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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朝鲜对努尔哈赤势力认识的深化及应对

2017-09-19 09:31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马维英 665
朝鲜宣祖在位40年(1568—1608),其执政后半期正值努尔哈赤崛起于中国的松辽大地,这一时期朝鲜对努尔哈赤政权的认识由“其情叵测”的扰边夷狄到“势必成邻国中原之忧”...
朝鲜对努尔哈赤势力认识的深化及应对——以《宣祖实录》为中心的分析

马维英

  (文章来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2期P56-59页)

  朝鲜宣祖在位40年(1568—1608),其执政后半期正值努尔哈赤崛起于中国的松辽大地,这一时期朝鲜对努尔哈赤政权的认识由“其情叵测”的扰边夷狄到“势必成邻国中原之忧”的强虏,随着这种认识的深化,朝鲜对努尔哈赤政权的应对由防范打击、借明廷压制到“以礼相待”、虚以委蛇,终至坐视其大,被动应变。本文试图以《朝鲜王朝实录》中《宣祖实录》及《宣祖修正实录》为基础史料,并与明末清初的中国史料相佐证,为备受关注的清鲜关系探源发微。


朝鲜对努尔哈赤势力认识的深化及应对 图1


  一、朝鲜对初蓄羽翼的努尔哈赤政权的认识与防范

  李朝时期,朝鲜对女真人的政策不外乎剿抚两种,从其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以驱逐、剿杀为主。朝鲜对女真,向来以“夷狄”视之,纵观《李朝实录》,对女真的称呼皆以“奴、酋、贼、虏、胡、野人”名之,可见对其轻视之状。

  朝鲜王朝对女真人这种政策与认识至宣祖大王时仍根深蒂固。然而,承平已久的宣祖王朝罹患的外扰是朝鲜开国已来所未经历的。宣祖即位初年,即面临着北方女真人的频繁入侵,先前已归化的“藩胡”也乘机而起,直至壬辰战争前,朝鲜要不断地抵御北方的“胡乱”。努尔哈赤政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于辽东的苏子河畔,但朝鲜对努尔哈赤集团的注意始于宣祖二十二年(1589),且是通过来降的建州女真人间接了解到的,据《宣祖实录》载:“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努尔哈赤的称呼有“老乙可赤”“奴儿哈赤”“老胡”“老酋”“老可赤”等。兄弟,以建州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间练习,胁制群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将为报仇中原之计。众胡之言,如出一口。老乙可赤桀骜之状,据此可知”,这是朝鲜平安道兵使上呈备边司的一份书状,内容俱是前来归顺的女真人所言,平安道兵使据此得出“老乙可赤桀骜之状”,但同时却认为“此胡等总兵管处,多受金银,则报复中原之说,似无其理,在我阴云之备,不可不预”。*〔韩〕《宣祖实录》23卷,宣祖二十二年七月丁巳,《朝鲜王朝实录》(太白山史库本)点校本,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ian.jsp.以下引用《宣祖实录》《宣祖修正实录》皆出自同版本,不另注。由此可见,朝鲜方面已获知努尔哈赤势力的崛起,但认为其并不会威胁到明廷的统治,因为努尔哈赤曾在镇辽总兵李成梁麾下效命多年并受其厚遇,努尔哈赤最多会引起朝鲜西鄙之患。

  朝鲜对努尔哈赤集团的防范是出于传统意义上的对胡夷扰边的防范及恐其与“藩胡”相勾结。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后,朝鲜与胡人之争则转变成朝鲜与努尔哈赤集团之间的纷争。而这一时期双方争端的焦点则是越境问题。

  朝鲜与女真间越境问题由来已久,朝鲜平安、咸镜两道官兵杀戮越境采参及垦种的女真人的事件常见于《宣祖实录》初期的记载中,但女真人就此问题从未与朝鲜直接交涉,而代之以报复性的扰边与掠杀。直至宣祖二十五年(1592),朝鲜遭遇壬辰倭乱期间,出使明朝的朝鲜官员申點回国后曾向宣祖汇报了建州女真向其就杀害采参女真人提出的抗议,其称:“且臣阻雨为永平府,建州卫达子亦留其处。 有为都督者来言曰:‘胡人采参者,汝国边將,年年射杀,非徒斫头,而至於剥皮,此何等事耶? 吾初欲呈于礼部,释憾於汝国。’ 臣答曰:‘汝若采参於汝地,則我国边將,必不越境而追捕。 胡人托以采参,僭入我境故杀之。 未知曲在何处耶?’。”*参见〔韩〕《宣祖修正实录》28卷,宣祖二十五年七月癸未。这是史料记载努尔哈赤统治下的建州女真第一次就采参女真人被杀提出的抗议,且交涉对象为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从朝鲜使者的回复中可以窥见其对建州女真的抗议不予置睬的态度。可见此时,努尔哈赤集团未得到朝鲜君臣的充分重视。

