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潮起潮落的“五七干校”
2017-08-21 12:16 抚顺七千年 徐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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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知道“五七干校”这个名词之前，是在十几岁时首先知道了“五七战士”的称呼。那大约是在七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吧。我家居住的关门山大西沟突然热闹起来，有两家从城市下放来的“五七战士”，一起落户到这个“环村皆...
在我的邮藏中有一套“五七干校”纪念邮票（图一），这是一套我比较喜欢的邮票。因为见到它就会想起我少年时期的一段往事。
在我知道“五七干校”这个名词之前，是在十几岁时首先知道了“五七战士”的称呼。那大约是在七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吧。我家居住的关门山大西沟突然热闹起来，有两家从城市下放来的“五七战士”，一起落户到这个“环村皆山也”的偏僻山沟。
（图一）
这对交通闭塞的小山沟来说，可是一件新鲜事儿。全小队（村）的人几乎倾巢出洞，扶老携幼地上街卖呆儿，看看沿新修的山路首次吃力爬进山里的大卡车、看看城市里来的“五七战士”。
按照生产队长的指示，我家提前几天就腾出了一间半东屋，给新来的一户“五七战士”落脚。因为新搬来的两户都姓王，乡亲们就根据他们的年龄背地里称之为“大王”和“二王”。分配到我家住的那户是“二王”。
“二王”名叫王桂生，大约是抚顺二轻局的一位什么领导。他家共四口人，有两个孩子。大的叫王如良，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比我高一个年级，文质彬彬的。老二叫王如明，与我弟弟同龄，他很淘气，对山村里一切事物都感到新鲜有趣，曾将羊粪蛋当黑枣捡回家。那时我家四世同堂，老少十来口人，一下子全被挤到了西屋。到了晚上，南北大炕和地铺上躺得满满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生产队长从村东头捋到村西头，一家挨一家地进行排查比较。二十几户村民大都是世居的山里人，房子不但窄小而且脏乱，又都没有多少文化，不适合安排城里人。最后我家有幸成为选中的两户之一。而那时父亲正“戴帽”挂牌接受改造，明知居住紧张，也不敢反对拒绝啊。用大队长的话说：“这是你家的荣幸，别人家想要还轮不上呢！”
那时父亲错划的“右派”还没有得到改正，每天“蹲牛棚”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可东屋的“二王”却不知何故，也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他是“五七战士”，身份和父亲截然不同，乡邻们都高看他一眼。从此两家就出入一扇房门、同住一个屋檐下了。平时大人之间相互戒备，小心翼翼，很少相互说话。但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却不管那些，自然比大人们熟悉得快，很快我们就成为同学、同伴。父母则告诫我们对人要有礼貌，见面要称呼“王大伯”；没有事儿不许打扰人家等等。
此后，我们两家各忙各的事，相处得不远不近的，道也相安无事。这位王大伯总是不苟言笑，很严肃的一张脸，给人以不怒自威的感觉，我们这些孩子们很惧怕他，都敬而远之。有一次不知他家老二犯了什么错，他竟然把房门反锁上，用皮带抽得王如明嗷嗷喊叫，谁劝也不好使。
几年以后，我们所在的抚顺县第十二中学同各地一样，开始停课闹革命、写大批判稿。每天我和如良等同学背着书包说是去上学，实际则骑上破旧自行车满世界乱跑。记得那时我们最多的活动是去市里看电影，当年陆续出版的八个“样板戏”和流行的中外电影，我们一场不落地出一部看一部。有的还看了多遍，很多精彩的片段都能模仿着背颂下来。
后来如良哥到老虎台矿当了采煤工人，我们还去他的大工棚里看望过他。再后来听说是有了什么政策，王大伯一家也搬回了市里。搬家那天，我一直送他们到新抚顺，大概是六道街吧，年久记不得了。打那以后都各忙各的生计，往来越来越少。加上东搬西挪的，就同如良哥失去了联系。八十年代中叶，我回城后曾到老虎台矿找过他，得知他已不在采煤一线，调到哪里不详。当然我也四处寻访过王大伯家，然而至今仍杳无音讯。
有些事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城后我所工作的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其前身竟然是“抚顺县五七干校”。原来校址在抚顺县章党乡石门岭村南水库岸边，改为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后，于1984年迁到市区内的将军北沟。打那儿我就一头扎在该校爱岗敬业了30多年，一直到退休。
在党校工作期间，我业余爱好有摄影、写作和集邮等。因为是过来人，特别对中国人民邮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行的邮票情有独钟，并陆续将它们收集齐全。每当疲惫和闲暇时，打开集邮册翻看欣赏，回味那段不堪回首的年代，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其对1976年发行的J9《五七干校》纪念邮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后来通过阅读相关资料，我逐渐弄清了这套邮票的发行背景。
“五七干校”确切地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的地方。
（图二）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前的1966年 5月7日，毛主席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语，其大意是：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所大学校。这个大学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此即后来被称为的“五七指示”。
1968年 5月7日，在纪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黑龙江省在安庆县的柳河地区，创办了一所能容纳500人的“劳动锻炼农场”。把大批省直机关干部下放到那里进行劳动锻炼，定名为“五七干校”（图二），这就是最早的“五七干校”。
（图三）
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用一整版的篇幅进行了报道（图三）。并在配发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
