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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现

“高句丽”与“高夷”之辨——高句丽名称的由来和演变

时间:2017/10/3 9:38:37   作者:孙炜冉,李乐营   来源:《史志学刊》   评论:0
内容摘要:关于高夷、句丽和高句丽的关系,学界早有关注,从音韵学角度予以考量,学者们基本都认为三者之间可能或者必定存在某些关系和渊源。所不同者,是对于三者是历史传承的发展关系,还是同一族群在不同时期的命名的争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高夷当是句丽、高句丽的族源...
  (文章来源:《史志学刊》 2015年第5期P7-13页)

  关于高夷、句丽和高句丽的关系,学界早有关注,从音韵学角度予以考量,学者们基本都认为三者之间可能或者必定存在某些关系和渊源。所不同者,是对于三者是历史传承的发展关系,还是同一族群在不同时期的命名的争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高夷当是句丽、高句丽的族源。如,孙进己、冯永谦等便倡导此说,认为当今学者“以为高夷即高句丽之先人。按高句丽之名始见于汉。但此高夷似居住此一带已久,因此高夷有可能是高句丽先人之名见于史籍。”[注]孙进己,冯永谦,王绵厚.东北历史地理(一)[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P196)刘子敏先生则明确提出高夷就是高句丽族的族源所出,而否定高句丽可能出自秽貊等其他族系[2]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M].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P9-13)。


“高句丽”与“高夷”之辨——高句丽名称的由来和演变


  一部分学生认为,三者是同体关系,只是以不同历史阶段对其采用了不同称谓而已。近代东北史先驱,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提出“鄙意《魏略》所称之槁离,音近句丽,当即古之高夷,亦即《后汉书》之高句骊”[注]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M].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P81)。张博泉、苏金源、董玉英亦认为“高句丽即高夷,也就是应邵所谓‘故句骊胡’”,其存在历史远早于汉武帝建四郡之前[注]张博泉,苏金源,董玉英.东北历代疆域史[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P30)。姜孟山也认同“高夷即高句丽族早已存在,肯定从汉代以前开始存在”[注]姜孟山.试论高句丽族的源流及其早期国家[A].孙进己,孙海.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高句丽卷(一)[C].哈尔滨出版社,1997.(P17-21)。傅朗云与杨旸认为高夷就是高句丽的简称[注]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P42)。耿铁华进一步指出:“高句丽族起源于我国东北,是东北古老民族之一。他们自称为槁离,周初就同中原发生过某种联系,被称为高夷。”耿铁华.高句丽起源和建国问题探索[J].求是学刊,1986,(1).(P79-85)王绵厚等亦同意此说[注]王绵厚.古代高句丽族称探源[A].孙进己,孙海.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高句丽卷(一)[C].哈尔滨出版社,1997.(P34-36)。

  显然,相比较以高夷为高句丽族源认识来说,赞同高夷与高句丽为同族异称观点的学者占大多数,而这些代表性学者对于高夷,即高句丽的族源认识上亦存在差别。其中张博泉[6]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M].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P79)、姜孟山[2]姜孟山.试论高句丽族的源流及其早期国家[A].孙进己,孙海.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高句丽卷(一)[C].哈尔滨出版社,1997.、王绵厚[7]王绵厚.高句丽民族的起源及其考古学文化[A].孙进己,孙海.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高句丽卷(一)[C].哈尔滨出版社,1997.(P37-44)等认同高句丽人源于貊人,傅朗云认为高句丽族源当是高辛氏[8]傅朗云.东北亚历史民族——高夷·高丽·高句丽[J].东北亚论坛,2001,(2).(P92-95),耿铁华则是高句丽源于商人说的代表,并有着大量的著述成果[9]耿铁华《.高句丽族属探源》驳议[A].孙进己,孙海.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高句丽卷(一)[C].哈尔滨出版社,1997.50-53;耿铁华.高句丽族源论稿(上)(下)[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33-36,1999,(3):27-30;耿铁华.高句丽民族起源与民族融合[J].社会科学辑刊,2006,(1):139-145.。