  事隔两个月,朝鲜圣节使带回了努尔哈赤向明廷请求助战朝鲜抗倭的消息,朝鲜王廷一片恐慌。朝鲜左相尹斗奉曰:“且以(圣节使)咨文见之,则有建州卫老乙可赤来救之言。若然,则我国亡矣。”户曹判书李诚中也认为:“老乙可赤出来之事,不可不速拒。或移咨辽东,或遣朝官可也。” *参见〔韩〕《宣祖实录》30卷,宣祖二十五年九月辛未。而朝鲜力拒努尔哈赤助战的真实原因在三日后兵部发给辽东都司的咨文中表露无遗:“兵部移咨辽东都司有曰:仍念小邦西北一带,与建州三卫境界相连,自祖先以来,屡被其患。钦蒙列圣明见万里,乃于成化十五年宪宗纯皇帝赫怒发兵,勅谕本国协行征讨,捕斩渠魁满住。自后彼贼余孽,常怀愤恨,每到本国沿江地面窃发为寇。小邦常勤防戍,仅得遮遏。此虏蓄怨小邦,非止一世,悍昧伺隙,积有年纪。即有其党马三非等假名征倭,禀告兵部,阳示助顺之形,阴怀狺噬之计。若遂其愿,祸在不测。当职庙社为墟,先墓不保,忧愤成疾,益无以自效,而性命苟存,贼势环逼,只恃天朝终始哀怜救活。乞即饬凶徒,痛破奸计,杜外胡窥觇之渐,急进王师,快施天讨,宣中国征讨之威,不胜幸甚。”*参见〔韩〕《宣祖实录》30卷,宣祖二十五年九月甲戌。

  朝鲜给辽东的咨文可见,由于朝鲜历史上一向侵虐女真,且近年对待越境女真人血腥绞杀,因此怀疑努尔哈赤借助战之名,行报复之实,朝鲜对努尔哈赤集团的政策仍以防范为主。

  二、朝鲜对羽翼渐丰的努尔哈赤政权的警省及应对

  宣祖二十八年(1595),壬辰战争处于谈判期间,朝鲜西北边患告急,据备边司上奏:“近日西北之事,亦甚可虞,渭原贼报纷至,三水声息又如此,虽云采参之胡,而其数之多至于二百,其非常时采参之类明矣。西道江边固为孤弱,……若夫建州之种,果怀凶谋,探视虚实,两头俱发,则策应无路,可为寒心。”*参见〔韩〕《宣祖实录》66卷,宣祖二十八年八月壬子。可见,这一时期,越境女真人越来越多,而朝鲜对其真实意图渐起疑心。

  朝鲜对于建州女真壮大与明朝辽东局势也认识颇深:备边司在给宣祖国王的一份回启中称:“自古西方之患起于水上者其祸常少,起于水下者其祸常大矣。然必待中朝威令不振,辽东先坏,然后大虏之泛滥散出者,或千万为群,乘水渡江,长驱深入,如前朝红巾之贼是也。今此贼形势则不至于如此之甚,而天朝蓟辽势重,足以弹压其邪心。……然患出于所忽,在我阴云之备,则不可以少缓也。”*参见〔韩〕《宣祖实录》66卷,宣祖二十八年八月癸丑。朝鲜对努尔哈赤集团崛起于辽东并以辽东为跳板进犯朝鲜半岛的分析可谓不无历史预见性。且对努尔哈赤与明廷关系的认识,以今日来看,也十分精准,备边司在上奏宣祖的一份文启中称:“建州达子狼子野心之类,中朝亦不能制其死生之命。常年入寇,抢掠于辽东等处,而一边朝贡,中朝亦知而勿问,处置之事,其意可见。但处置与否,在于中原,我国则惟当早报声息。”*参见〔韩〕《宣祖实录》68卷,宣祖二十八年十月壬子。故朝鲜将努尔哈赤的动向报告于明辽东都司。

