6、7月合刊号撰写的前言里有“走向街头的文艺运动，势必前行”[5]等语句，这种面向大众的姿态已点明了他对普罗文艺的志向，杂志以“街”为名的寓意尽在其中，加上这一期刊登的稻叶亨二的《衣着褴褛的苦力》等作品，《街》的左翼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聚集在此的作家还有古川贤一郎、青木实、城小碓等人。城小碓与岛崎恭尔、稻叶亨二同时又是诗刊《戎克》的创始人，“戎克”意为中国传统的帆船。该刊的特色是同人在形式上勇于探索，杂志的风格既前卫又现实。后期《街》曾一度停刊，复刊后推出了“新锐十作家短篇集”特辑，作者群变化不大，比上一期少了两人，同时增加了近东绮十郎。大内对本期作品的点评是：“近东的《雨和肉体》，标题如其人，内容反映当时的风潮具有相当的倾向性。/青木实的作品是少见的讽刺小品集……/篠垣铁夫（中村武男）的《摇篮曲》也是很有倾向性的作品。”[6]这里的“倾向性”当然是指无产阶级文学的倾向，因为伪满当局严格管制言论，作者只能含糊其辞，使用无定语的“倾向性”一词。

　　图2 《戎克》第1期封面

　　尽管同人们意气风发，杂志还是走到了尽头。作为其后身，几乎是原班人马组织成立了“满洲文艺研究会”。“满洲文艺研究会”后来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一个标志性存在。该会于1931年秋推出了名为《满洲文艺小册子》的杂志。这个杂志的形式亦书亦刊，共刊行了两期，第一期题为“制作与研究”，第二期题为“十一月”。据大内回忆，第一期的“编辑后记”里有如下“报告”：“满洲文艺小册子不是以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所编辑的杂志。”[7]这种欲淡化杂志意识形态的描述反而给人留下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印象。同时，大内对所刊作品的点评依然是了解刊物性格的一个重要线索，第一期共刊登了8篇创作，他言及其中两篇，分别为“读青木实的《一个型》可知他广泛放眼社会”“东木卓（古川贤一郎）的《杀了中国狗的朝鲜人》是描写当时在满洲的朝鲜人的”，[7]显然他对这两篇印象最为深刻。在论及第二期的作品时，他再次提到了青木实，谓：“篠垣铁夫、青木实的作品仍然有相当的倾向性。”[8]由此可知，除篠垣铁夫外，青木实也是运动的主力之一。作为同人文学杂志，从《街》到《满洲文艺小册子》，加上下面的《大陆文学》，这一系列的活动构成了殖民地“满洲”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条主线。

　　《大陆文学》本是《大陆》杂志的文艺栏，由大内隆雄主编，因为出少量抽印本，故也被视为一种刊物。该杂志的作品基本由大内自己及古川贤一郎、篠垣铁夫、悬桥浅夫（近东绮十郎）、柿沼实等人包办，从这个执笔阵容大致也可看出该刊的“倾向性”。大内在此发表的作品多与中国革命有关，如1930年10月号刊载的《长沙恐怖政治的记录》，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围攻长沙之战，1931年6月号刊载了他翻译的《中国无产阶级小说选》，并配有为之解说的评论《大陆文艺阵》。另外，还有一篇译诗《咱们》，作者署名为殷夫。虽然未注明译者，但基本上可以推定为大内所译。诗人殷夫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于当年1月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于龙华，此时译载他的诗作显然含有追悼之意。此前，他还在1930年11月号上以川内尧的笔名发表了《俄罗斯小说二三》，该文是根据反映“新生活”的苏联小说的英译本写成的。这样积极地介绍中国的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学乃至苏联的小说，其目的还是为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添柴加薪，助威打气。大内的一系列活动从侧面显示了当地的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关系，同时也折射出东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互为声气的联合意识。