  从史籍来看,高夷、句丽和高句丽的名称是先后出现的关系;从活动地域来看,三者亦有着极大的重合性。可以肯定的是,句丽与高句丽之间有着时间上的衔接性,而且从文献证据来看,两者间有着必然联系;但高夷与句丽两者之间却有着非常长的时间跨度,且没有直接而有力的文献和考古证据证明两者之间的传承性,仅从汉语发音相近似和生活区域有重合便认定两者有着必然联系,其论定结论过于武断。为更好地对这三个称谓予以正确理解和认识,欲在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三者名称的内涵和演变过程,以求教于方家。

  一

  《王会篇》是《逸周书》(《逸周书》为先秦史籍,本名《周书》,隋唐以后亦称《汲冢周书》。今本全书十卷,正文七十篇,其中十一篇有目无文,四十二篇由晋五经博士孔晁注。)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献,提及了成周大会时前来朝贡的四方诸夷,其中提到了稷慎、秽、良夷、高夷、孤竹、不令支、不屠何、东胡、山戎等数个东北古族。显然,这些古族在周初便已闻名于东北,因此才有资格在成周大会上遣使献物。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许多民族湮没和消失在了东北历史舞台,被其他民族所兼并和灭亡;还有一些民族不仅顽强的延续下来,而且还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民族文化,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如稷慎所繁衍的肃慎系民族;东胡、山戎所繁衍的东胡系民族;秽貊所繁衍的秽貊系(亦称夫余系)民族。而其他民族则悉数被该三大族系及汉民族所兼并同化。

  那么,《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的“高夷”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呢?它是很早便消弭在了历史长河中?还是如同稷慎、东胡等一样演变发展下去了呢?笔者就此将做以考述。

  如前文所述,很多学者都认为“高夷”与高句丽之前身“句丽”有着极大的渊源及联系。究其缘,无外乎两大原因:一是汉字标音相近;二是晋人孔晁之相关注解。诸位先贤皆是以此两处为出发点,论证句丽或源出高夷,或高夷就是句丽在周代初期的名称[1]姜孟山.试论高句丽族的源流及其早期国家[A].孙进己,孙海.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高句丽卷(一)[C].哈尔滨出版社,1997.[2]王绵厚.古代高句丽族称探源[A].孙进己,孙海.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高句丽卷(一)[C].哈尔滨出版社,1997.[3]耿铁华.《高句丽族属探源》驳议[A].孙进己,孙海.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高句丽卷(一)[C].哈尔滨出版社,1997.50-53;耿铁华.高句丽族源论稿(上)(下)[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33-36,1999,(3):27-30;耿铁华.高句丽民族起源与民族融合[J].社会科学辑刊,2006,(1):139-145.[4]刘子敏.“古高句丽”新探[A].孙进己,孙海.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高句丽卷(一)[C].哈尔滨出版社,1997.。可是,经过仔细考证便可发现,此两处论点皆不足为证。

  首先,汉代以前的东北诸族皆处于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发展阶段,其族称国号乃至历史事迹在中原的载记都需译成汉语,以汉字而记之,尤其是族称这样的专属名词,基本都是来自于民族语言的直接音译。那么,这个直译的过程,便会因译者和记述人的不同,存在所用汉字亦不同的情况,更会有将相似称谓用同一汉字词汇记述的可能。所以,切不可以汉语译音相近就妄加揣测其必然有着某种联系性。一如同在这一地区曾先后有过历史活动的“貊貉”与“靺鞨”,一个是秽貊系统的民族,另一个则是肃慎系统的民族,不能因为两者发音相同,就认定其为同一民族关系。“高夷”名称所出,始于周初,而“句丽”则首现于西汉,两者中间跨越了将近千年的历史时间,如此之久的间隔期,不足以证明“高夷”就是“句丽”的前身或别称。况且,若高夷作为周初就朝贡中原王朝的东北民族,当是为此时的东北大族之列,然《逸周书》之后,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再言其有任何活动或作为,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其早已被其他民族所并噬,或融散于其他民族当中。

