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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父与汗不同角色的抉择——努尔哈赤对“太子”从容忍到发作

2017-09-05 09:25 抚顺七千年 何云云、何博 767
努尔哈赤先后立有褚英和代善两位“太子”,以作为汗位的继承人。但是,两位“太子”皆因故而被废黜汗位继承权,致使努尔哈赤晚年不得不采取“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来治理国事,并且规定日后新汗的产生要经过和硕贝勒的推举才能确立其合法地...
  【作者机构】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   源】 《西部学刊》 2016年第5期P55-58页

  努尔哈赤先后立有褚英和代善两位“太子”,以作为汗位的继承人。但是,两位“太子”皆因故而被废黜汗位继承权,致使努尔哈赤晚年不得不采取“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来治理国事,并且规定日后新汗的产生要经过和硕贝勒的推举才能确立其合法地位,这成为努尔哈赤晚年权力继承模式构想的重大转变。学界关于努尔哈赤“太子”兴废的研究,主要是从一位“太子”的视角进行切入,①较少关注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忽视了努尔哈赤作为父亲对于“太子”过错的容忍和作为君汗对于“太子”罪恶的难容,这两种共存的错综复杂的内心矛盾。


父与汗不同角色的抉择——努尔哈赤对“太子”从容忍到发作 图1


  一、首任“太子”褚英

  褚英首先被努尔哈赤立为“太子”是因为,在努尔哈赤众多的子嗣中,褚英是努尔哈赤第一位大福晋佟佳氏所生的第一个儿子。[1]8966因此,论身份,褚英是嫡子;论齿序,褚英是长子,也就是儒家政治文化中最适合继承权力的嫡长子。不过,相较于中原正统王朝对于“太子”身份地位的强调,努尔哈赤更看重的是褚英在军事征战过程中所立下的赫赫战功。

  褚英初露锋芒是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是时,褚英与巴雅喇、噶盖和费英东等人“领兵一千”往征东海女真安楚拉库。此役,共攻克“屯寨二十处”,而其他屯寨也尽被招服,“获人畜万余”。回师之后褚英被乃父赐予“洪巴图鲁”的称号,[2]可见褚英首次出征即得到了努尔哈赤的肯定。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东海瓦尔喀部斐优城因不堪忍受乌拉部的苦虐,“乞移家来附”,[3]并恳请努尔哈赤“往接”,努尔哈赤遂“令弟舒尔哈齐与长子洪巴图鲁贝勒、次子代善贝勒,与大将费英东、扈尔汉等率兵三千往斐优城搬接”,乌拉为了阻止建州的“搬接”,遂“发兵一万截于路”,[2]但是却被打得大败而归:乌拉兵“尽弃器械牛马而走”,[4]“如天崩地裂”。[5]回师建州后,褚英因“遇大敌率先冲击”而被努尔哈赤赐予“阿尔哈图图门”美号,[6]3“译言‘广略’”。[1]8966

  万历三十六年(1608)三月,努尔哈赤又命褚英、阿敏“率兵五千,前往围攻乌拉宜罕山城”,此役不仅攻克其城,而且“斩千人,获甲三百副。”[6]5与以往出征时,褚英或跟随巴雅喇、或跟随舒尔哈齐的角色不同,此役,褚英是被任命为第一将领而进行军事征伐的。

  由于褚英身份地位特殊,加之军功卓著,遂被努尔哈赤任命为“委以政”。[1]8966但是,此后的褚英却越发骄纵,以至于做出了“结怨于所擢用之身同父汗之五大臣,使之彼此不睦”,并“施虐于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的越格之举。于是四兄弟和五大臣“商议”后,向努尔哈赤上告,褚英因此受到了乃父的严厉批责。[6]20褚英遭到四兄弟和五大臣的集体反对,是其“想趁父汗在世时,逐渐削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以便巩固自己的储位”[7]的急躁之举所导致的。由此,努尔哈赤失去了对褚英信任:在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努尔哈赤第一次亲征乌拉时,“命留其同母弟古英巴图鲁贝勒(代善——笔者)守城”;翌年正月,第二次亲征乌拉时,努尔哈赤又“命其二弟莽古尔泰台吉、四贝勒(皇太极——笔者)留守”,[6]22以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褚英因未能参加征讨乌拉的战役和逐渐失信于乃父而心生怨恨,遂做出了更为危险的举动:诅咒乃父出征乌拉时,为其击败,并在“被击败时,我将不容父及诸弟入城”的叛逆想法。[6]22事泄后,努尔哈赤“欲杀长子”,但是又怕诛杀长子会造成以后诸子“引以为例,故未杀之”,只是将褚英“幽于木栅高墙内以居”,[6]23两年多后,“皇长子洪巴图鲁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英薨”。[3]