　　此外，古川贤一郎以“何冰江”的笔名在1930年10月号上发表了题为《九月的诗》的诗评，对象主要是《燕人街》和《戎克》9月号的作品。古川尤其对《燕人街》的苦力诗做了较详细的分析，高度评价了北透氏的《雨天》，指出该诗“兼具单纯性和明朗性，（在形式上）无懈可击，并且在精神上扎根于生活，具有动人的力量，读来有言辞已毕却意犹未尽的感觉”。[9]“单纯性和明朗性”，正是《燕人街》的同人们作为无产阶级诗的要素所追求的。对于《戎克》的作品，他认为岛崎恭尔的《苦力养殖公司》虽然“很有意思但缺乏现实性”，加藤郁哉的《红的作用》“第一章不错，速度快得惊人”，城小碓的《消逝于大陆的装甲列车》的“牌牌牌很愉快”。[10]在别的评论里，他也指出过《戎克》的超现实倾向。大内隆雄也在同一期的《介绍与短评》里言及9月号的《燕人街》，坦言：“篠垣、太田两位的论点值得肯定。但我觉得诗作还缺乏磨练，这个感想如何？高桥的诗在朴素的形式中凝集着强大的精神。”[11]总之，古川和大内都给予了《燕人街》较高的评价。

　　二

　　1930年1月，高桥顺四郎等人在大连创办了诗刊《燕人街》。创刊同人为落合郁郎、泉哲二、泷田纯、久吕澄狂介等13人，稍后，古川贤一郎等人也成为同人。当年8月，《燕人街》与同人杂志《赭土文学》合并，该杂志的篠垣铁夫、太田二郎等人也加入进来。据古川贤一郎解说，刊名中的“燕人”意为苦力，即单纯的体力劳动者，是指开春从山东来大连打工，入冬后返回老家的农民，他们像燕子一样为生存飞来飞去，所谓“燕人街”就是流动的苦力聚居的地方。另一方面，《燕人街》的同人们也是从日本漂泊至大连的，与山东来的“燕人”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可以说刊名既包含了与苦力之间的连带感又寄托了同人们对自身命运的嗟叹。高桥顺四郎等人在向“关东州”当局申办《燕人街》时使用了障眼法，即找时任大连日本桥图书馆馆长的桥本八五郎作为发行人，并在杂志卷首连载桥本的长篇论文《万叶集地理考》以模糊当局的视线。当然，桥本和他们的关系并非仅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桥本至少在思想上对他们是不排斥的。

　　披着这层保护色的《燕人街》可以说是一本很有个性的杂志，聚集在杂志周围的诗人还有土龙之芥、近东绮十郎等人，他们的诗作大多紧贴殖民地社会的现实，关注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也包括从日本到满洲谋生的下层民众）。很多作品对世道黑暗、社会不公的抨击并未停留在朴素的人道主义和平等意识上，而是基于明确的阶级意识揭示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比如，高桥顺四郎在《弟弟的信》里咏道：“阿爸自从被老爷夺走了田地/每天，拿着妈妈的衣服去米店婆婆那里/成天喝酒，常不着家/一喝醉酒，就乱嚷，老爷，你个畜生王八蛋/哥，土地都被夺走了那就不是老爷了啊……”[12]类似的作品，如《苦力的诗》《寄生虫》等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难怪当时有人对杂志上此类诗作和研究《万叶集》的论文混于一堂的现象感到不解，在评论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燕人街》的万叶集式古典要素和无产阶级色彩在哪一点上能够握手融合？”[13]连一向挑剔的评论家都对此感到困惑，足见同人们的战术还是比较成功的。可以想象，乔装打扮的背后一定伴随着心跳的感觉，而内心的忐忑不安反过来又刺激了创作的欲望。诗人们和当局的猫捉老鼠游戏还未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至少他们还能在刊物上公开谈论无产阶级文学。