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效仿，先后在农村办起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去“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后来统计，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以上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子女）。图四是一份当年辽宁省“五七干校”介绍信。
（图四）
“五七干校”是为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办起来的，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而忽视体力劳动的现象，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至于各省市、地、县创办的“五七干校”，多得更是数以万计。让单位职工，以及“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封资修”等群众专政对象，都到“五七干校”里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高峰时各地“五七干校”在校学习的学员总数达数十万人之多。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人民日报》（1972年4月24日）又刊发了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于是，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陆续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将其撤消，仍然有一批人滞留于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干部轮流劳动锻炼和短期培训的场所。直到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各地此类干校才陆续宣告撤消，前后共存在了十年多时间。
“五七干校”一般都选址在偏远、贫困的农村，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去干校学习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级别大小，所有的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的教师、“反动学术权威”等。有的为了入校学习，不得不拖家带口，有的还将未成年的小孩托付给城里或乡下的亲友代管。
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置之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学习。年纪最长的如70岁的俞平白、60岁的陈伯翰等。图五是年届70岁的著名作家谢婉莹（冰心），当年就曾被下放到湖北咸阳“五七干校”清扫楼道和厕所。
（图五）
而诸如体弱多病丧深度近视失劳动能力的、的人就更多了。他们不分年龄和性别，入校后统统按照部队管理体例，编到划定的连、排、班里去，按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由军宣队的军人或工宣队的师傅们管理。每天出工收工必须列队呼口号（图六）、唱“语录歌”；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甚至还要参加艰苦的野营拉练。他们的所谓学习内容多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等等，要求自食其力。有的甚至不堪重负，因劳累诱发疾病致死。
（图六）
“五七干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药味略淡一些。与文G初期的群众性批斗相比，能到干校学习相对是一种解脱，可以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这里虽然仍有批斗进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数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了。而对那些转到干校来的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与他们过去的“牛棚”相比，甚至还有所改善——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劳动强度也略小一些。
时间推到了1980年以后，各地的“五七干校”，大多被改为各级中共党校，受地方相应级别的党委领导。我所在的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就是原抚顺县“五七干校”，这样换牌子的全国不在少数。从此，这个在那段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特殊作用的“五七干校”，也就逐渐烟消云散了。图七是一帧1975年12月14日“抚顺市五七干校第六期干部轮训班一队全体学员结业留影”。或许会引发当年身历者的一番回忆。
（图七）
文述及此，再返回到开头。这套发行于1976年5月7日的J9邮票，是为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十周年而发行的。全套三种画面共十个人，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五七干校”学员的在校学习情况。第一图《认真读书》，展现了“五七战士”在干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场景；第二图《生产劳动》，定格了“五七战士”手拿镰刀前去收获劳动成果的画面；第三图《插队锻炼》，图为插队干部和知青在陕北窑洞前听老农讲述农村发展规划。该套邮票面世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面值均是平信邮资8分，几乎都被通信使用消耗掉了。因其存世稀少，已成为新中国JT邮票中的珍品，深受集邮爱好者喜爱、并争相收藏。
对了，借此期盼读到拙文的已失联三十多年的如良兄，或知其下落的朋友提供联系，以叙旧情。
该文章所属专题：徐洪专栏
徐洪，(1956-2023) 原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副校长。现任抚顺市关工委报告团副团长、市邮协秘书长、市作协纪实委副主任、县关工委副主任等。1980年起在省内外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现为辽宁省作家、集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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