  二、继任“太子”代善

  褚英死后,代善成为当然的“太子”。②代善之所以能够被选作“太子”,是因为其生母亦是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大福晋佟佳氏,即代善是褚英的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因此褚英死后,代善成了“嫡长子”,加之其军功也很卓著,代善遂成为清太祖朝的第二任太子。

  代善首立军功是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与舒尔哈齐和褚英等“搬接”斐优城归顺女真人时,在乌碣岩大败乌拉兵所立。是役,代善与其兄褚英面对三倍于己的强敌毫不畏惧,以乌拉部主布占泰乃“为我生擒,以铁索系颈,收而养之”来鼓舞士气,[6]1并身先士卒、“直冲入营”,[8]324遂大败乌拉兵。回师后,因代善于马上斩杀乌拉主将博克多贝勒,遂被努尔哈赤赐予“有清一代,仅为代善所独有”[9]267的“古英巴图鲁”称号,[6]3以表彰其在这次战役中所立的军功。

  当努尔哈赤得知乌拉布占泰“欲将女查哈量、男绰启诺及十七臣之子,送夜黑为质,娶太祖所聘之女,又欲囚太祖二女”[8]328后,遂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正月,率领代善、阿敏等人征讨乌拉。虽然努尔哈赤对布占泰的背信弃义心怀怨恨,但是面对“相等之国”[8]327的乌拉,努尔哈赤“犹持重”,[1]8972在是否下令发起攻击上犹豫不决,但是代善等人以“人强马壮”[8]329一语,坚定了努尔哈赤的信心,遂大败乌拉兵,布占泰“脱身北走”[10]逃奔叶赫,乌拉部从此灭亡。因此在消灭乌拉的过程中,代善、阿敏等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尤其是代善,在此役中,代善在努尔哈赤率领的诸位将官中位列首位。

  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征明,但时逢阴雨,努尔哈赤“欲旋师”,[11]2088不过代善以“兴师已至其境,若回兵,吾等更与大明和好乎,抑为敌乎?且兴兵之名,谁能隐之,天虽雨,吾军有雨衣,弓矢各有备雨之具,更虑何物沾濡乎?且天降之雨,乃懈大明之人,不意吾进兵,此雨有利于我,不利于彼”[8]340为由进行劝进,努尔哈赤听取了代善的意见,“夜将半,遂进。”[12]2因此,抚顺能够被攻克,是代善为其父分析敌我形势、坚定其进军信心的结果。

  由于代善有勇有谋、“雄鸷非常”,[13]428所以在萨尔浒大战中被努尔哈赤任命为“副手”,其指挥权也在其他和硕贝勒之上,[14]取得了仅次于努尔哈赤的地位。但是,正当人们认为努尔哈赤死后,“贵盈哥(代善——笔者)必代其父”[15]474时,代善却因与继母关系过于密切、与父亲争夺府宅和不顾亲情执意要斩杀自己的儿子硕托等事件的相继发生,最终于天命五年(1620)九月,被废黜了“太子”之位。[16]