　　图3 《燕人街》第1卷第5号封面

　　《燕人街》第1卷第8号刊登了高桥顺四郎的《无产阶级诗的单纯性》，该文根据他在大连的文艺讲演的草稿写成。高桥在文章中指出，要实现诗的“大众化”，最重要的是必须获得“单纯性”，[14]即用单纯易懂的语言表达高度的思想内容，只有这样的诗作才能被大众读懂接受。其实，他的关于“单纯性”的主张与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报告”有关。篠垣铁夫在发表于同一期上的《同人杂志运动存在的理由——抗击资产阶级媒体的跳梁》中介绍了纳普的报告，报告中将“形式上的单纯性和明朗性”规定为“我们面对形式问题时的基本视角和基准”，并以《战旗》上的“工农通信”为例做了说明。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可以将标题中的“同人杂志运动”视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代名词。篠垣铁夫还在第2卷第1号上发表了《一九三〇年的文艺运动》，将1930年定位为“满洲的文艺运动因显著的无产阶级流（自然发生的）的兴起而迎来不期而至的开花期”的一年，并在对这一年的总结中回顾了“关于自然发生的艺术的论争”“移民文学社的成立与解散”“艺联运动”[15]等运动中的重要问题。尽管文章的表述比较简略甚至粗糙，但对了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展开不无帮助，我们从中得知运动内部存在着相互批评和论争。在此，有一件轶事可以印证他的“开花期”说。当时有人在杂志《线》第3号上写媒体时评，提到《满洲日日新闻》取消文艺栏一事时指出：“据说是因为害怕激进分子的活跃”。[16]对此，大内隆雄的评语是“关于文艺栏的说法是真实的”。[17]可见此事当时在大连文坛并非小事。文艺栏本来是报纸用来服务读者，提高品位的，却因为反映左翼文艺思想的投稿蜂拥而至而不得不关闭栏目，自断其臂，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满洲日日新闻》为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满铁系日文报纸。

　　篠垣铁夫在文章中提到的移民文学社是运动中重要的文学团体之一。我们只知道该社由大内隆雄主持并刊行杂志《移民文学》，但大内本人似乎不愿多谈这段经历，有关记述少之又少。篠垣的文章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使我们对该社的活动有了初步了解。移民文学社于1930年3月出版了《中国•栈桥》，4月出版了《安南的少年的故事，其他》和《浅利胜集》等作品集，杂志刊登了大内隆雄的《怒吼吧，中国》、柿沼实的《没有船的栈桥》等作品。对于这些作品，篠垣铁夫指出，“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应该彻底清算的地方还很多”，并引用小林多喜二的名言——无产阶级文学绝不应该是为了自慰而写作，而是应该为了让无产阶级早一天消失而写作——间接批评了移民文学社的动机和目的。[18]

　　篠垣铁夫的批评因表述较为简略，难免会让读者产生茫然之感。不过，仔细回味，就可以发现问题可能出在社团成员身上。在以上作品集及作品的作者中，大内隆雄、浅利胜、柿沼实三人为长春商业学校的同级生，柿沼实还是大内在学生时代创办文学刊物时的搭档。因此这个组合首先容易给人留下同窗会或同窗杂志的印象，难怪其动机和目的会受到质疑。看来“自慰”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这大概也是移民文学社匆匆收场的原因之一。此外，久吕澄狂介在《自然发生的艺术和我们》（《燕人街》第1卷第5号）中指出，“无产阶级文艺杂志《移民文学》”之所以流于短命，是因为它无视了“满洲的特殊情况”，可谓“左翼理想主义的失败”。[19]从种种迹象看，这一批评可谓射中鹄的。比如，伪满洲国粉墨登场以后，大内在他主编的《满洲评论》上撰文指出在“满洲国”“普及一种共同语是十分有益的”，主张应以汉语和世界语作为“满洲国”的共用语，理由是“支那文化（支那语）在数量上占优势，后者（即世界语）则作为辅助语使用”。[20]这一“不识时务”的建议使我们能大致领略到他的“左翼理想主义”。不过，作为运动结出的果实，《怒吼吧，中国》等作品还是以其国际性展示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另一面。