  其次,晋朝人孔晁的相关注解是学界认定“高夷”与“句丽”、乃至后来的“高句丽”有着必然联系的重要依据。《逸周书·王会篇》中记:“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孔晁做注曰:“高夷,东北夷高句丽。”[5]黄怀远,田旭东,张懋镕.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875)据《礼记·王制篇》所载:“东方曰夷。”[6]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P212)在《尚书·周书·贿肃慎之命》中“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7]曾运乾.尚书正读[M].中华书局,1964.(P258),《孔传》注曰:“海东诸夷,驹丽、扶余、馯貊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8](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外臣部·褒异[M].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P3868)《集韵》中顺理成章的注释为:“驹丽,国名。”[9](宋)丁度.集韵(上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P494)显然,晋人孔晁的注释和理解极大影响了学界对于东部高夷与高句丽必为同族的认识。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逸周书》为先秦史籍,而孔晁为晋人,两者不仅相距时代久远,而且《逸周书》尽管在当世有所流传,但对于其本身的真伪性,汉代名学儒仕多存质疑,认为其恐为伪书,直到晋太康年间汲冢出土《逸周书》竹简,才为其正名,学界对其之研究方归于正统,孔晁亦即是在这个时期才对其作注,当算作早期的《逸周书》文献研究者。也就是说,从战国至晋太康年间长达六、七百年并没有人对《逸周书》做过详实而可信的系统研究,甚至一度怀疑该书的真实性。所以,孔晁的注释是建立在非常浅薄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晋代,正值高句丽盛起之时,虽未达全盛,但已然是东北绝对的强藩,数次与汉晋争雄,谋夺辽东,为当世所熟知。所以,孔晁才将两个发音近同的民族联系到一起。但是,孔晁是否真的就能确定两族之间有必然联系吗?显然不是。对于孔晁的注释水平,是备受后人诟病的,其《逸周书》“所注之文多有讹谬……疏漏谬误颇多”[1]高占祥等.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历史卷)[M].长春出版社,1994.(P418)已是学界的共识。因此,清代学者陈逢衡和朱右曾等才又撰著了《周逸书补注》和《周逸书集训校释》等,就是出于对孔晁注解中学术谬误的疏证。单就从孔晁所注其他东北夷的情况,便可窥见其对古代东北诸夷情况不甚了解。如其注中对于“白民”便做注认为“白民,亦东南夷”[2]黄怀远,田旭东,张懋镕.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832)。《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载:“肃慎之国,在白民北。”[3]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P226)显然,白民是居住在长白山以南的民族。从《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另载:“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3]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P347)而同篇说秽貊族亦是“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可见,白民与秽貊同属,是明显的东北夷而无疑。但孔晁则对《逸周书》中“白州比闾”做注为“白州、东南蛮,与白民接也。”[2]黄怀远,田旭东,张懋镕.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832)可见,孔晁所注本身就错讹纰漏颇多,他对“高夷”的的理解和认识落实到其注中大有个人臆测的意味,所以将“高夷”联系成了高句丽,这与此刻高句丽迅速崛起声名远播有着极大的关系。故而,孔晁之注不足以成为学术研究高夷与高句丽关系最强有力的证据来加以使用。

  二

  对于“句丽”的理解,学界众说纷纭,如王绵厚理解为指代“居住于古代东北方的‘东夷’一支,并以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之部族”[4]王绵厚.古代高句丽族称探源[A].孙进己,孙海.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高句丽卷(一)[C].哈尔滨出版社,1997.(P34-36);李德山理解认为“高”和“句”为重音连绵字,高丽、句丽乃至高句丽并无实际差别,而高丽当是山东地区介、莱两族合称的转音[5]李德山.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辩[J].社会科学战线,1992,(1).(P224-229);梁志龙理解认为句丽应读做“驹丽”,句丽实为“朱离”,是东夷人对于太阳的称谓,句丽就是太阳[6]梁志龙.高句丽名称考释[A].孙进己,孙海.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高句丽卷(一)[C].哈尔滨出版社,1997.(P54-60),等等,各种观点莫衷一是。但笔者看来,这些都是从汉字和古汉语的角度来理解高句丽这个有着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文字、不得不借代汉字来转记事物的民族。显然,“句丽”词源发音,并非是使用汉字的汉人给予句丽人的名称,而是句丽人早就有自己对本族的称谓,只是在与汉人接触过程中,汉人用音译的方式最初将其记录下来,起初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思,即便有着某种特定的含义,也应该从高句丽语来解读,而不是用汉字来剖析。