  不过,“大福晋事件”、“住房事件”和“硕托出逃事件”等,只是努尔哈赤废黜代善“太子”之位的导火索,真正导致代善储位丢失的原因是:代善僭越行使乃父“生杀予夺之权”[17]11而不知收敛。在天命四年(1619)三月之前,有努尔哈赤参与的战争,代善的军事行动均需获得乃父的同意方可进行。如在消灭乌拉的战役中,虽然代善等人认为此时消灭乌拉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在没得到努尔哈赤进军命令的时候,也只能心怀忐忑、“惟恐不战”[8]329而别无他法。又如在征讨抚顺的行军途中,面对努尔哈赤回兵的打算,代善也只能对其父进行形势的利害分析,而最终做出“传令军士”[8]340征讨抚顺命令的还是努尔哈赤。纵然在萨尔浒大战中,代善获得了仅次于努尔哈赤的战争指挥权,但是仍需“待父汗之命”,才敢“迎敌”。[6]78但是,到了天命四年(1619)八月,在围攻叶赫布扬古城时,代善却在未请示努尔哈赤的情况下,竟然“以刀划酒”许诺布扬古兄弟二人以不杀之恩,侵夺了努尔哈赤的“绝对权力”,[18]16从而给代善“太子”之位的被罢黜埋下了隐患。其后,代善不知收敛,不顾伦常礼法、侍亲孝道、父子亲情,才最终丧失了“太子”之位。

  三、努尔哈赤两废“太子”的矛盾内心

  努尔哈赤在任命褚英为“太子”之前,对于褚英“心胸狭窄”的性格缺陷是了解的:“若令长子当政,而长子自幼心胸狭窄,并无治国宽大之心怀”,并且也曾考虑过选择“令其弟当政”的模式,但是“弃其兄而令其弟”的执政方式也存在着严重弊端。所以努尔哈赤在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选择嫡长子褚英为“执政”,并且寄希望于褚英被任命为“执政”后,可以“弃其偏心而存公诚之心”。[6]19-20这是努尔哈赤在确定第一任“太子”时所反映的内心矛盾。

  最终决定处死褚英,努尔哈赤也是经历了内心的反复挣扎。褚英因不满乃父的处理而心生怨恨,诅咒建州兵在出师乌拉时为乌拉兵所败,事泄后褚英被努尔哈赤幽禁于“木栅高墙”之中。褚英自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二十六日被囚禁,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二十二日“薨”,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对于如何处置褚英,努尔哈赤的内心是矛盾的:开始时,努尔哈赤认为处死褚英会开辟日后骨肉相残的先例;但是后来发现褚英“拒不反省”,[6]23有“败坏国家”的危险,遂经过“三年的深思熟虑”,努尔哈赤“始下最大的决心,将长子处死。”[19]30可以说努尔哈赤最终做出处死褚英的决定,是两年多内心矛盾斗争的结果。

  对于代善的处置,努尔哈赤内心的矛盾体现得更加明显。受到所立第一任“太子”不成功的打击,对于第二任“太子”代善,努尔哈赤寄予厚望。在消灭叶赫的战役中,虽然代善僭越行使乃父之权,但是努尔哈赤仅仅是以叶赫布扬古对己不恭为借口而将其处死,[6]114而没有牵扯代善。努尔哈赤的这一做法在维护其绝对权威的同时,也是对代善越权的温和提醒。但是,在随后发生的“大福晋事件”和“住房事件”中,努尔哈赤对于代善的迁就,使代善越发骄纵。

  天命五年(1620)三月十日,努尔哈赤的小妻塔因查借上告“闲散侍女”秦太与纳扎发生“口角”之机,向其奏称:大福晋曾经两次“备办饭食”给代善、一次给皇太极,其中代善将饭食“食之”,而皇太极却是“受而未食”;不仅如此,大福晋还“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并且自己也“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之多”,经过调查,情况属实。但是因为事涉“太子”代善,努尔哈赤遂以“我曾言待我死后,将我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抚养。以有此言,故大福晋倾心于大贝勒,平白无故,一日遣人来往二三次矣”为由,为其开罪。不过在“汗屋聚筵会议时”,大福晋仍然“以金珠妆身献媚于大贝勒”,努尔哈赤得知此事之后,仍然是“不欲加罪其子大贝勒,乃以大福晋窃藏绸缎、蟒缎、金银财物甚多为词,定其罪”。[6]134在“大福晋事件”中,努尔哈赤两次为代善开脱,可见对第二任“太子”的保护与迁就。