　　包括对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报告的宣传介绍，从《燕人街》同人的文学主张来看，大连的运动显然受到了日本国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有来自当事者的证言可以作为佐证。据当时在大连图书馆工作的大谷武男（大谷健夫）的回忆，因为他写的一篇“题为《斯特林堡的诸断面》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石川铁雄及天野元之助的注意，最先过来套近乎的文学青年是大内隆雄。某一天，他突然过来在我的桌上放下一本包着封皮的杂志，说了声‘看看吧’就进了书库。打开一看原来是《战旗》，我把封皮卸了放在桌上，大内从书库出来看见后很吃惊，就拿过去了。他是否就那样把杂志拿走了，我已经记不清了，记忆里也没有读过的印象。盯上我大概是因为我写了点偏左的东西吧。”[21]天野元之助是满铁调查部内中国问题的专家，研究中共与中国革命，思想左倾。《战旗》是纳普的机关刊物，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最重要的杂志之一，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作品均首发于此。可见，大连的运动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大谷的回顾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内在运动中扮演的另一个角色，即作为骨干分子，大内还从事过传播左翼文艺思想、扩大文学队伍的地下活动。

　　当时，青木实也在满铁大连图书馆工作，篠垣铁夫是大连邮电局员工，古川贤一郎在满铁做测量工作，即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来自满铁及其相关企业，除了知识分子以外还有不少工人。可以说，满铁及其附属企业的员工，包括以产业工人为主的下层员工，成为该运动赖以生存的土壤，他们既作为文学的消费者，也作为文学的生产者参与其中。《戎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创刊人之一的岛崎恭尔当时在满铁沙河口工厂工作，作为一名车工，据说他一天能挣到5元钱，在年轻人中间是个传奇人物。而作为诗人，他既富于才华又勤于耕耘，《戎克》到1930年12月共发行了20期，最后几期几乎成了岛崎的“个人诗刊”。[22]《戎克》的另一个创刊人城小碓本名本家勇，当时在大连老虎滩街丸辰酱油店工作，同时也是大连最活跃的诗人之一。作为热心的文艺组织者，他先后创办主持塞外诗社、大连诗书俱乐部等出版机构，还是民间的G氏文学奖的幕后赞助人。据他战后回忆，因为担任《戎克》发行负责人的缘故，在他工作的酱油店附近常有便衣宪兵出入。后来，古川贤一郎、小杉茂树、安达信义加入《戎克》，安西冬卫、泷口武士、加藤郁哉、悬桥浅夫（近东绮十郎）等人也向《戎克》投稿，这些人被誉为“当时满洲最好的年轻写手”。[23]《戎克》的存在颇具象征意义，具有左翼思想的诗人和有志于新诗的诗人为追求新的形式和内容汇聚于此。该杂志虽然不是无产阶级文学刊物，但很多作品表现出了一定的同路人意识，与“无产阶级诗刊”《燕人街》形成互为掎角之势。

　　1931年4月，《燕人街》的成员落合郁郎、土龙之芥在奉天创办了诗刊《胡同》。由于出自同一阵营的诗人之手，这个杂志的特征近似于《燕人街》。《胡同》编纂所1931年12月出版了诗集《三人集》，收入高桥顺四郎、落合郁郎、土龙之芥三人发表在《燕人街》上的作品，加藤郁哉、古川贤一郎为之作跋。加藤在跋文中写道：“街头的诗集——如果用这个词无妨的话，这正是我读诗集的感受……至少《三人集》的作品抓住了与之前满洲诗人乐于描写的东西所不同的世界。”[24]“街头的诗集”这一评语概括性地点明了诗集的性质。而古川的跋文，用大内的话说“本身就像诗一样”。[25]如：“三位的诗，看得出来还没有完全抛弃日本人固有的洁癖。诸君啊，不要去想山清水秀的日本的点心，这未必仅是饥饿中的我的嫉妒。宽城子的中国士兵，脸和腰上的肉被炮弹削去了一大块，已经奄奄一息，对口含俄国糖的我说：‘凉水……拿凉水。’/但是，我并不失望，在迄今为止出版的满洲的诗集里，还没见过态度如此真挚的诗集。”[26]古川的跋文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和期望，也体现了他对现实的认识以及其自身的诗歌理念。在他看来，满洲的现实比他们描写的还要残酷，作为诗人要扔掉矜持，在发声怒吼之前，扑上去撕咬住严酷的现实，而表现现实残酷性的“中国士兵”的遭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指九一八事变。