  在此情形下,以解决“渭原采参”事件为契机,朝鲜两次派人赴努尔哈赤处刺探虚实,朝鲜对努尔哈赤策略的调整正是始于两次出使建州之后。

  朝鲜使者第一次出使建州女真为“渭源采参”事件发生后,当时朝鲜宣祖政权获知努尔哈赤将兴兵为被杀女真人报仇,为了平息兵事,朝鲜委托明朝官员胡大受,使其遣部下余希元赴努尔哈赤处“宣谕”,朝鲜的女真语翻译河世国随同前往,目的是刺探女真的虚实,获取军事情报。而河世国此行也带回来关于努尔哈赤集团的两方面情报,一方面是努尔哈赤的实力概况,另一方面是探得努尔哈赤将于翌年正二月兴兵报复朝鲜。面对女真人行将入侵的消息,朝鲜认为“此不可以为信急之,亦不可以为不信缓之。其备之之策,则自当预图之矣。须遣有智、有才能、审事机者一人,往奴酋所,察虚实以来。”[1]此次派往女真处的便是朝鲜武官申宗一。

  申宗一于宣祖二十八年(1895)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满浦出发,二十八日到达建州城,驻留七日。这期间,他详细体探了努尔哈赤所统领的建州女真的情况,包括建州城的建置、户数人口、经济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掌握了努尔哈赤集团的军事实力,了解到女真“卫凡三十,而投属者二十余卫。”*参见〔韩〕《宣祖实录》71卷,宣祖二十九年正月丁酉。可见此时,努尔哈赤已统一了女真的大部。宣祖通过申宗一汇报了解努尔哈赤集团的情况后,下达命令说:“我人越胡地而刈草或田猎,故胡人以为渠所为如此,而何以禁我之采参乎?是曲在于我也。且胡人之采参我境者,前则穷追射杀,而今日势异于昔日,不可如是为也。此曲折或下书或为公事,谕于其处将官,使之知悉善处,毋致因此起衅。”*参见〔韩〕《宣祖实录》72卷,宣祖二十九年二月己亥。慑于努尔哈赤集团势力的壮大,朝鲜对越境采参的女真人不再任意杀戮,而代之以正面交涉,以避免事端。

  除了改变对越境采参女真人杀戮政策外,宣祖政权还在对待努尔哈赤势力方面做出了诸多调整:

  认真筹备“满浦宴享”。“宴享”本是朝鲜款待上京“朝贡”的“藩胡”的酒席宴请,后由于宣祖二十八年(1895)努尔哈赤“刷还被掳朝鲜人”事件,朝鲜为酬谢女真人,决定在满浦设宴,答谢其刷还之功,但由于地方官员的怠慢,宴享一拖再拖,河世国、申宗一两次出使建州后,朝鲜承诺认真提供“宴享”,并替换了筹办不利的满浦官员。朝鲜的目的在于利用“夷虏”的贪性,施以恩惠,以缓和北道胡人进逼的形势。据记载,宣祖二十九年(1896)的一次满浦宴享上,赴宴者为努尔哈赤手下翻译马臣等人,朝鲜方面“第料马臣非他诸胡之比,乃老胡所亲之胡,赏物不可不加给”,故以“牛一只,纸八束别赠以送”。 *参见〔韩〕《宣祖实录》73卷,宣祖二十九年三月己巳。朝鲜在处于倭乱,资财有限的情况下仍督促满浦地方认真筹备,虽称“曲以应付”,却已大不同于先前轻视女真之态。

  谨慎处理越境问题。宣祖政权一改向来杀伐越境女真人的政策,代之以通过交涉解决。据《实录》记载,朝鲜出使建州后,越境而来的女真人反而越来越多,“老乙可赤每以已和为名,勿论冬春,出入窥视”,*参见〔韩〕《宣祖实录》73卷,宣祖二十九年三月甲申。并遍谕其部落:“勿为昏夜潜行,白日明正通行”。*参见〔韩〕《宣祖实录》73卷,宣祖二十九年三月癸巳。咸镜、平安两道地方官员多次将此情况上奏,而宣祖则下达旨义:令相关地方“措置应变,不可徒取武勇”。*参见〔韩〕《宣祖实录》76卷,宣祖二十九年六月庚申。对待入境采参的胡人,则采取传书于努尔哈赤,使之管制,宣祖二十九年七月间,建州卫胡人入朝鲜闾延、茂昌等地采参,朝鲜则送还于努尔哈赤,交与其自行发落。可见,朝鲜已采取外交交涉渠道解决越境问题,这不得不被看作示弱于努尔哈赤政权的表现。