  在“住房事件”中,代善因屡次与乃父争夺府宅,迫使努尔哈赤最终决定:“若嫌彼处狭小,则我仍居我整修之地。既然以为尔所整修之地优佳,尔可携诸幼子于该优佳之地,装修居住。”[6]138努尔哈赤以不惜委屈自己来成全代善。但是,在“硕托出逃事件”中,努尔哈赤却没有再一味的迁就代善了。硕托因其父代善受制于继妻之言而对自己不好,遂有叛逃明朝的打算。代善得知此事后,曾“五六次”恳请努尔哈赤将硕托交给自己斩杀,[6]157却遭到了回绝,努尔哈赤并提议:“硕托愿随其父则罢,不愿则来依祖父我可也。”[6]158这是努尔哈赤在“布扬古事件”、“大福晋事件”、“住房事件”中,屡次迁就“太子”代善后的内心矛盾的爆发,而这一内心矛盾爆发的结果正是代善“太子”之位的丧失。

  结语

  努尔哈赤对于首任“太子”褚英的处罚由囚禁到处死,和对第二任“太子”代善的过错由迁就到爆发的变化过程,正是努尔哈赤身居“父”、“汗”双重角色难以抉择的内心矛盾的反映:从父亲的角色来讲,褚英的叛逆还没有发展到实际发作的阶段,于亲情而言有可回旋的余地,但是从君汗的角度来说,褚英拒不悔改的态度,始终会对“国政”的安全构成威胁,遂经过两年多的思想斗争,努尔哈赤最终决定将褚英处死,这一矛盾心理在天命九年(1624)四月,努尔哈赤在定都辽阳后决定将“景祖显祖孝慈皇后,及皇妃、皇伯父、皇弟、皇子诸陵墓”迁于东京时依然存在,在这次陵墓的迁移过程中,即包括“皇子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英榇”,[3]这体现出的正是努尔哈赤对褚英难以忘怀的父子深情;而对于代善,其“太子”之位的丧失,与努尔哈赤作为一名父亲对其过错的一再迁就不无关系,从努尔哈赤不顾代善向叶赫布扬古许下的不杀“的言”而将布扬古缢杀的温和提醒,[8]358到“大福晋事件”中对代善过失的有意开脱,再到“住房事件”中努尔哈赤不惜委屈自己以成全代善对于豪宅的需求,这是一名父亲对于儿子关爱的表现,但是这种关爱换回来的却是代善的越发僭越,以至于在“硕托出逃事件”中代善竟然不顾与硕托的父子亲情,而五六次恳请努尔哈赤将硕托交给自己斩杀,代善这一反复奏请诛杀己子的行为,显然有强迫努尔哈赤听从己愿的目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代善已经对于“国政”构成了威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努尔哈赤看出了这一苗头,遂不再迁就代善,做出了有违代善意愿的选择。因此,在处置褚英和代善的过程中,“父亲”和“君汗”的双重角色,使得努尔哈赤左右为难。但是从努尔哈赤最后所作出的选择来看:在“国”与“家”发生矛盾时,努尔哈赤作为有清帝业的缔造者,他选择的是“国”,这也是为什么努尔哈赤能够在明朝末年,诸多女真豪酋并起的时代背景下异军突起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 关于“褚英”的研究主要有:李景兰的《关于努尔哈赤长子褚英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阎崇年的《清太祖斩子之谜》(《紫禁城》,2004年第4期)等;研究代善的主要有:陈涴的《论代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5期)、周远廉的《太子之废——清初疑案之一》(《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1期)等。

  ② 参见周远廉:《清太祖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6页。值得注意的是:努尔哈赤在批评褚英虐待四兄弟和五大臣时提到:“使你同母生的两个儿子执政”一语。(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一册荒字老满文档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27页。)由此可知:代善与褚英当时是一同执政的。这一权力分配符合女真人“二元政长”制的规定。只不过在褚英与代善两个“政长”中,褚英权力要高于乃弟。也就是说,在褚英被废之前,代善虽为“政长”,但“太子”之位并不突出,直到褚英被废以后,其“太子”之位才得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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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一册)[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何博,男,辽宁沈阳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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