　　三

　　九一八事变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意义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让我们回顾一下本书开头引用的垂野作造的文章的内容，文中提到的“满洲共产党”的“被检举”，在时间上与九一八事变重合。严格地说，这次“检举”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一个多月以后，它直接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迅速衰落。其后文坛的状况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述：“大正初年以来，满洲比较像样的文艺运动在浮出水面之后一直呈现出盛况。然而自从作家中的共产党人被一网打尽，从文坛消失后，就像没有了夜店的浪速街，火悄悄地熄灭了，变得寂寞冷清起来。关于其原因，可以举出以下两点：其一是，和共产党人同时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们面对镇压的风暴感到恐惧；其二是，当局就这次思想事件，视文艺团体为其储水池或温床，对文艺团体开始警觉起来。”作为同时代的证言，作者的叙述点明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衰落的原因及其留下的后遗症。很明显，1931年10月发生的满洲共产党事件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分水岭。事隔一年多，1933年5月10日的《神户又新新闻》刊登新闻联合社[27]发自大连的新闻稿，对这一事件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报道中称，彼时因为事件嫌疑人经过预审被认定有罪，即将交付公判，所以当局解除了对事件报道的禁令，使事件的经过等详情得以浮出水面。以下主要将根据这篇报道的内容大致还原事件的经过。

　　1928年的满洲秘密结社事件之后，满洲的共产党运动表面上似乎已被根绝，但仍有不少人转入地下继续活动。到了1930年5月，大连邮电局电信科的古川哲次郎和中村秀男等人发起了通信工会；翌年，丰田初音、西静子等人创立了一般雇员工会；满铁的左倾分子组织了满铁从业员工会；抚顺也成立了矿山工会等工会组织。作为满洲左翼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冈村满寿、松田丰、出口重治、广濑近等人欲乘机扩大对工会的领导，于1931年6月20日在大连市内的旅馆里与以上诸人会合，召开了南满日本人工会协议会准备会（9月20日改称满洲工会协议会，简称“满协”），并讨论通过了冈村起草的运动方针。满协统一了各工会，并对其加以左翼思想的指导，以求把满洲的工会运动推向大众化。

　　此时，日共党员松崎简（毕业于大连三中、早稻田大学）回到大连，冈村、广濑与他见面后，又于9月16日偕同松田再次与之会谈。他们协商的结果是，组织成立日本共产党满洲地方事务局，俗称满洲共产党。报道称满共是信奉第三国际政治纲领的秘密组织，否定私有制，以改变日本国家体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目的。该组织设事务局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在加强对满协的渗透和领导的同时，继续在地下发展组织成员。松崎等4人于9月22日召开事务局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三项决议：其一，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了维护资本家的利益所发动的，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己任的事务局对此坚决反对；其二，为了扩大和强化事务局，决定发行机关报《满洲赤旗》；其三，出于同样的目的，发行小册子第一集《关于地下运动》。其时，松田丰竞选满铁社员会干部失败后被迫从满铁辞职，以在家刻蜡版做印刷为生。于是，以松田丰为主的小组油印制作了题为《以中日韩工农兵的力量打倒帝国主义战争》的檄文共60份，分发给了大连市内及满铁沿线的事务局和满协各工会的有关人员。另外，事务局还决定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前散发《针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反苏维埃干涉战争的斗争》等传单。但是，文件在传送过程中出了问题，成为此次满共事件的导火线。

　　抚顺警察署在邮局通过开封检查查获了《满洲赤旗》《通讯工会消息》等刊物，并从邮戳上发现它们都寄自大连，就向大连警察署发出通缉令。对当时的情形，报道记述如下：“大连署高等股的刑警小川探知（昭和）6年8月□□□□大连邮电局内通讯□□□□，进入10月后具有□□□□形态的满洲文□研究会成立，正在内定中。根据在抚顺发现的非法文件向抚顺、奉天、旅顺等地发出通缉。大连方面由池内检察官出面，召集大连沙河口、水上、西岗子警察署署长在大连检察局开会讨论检举方针，决议于10月28日凌晨6点一举检举（逮捕）以下嫌疑人：山口慎一、近藤胜十郎、岩根正雄、中村秀雄、矢部猛雄、加藤正、安藤光子、岛崎恭尔、片冈三郎、村上正、松田丰、崎山信义、古川哲次郎、滨田玉枝、后藤幸、西静子。”[28]（□□为复印件中无法判读的文字）在这一事件中，共有50多人被逮捕，最终被起诉公判的共20人，其中包括上述16人中的松田丰、崎山信义、滨田玉枝、西静子4人。