  努力获取建州女真的情报。以河世国、申宗一出使为契机,朝鲜通过各种渠道展开了对努尔哈赤政权的“体探”。这些手段包括:派人随同大明官员出使建州、派出军事人员在与女真交界的北边诸道进行探察、通过归顺的女真人了解情况、通过被努尔哈赤掳走的“唐人”(明朝人)了解情况。宣祖二十九年,平安道官员曾上奏,要求停止探察,其书启内容如下:“老胡意在叵测,边上策应,惟在慎重。方今田猎采参之胡,遍满山野之时,轻踏彼地,体探之际,幸若相遇,若起事端,诚所可虑。姑为停止体探无妨。”*参见〔韩〕《宣祖实录》80卷,宣祖二十九年九月辛丑。朝鲜这种既想掌握努尔哈赤动向,又怕惹起其警觉的举措足见其对努尔哈赤集团的重视。

  三、朝鲜对羽翼长成的努尔哈赤政权的消极应对

  努尔哈赤兴兵之初,不仅力量微弱,所处环境亦险恶。然而,七年抗倭,努尔哈赤利用中、朝无暇他顾之机,外和蒙古,内收女真,势力渐锐不可当。壬辰战争之后,辽东疲敝,朝鲜不振,努尔哈赤出现作乱辽东、入寇朝鲜的端倪。

  宣祖三十一年(1598),平安道义州等地涌入了许多越边唐人,声称努尔哈赤将“抢长、宽奠等处”,朝鲜认为“宽奠堡距昌城七十里、长奠堡则三十里,唇齿之患,在于顷刻”*参见〔韩〕《宣祖实录》107卷,宣祖三十一年十二月甲子.,为此,将所忧虑转达于明朝官员,明朝为防患未然,派李芳春、牛伯英等在辽东防守。同年,努尔哈赤还派兵征剿北道藩胡,并在咸镜道三水郡朝鲜禁耕的地方屯住耕种,对此,朝鲜也束手无策,同样请明朝官员出面制止。此时的朝鲜对努尔哈赤的崛起只能消极防备。

  宣祖三十三年(1600),朝鲜北道藩胡动荡,招纳和收服藩胡以壮大实力成为努尔哈赤集团的一项重要举措。宣祖统治末期,几次大的藩胡叛乱皆与努尔哈赤势力相关联,如世居会宁的老土部落,曾于宣祖三十一年(1598),受到努尔哈赤的招降,不久即叛,投于建州,并与努尔哈赤一道出兵攻打对朝鲜效忠的藩胡吾都里(一称马赤介)部落,而前于宣祖十六年作乱的尼荡介残余势力也投于努尔哈赤麾下。据《实录》所载:此时的努尔哈赤“声势已行于北地,本处藩胡几半归服,使我藩篱日至撤去,……日后之患,且有不可胜言者。”*参见〔韩〕《宣祖实录》142卷,宣祖三十四年十月壬辰。明朝也意识到:“奴酋自此益强,遂不可制矣。”[2]面对努尔哈赤破坏“藩篱”的举动,朝鲜虽也认为“为我藩蔽,不救非义”,但却在解救吾都里部落时,初战即损兵折将,只能作罢。

  努尔哈赤还以帮助朝鲜剿灭叛乱为由,以武力入朝鲜北境收服藩胡。宣祖四十年(1607),朝鲜藩胡忽剌温已作乱多年,努尔哈赤发兵围剿,声称为朝鲜除患,朝鲜认为“老贼此举虽曰为我除患,而盛张兵马穿过我境,如入无人之地。”*参见〔韩〕《宣祖修正实录》41卷,宣祖四十年二月甲午。朝鲜求救于明朝,明朝意识到:“朝鲜藩篱已撤,肩背受敌,奴酋目中又宁有朝鲜哉!”[3]只能命令辽东官员劝谕努尔哈赤“各守边疆,毋相侵扰”。

  由此可见,壬辰之乱后,无论是努尔哈赤越境还是拆毁朝鲜“藩篱”,朝鲜皆已无力应对。

  纵观宣祖政权与努尔哈赤共存的20余年,其对努尔哈赤政权的认识及应对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壮大相应地发生改变,由夷虏视之、防范打击到曲以应付,终至坐视其大,无力应对。宣祖政权对努尔哈赤势力入侵朝鲜的担忧也在数年之后终成事实,努尔哈赤政权的后继者皇太极先后两次征讨朝鲜,一战而结“兄弟之盟”,再战缔“君臣之约”,而宣祖时期朝鲜与努尔哈赤集团的这段关系可谓清鲜关系的源流。

  参考文献:

  [1] 〔韩〕申忠一.建州闻见录·跋[M]//燕行录全集:第8册.首尔:东国大学,2002:183.

  [2]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万历二十七年四月癸未[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3] 明神宗实录:卷四四六·万历三十六年五月己丑[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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