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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抚顺

用假八路诱害战俘劳工

时间:2017/6/14 8:54:08   作者:张金章   来源:《中国“特殊工人”》   评论:0
内容摘要:我是1937年参的军,到了山西北关,后补充到中央军第45师。1938年,我军一支队伍在与日军作战时被围,我们接到命令前去解围。我在第1队第8连,队伍在行军时被敌军发现,于是日军从队伍中间袭击,把我军拦腰截断,我们的队伍被日军打散,士兵都纷纷退到树林深处...
来源:《中国“特殊工人”》(2015年04月出版)


用假八路诱害战俘劳工
资料图片

  我是1937年参的军,到了山西北关,后补充到中央军第45师。1938年,我军一支队伍在与日军作战时被围,我们接到命令前去解围。我在第1队第8连,队伍在行军时被敌军发现,于是日军从队伍中间袭击,把我军拦腰截断,我们的队伍被日军打散,士兵都纷纷退到树林深处。日军抓不到人恼羞成怒,用飞机在树林上空进行机枪扫射。

  当时我和副班长马继坡在一起,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一个好心的大娘为我们准备了饭菜,还没来得及吃,日军便追赶上来。我们又向山里退去,途中又遇到4个中央军战士。之后我们返回到那个小村庄,吃完饭已是深夜12点。我们住在了大娘家的西屋二层楼上,由于过度的疲劳,我们一觉睡到了天亮。等醒来时,小村庄人声嘈杂,日兵正四处搜查,强迫老百姓说出我们的下落,但没有人告诉他们。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几所房子。后来一个日本兵爬到我们住的阁楼发现了我们,就这样,我和其他5人被捕了,当时我只有19岁。

  日军把我和其他战俘一起押到了山西高平龙安,被关押在阎锡山队伍留下的大营房里。在那我们住了十几天,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之后我们又被押到了河北保定,住了两三天后就乘火车到了黑龙江佳木斯挖战壕、修碉堡。

  我们在佳木斯没有房子住,只好铺些草睡在地上。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没有盐,没有菜吃。到吃饭时,日本兵在地上铺几块板子,把饭撒在上面。日本兵对特殊工人看管得极严,两步一个岗,三步一个哨。过了两个多月,我们被押到了日本人营房。由于吃得极差,再加上水土不服,不给医治,任其死亡,就这样死了许多人。那时我也生病了,眼睛发红,我只好自己医治,过了好长时间病才好。

  记得在大年初一那天,由于一个特殊工人闹肚子,他还没来得及到厕所,就把大便便在了门口,日本鬼子发现后,开始查问这是谁便的,但没有人承认。于是日本兵大怒,把所有的人都拉出了房子,让我们光着上身,穿单裤光着脚跪在冰冷的雪地上长达十多分钟,有的人被冻得昏死过去。当时有五六十人受难。

  我们在佳木斯一冬天都开山、刨土、铺路。后来又到东宁县南天门山修筑工事。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子里,条件非常恶劣。那时一共有3个班修工事,后来有一个班秘密地逃到了苏联,这件事后来我才知道。冬天我们又到横道河子伐树。

  天暖后,也就是在1939年3月,我们被押到了抚顺,一行有四五十人。日本人把我们这些特殊工人分到了各个矿区,从此我便与马班长及其他几个难友失去了联系。

  我被分到了老虎台矿第5区,同劳工住一起。把头是崔玉坤。每天每人给6个高粱米掺棒子面的窝窝头。日本人不给我们鞋穿,我们只好光着脚,到了冬天,我们用草绳缠在脚上,每次进屋都要把脚在炉子上烤很长时间才能把草绳拿下来。吃的高粱米有一种怪味,都是发霉的,没有盐和菜吃。

  每天我们都劳动12个小时,3个月没开工资。我们几乎没有人身自由,在街上走就被当成嫌疑犯抓起来,几个人围在一起说话,也被日本人借口聚众闹事抓起来,这些所谓的“嫌疑犯”要被押送到宪兵队受拷打。有时把头看你不顺眼也要把你抓起来关押几天,或者毫无理由地打人。

  记得在抚顺矿附近有一个洋铁铺,同我在一起的曲可昌经常到洋铁铺去。一天他从洋铁铺回来,很神秘地把我、黄铁贵、赵树生叫到一起,说抚顺炭矿来了一个八路军的密探,他想联络特殊工人发动暴动。于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在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我用的是曲可昌给我改的名字。以后这件事主要由黄铁贵和曲可昌与那个密探联络。过了几天,黄铁贵和曲可昌来叫我去市里同春饭店吃饭,于是我们便来到同春饭店,见到了那个“八路军”密探。他告诉我们,等暴动时到沈阳北陵领取武器。见到了“八路军”,我心里特别高兴,就多喝了几杯,醉了之后我就睡着了。睡着睡着,感觉有人使劲地踢我,睁开眼睛一看,我大吃一惊,原来踢我的竟是日本宪兵。我们几个人都被戴上了手铐。使我们奇怪的是那个“八路军”密探却安然无恙,悠闲地坐在那里,嘴角露出一丝奸笑,冷冷地盯着我们。一个宪兵队长向他敬了个礼后,便把我们押到了小白楼。

  到了小白楼,日兵把我们4个人分别看管着。我和赵树生被关在厕所里,从此我与黄铁贵、曲可昌失去了联系,不知其生死如何。在厕所里我们蹲了两天,日兵开始分别审问我和赵树生(现在龙凤矿)。审问时,日本宪兵用塑料尺子不停地打我的脸,让我快速、反复地说我的名字,审问了几天也没有结果。由于我当时用的是假名字,因此宪兵队拿我也没有办法,虽然我和赵树生摁了手印,但还是被关了21天。释放我们那天,那个“八路军”密探也来了。他给我们讲了话,让我们回矿后老老实实干活,又狂妄地说:“你们知道王天义吗?那就是我。”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日本人设的一个奸计,我们都上当了。过了几天,我找个机会又来到同春饭店,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饭店里的老板,伙计都换了人。原来那天我们几个人已被日本人牢牢地掌握在其手中了,同春饭店是汉奸的一个据点。

  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张相斋的特殊工人,他与我原是一个部队的,是个班长,在特殊工人中他也是一个小头头,日本人只是听说张相斋要发动工人罢工,就把他送到辅导院受日本人迫害。在辅导院中的生活是可知而知的,不仅吃得不好(吃掺沙子的高粱米),而且还经常受极重的刑罚。在辅导院中的监管人员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很少。日本人的做法就是:利用中国管理中国人。

  其实我们这些特殊工人在矿期间非常团结,把头一般不敢惹我们。记得有一次,一个特殊工人在矿上拣了一筐木屑想拿回去引火,被把头看见了,打了这个特殊工人,我们非常气愤,几十个特殊工人一起把那个把头围在中间,你一拳我一脚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打得他晕头转向。像这样特殊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本人和把头的事屡见不鲜。

  编者注:1941年6月9日,抚顺煤矿为对特殊工人进行所谓秘密战,与抚顺市警务处、抚顺宪兵分遣队三方签署所谓《特殊工人对策备忘录》,规定在配有特殊工人的地方,都要设立“侦谍工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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