　　作家山口慎一（大内隆雄）、中村秀雄（篠垣铁夫）、岛崎恭尔、古川哲次郎等人的姓名赫然在列。专题报道根据司法审判的调子将事件表述为：“趁着满洲事变爆发的混乱，在大连、抚顺等地图谋扩大强化共产主义运动，具体表现为，声称满洲事变是资本主义各国对立状态下必然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种形态，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立场上为了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而发动的，同时提倡进行反战斗争，并通过11月7日的工农革命纪念日向工人大众宣传，煽动大工厂的总罢工，进一步图谋赤化全满洲。”在这次事件中，包括被临时拘留的，涉案人员不下百人，而对事件的定性并非全系当局栽赃。根据报道所述，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者以“日本共产党满洲地方事务局”的名义通过《满洲赤旗》发表了《九一八声明》，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战火终于烧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在奉天发生的‘中国士兵破坏满铁’为借口开始了占领满蒙的战争”；同时还号召“运输工人们，抵制运送用于屠杀的武器”“打倒帝国主义强盗战争”。这种口号式的短句颇具煽动力，其中也可以看到日共的影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即反对九一八事变、反对战争主要是为了保卫苏联。

　　以上为满洲共产党事件的概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被刑警盯上的“满洲文□研究会”。虽然关键的一字无法判断，但各种证据表明，它就是以杂志《街》的大部分成员为主成立的满洲文艺研究会。证据之一是中村秀男（中村秀雄）本人，他既是大连邮电局通讯工会的领导人之一，又是满洲文艺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主要杂志上，都能看到他以篠垣铁夫的笔名活跃的身影。另一位领导人古川哲次郎作为文艺评论家，也是工会运动、文学活动两栖的人物。据大内隆雄推测，垂野作造为古川哲次郎或其周边人士的笔名。如果该推测属实的话，他的文章就成为当事者的证言。而《戎克》的岛崎恭尔被检举，原因还在于工人运动。与工人运动发生横向联系是殖民地“满洲”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最大的特点之一。这个事实再次说明，以大连为中心的产业工人社会是运动发生、发展的土壤和温床。

　　城小碓在战后回顾道：“满洲事变爆发的昭和六年（1931）底发生了满洲共产党事件，左翼文艺爱好者卷入其中，几乎都被警察逮捕了。作为事件的余波，满洲的文学界一时处于灯熄火灭的状态。”[29]可见，官宪的镇压不仅使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毁于一旦，还使“满洲的文学界”长时间处于萧条状态。这里的“左翼文艺爱好者”就是垂野文章里提到的“共产党人”。究竟谁是“共产党人”？因为满共仅存在了一个多月，这个问题已经很难考证。如果非要寻根问底的话，只能说在被检举后被媒体公开姓名的大内隆雄等4人的可能性最大。其实，除他们以外，应该还有更多的作家文人落难，只是可能被拘留后又马上被释放了。大内隆雄曾因思想左倾被检举已为人所知。被检举的时间，一般认为是1932年10月，但对其真实性及细节则很少有人深究。如果上述报道确实无误的话，大内应该有两次被检举的经历。第一次是因此次满洲共产党事件，第二次则是因满洲红色救援会事件于1932年10月25日被检举。红色救援会是为救助满共事件的被起诉者及其家属成立的。虽然后来的新闻报道没有公开所有被检举者（共17名）的姓名，但报道透露了大内跟主犯会面协商开会的细节。[30]第一次被捕后，就算没被起诉，大内能留在满铁工作并主编《满洲评论》，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所以，具体细节还需继续考察、落实。

　　1932年3月，满洲文艺年志刊行会刊行的《满洲文艺年志》在大连问世，其亦书亦刊的形式也是一种伪装策略。据大内隆雄介绍，该刊主要由篠垣铁夫在近东绮十郎的协助下编辑完成。作为“对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总结”，[31]可视其为“满洲”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谢幕式。不过，对笔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它的资料性。该刊最后附有《满洲文艺家名册》，根据其中的《满洲文艺年志会员》的登记内容，可知大武洸二、大内隆雄、高桥顺四郎、高尾雄二、中村秀男、近东绮十郎、西峰明子、英靖男（三谷英雄）等人均为满洲文艺研究会成员。同时，该刊版权页上表示的满洲文艺年志刊行会的地址为“大连市卧龙台6-4满洲文艺研究会内”，可见二者是一座寺庙两块招牌。其成员中，大内隆雄为《大陆文学》《移民文学》的主编（主持人，下同），高尾雄二为《街》的主编，高桥顺四郎为《燕人街》的主编，中村秀男、近东绮十郎为《满洲文艺年志》的主编。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主要杂志和人物全部汇聚于此，形成了一幅以满洲文艺研究会为核心的运动系统图。

　　结语

　　综合以上的考察，满洲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概貌已然清晰。垂野作造在文章中所说的“各种文学团体”具体为移民文学社及其杂志《移民文学》《大陆文学》；杂志《街》以及后来的满洲文艺研究会和《满洲文艺小册子》，此为其中的一条线。另一条线则以诗刊为主，由《燕人街》《赭土文学》（二者后来合并）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胡同》，和处于外围的《戎克》构成。两条线即两个圈子并行展开，以作者为中心相互交叉关联。当然，其中也有山头之争，团体有分有合。不过，更多的是同人或杂志间的相互批评、互为声援，由此形成了一场声势颇大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而散见于一般报纸杂志的具有“倾向性”的作品也成为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如当事者使用的“自然发生”一词所示，基本上是作为时代的产物而自然发生的。由于共产党人的“煽动、宣传”，终于蓬勃发展乃至席卷整个文坛，其间呈现出两大特点：同时受到日本国内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与当时的工人运动发生了横向的联系。

　　这两大特点的形成都与运动的主要舞台大连有关。首先是地理上的因素，大连作为一个日据港口城市，形成了以满铁为中心的产业社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多，社会风气相对开放，有利于文学的探索创新。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对现代诗的探索在大连同时盛行就很能说明问题，它们都是以对既存文学的否定为出发点的。其次是人的因素，以满铁为中心，大连聚集了大量有一定读写能力的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运动的参与者以满铁及其相关企业的员工为主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场运动持续时间不长，历时两年，最终毁于满共事件。在伪满建国问题上，运动的参与者们或支持或认可，可谓集体“转向”。尽管如此，其间仍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无产阶级文学火种并未完全熄灭。稻叶亨二1933年出版了诗集《夜航船》，其中的《夜航船》一诗以“中华因神经丧失的不治之症而昏睡”一行开头，接下来咏“永利号”船在黑夜中偷偷解缆离开龙口，满载山东的杂草航行在夜幕下的渤海上，船长邦杰不寒而栗地抱着元宝跳入海里。失去船长的火轮，任凭夜色吞噬，只好等着炉火熄灭。身陷不安的工人们知道了流亡的滋味，开始烧起了船板为新燃料。结尾两行为“野花开在夜里，中华似乎又在动脉上扎了一针”。受篇幅所限，无法对此诗展开论述，但诗中的寓意不用细嚼大致也能体会。同时，这首诗的题材也象征性地显示出，发生在殖民地“满洲”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势必成为席卷整个东亚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部分。

　　这场运动给大连文坛留下的最大的遗产就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和接受。通过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消化、吸收、实践，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在“满洲文学”中扎下根来，并影响到后述“大连意识形态”的形成。在关于“满洲文学”性质、方向大讨论中出现的“现实主义派”（简称“现实派”）可谓其具体体现。（作者：单援朝，男，日本崇城大学综合教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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