  借助早先学者的研究可知,“句丽”的最早音译是“沟溇”,这是高句丽人称呼“城池”的音译名词[7](日)白鸟库吉.关于高句丽名称之考[A].白鸟库吉全集(第三卷)[M].东京:岩波书店,1970;(日)井上秀雄译注.东ァJn6;ァ民族史1正史东夷伝[M].“东洋文库”第264号,东京:平凡社,1974:114;(韩)李丙焘.韩国古代史(上)[M].汉城:六兴出版社,1979:271;罗新.高句丽国名臆测[J].中华文史论丛,2013,(1):155-165.。从汉字角度来看,其实“沟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如早期英文某个专有名词的翻译用字,所采用的音译汉字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sofa”,译成“沙发”,我们决然不可用“沙”和“发”来诠释“sofa”的本意。那只能是望文生义,生拉硬扯,造成随意的臆想和天马行空的想象。然而,古代汉族学者又是十分聪慧的,他们没有固定用“沟溇”来命名这群生活在“高山曲谷”钟情于筑建“山城”的民族,而是变通采用了两个与其音韵相似,但可以用汉语角度来诠释这个民族性格和特点的字眼——“句丽”。

  基于白鸟库吉、王绵厚等这些学者对“句丽”的释读基础上,则可看出汉代出现的“句丽”与周初之“高夷”显然有着很大的差异,并非有着同样的民族习性和特征。依旧是从字意解读出发,“句”除了《说文解字注》中说:句,“曲也。凡曲折之物。侈为倨,敛为句。考工记多言倨句。乐记言倨中矩,句中钩。淮南子说兽言句爪倨身。凡地名有句字者皆谓山川纡曲”[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P88)这样的理解,《康熙字典》中还载:句,“又与彀同。《诗·大雅》‘敦弓既句’。《释文》‘句,说文作彀。张弓曰彀。’”[2](清)张玉书,陈廷敬.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P99)可见,“句”还有张弓射箭之含义。那么,同理,“丽”不仅有《说文解字注》中所言的“旅行之象……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P471)这样的理解,还可以看到其注文中关于“《礼》:丽皮纳聘。盖鹿皮也”[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P471)的诠释。也就是说,“丽”乃鹿也。如此,综合理解则便成了“张弓射鹿之民族”。观之《三国史记》,高句丽王向有田狩巡猎的传统,而所获者基本不出“白獐”“白鹿”等猎物[3](高丽)金富轼.孙文范校勘.三国史记[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P177、187、191、211、212、213、225),足见高句丽确为一个以猎鹿为业的民族。那么,其境内鹿必为主要特产之物。反观《逸周书·王会篇》中载“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4]黄怀远,田旭东,张懋镕.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875)可知,高夷向周朝进献的方物为四角羊,两者在经济特产上有着极大的差异。

  周人作为西北民族,羊是其最重要的牲口,对羊的属性和特点十分的了解,所以即便是其物种的亚种,也不会被周人错当成其他生物。所以可知,高夷所献四角羊,周人不至于因其四角便不识本源,不可能错将鹿识以为羊。因为,中国对鹿的认识是比较早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鹿科动物在中国分布的种类多。二是鹿科动物的数量多。三是鹿科动物的价值高,可药用、肉用、皮用,还可作为役用[5]谢成侠.再论中国稀有鹿类──糜鹿、白鹿和驼鹿的历史和现状[J].中国农史,1994,(4).(P63-66)。利用方块字的特点,古籍中记载的鹿科动物多是以鹿为字旁。且从外表体态来看,鹿科动物较比羊亚科动物来说四肢更为细长,通常雄性有角,而雌性大多无角,而羊亚科动物相较鹿科则四肢更为矮小,通常雌雄都长有角。可以说,古代中国人是最为典型的农业民族,是完全有能力区分鹿科动物和羊亚科动物的差异的。尤其是鹿,作为很早就被中国熟知的物种,不应有被错当为羊的可能。况且作为进献中原的特产,不应为平凡之物,以鹿在当时亚洲的普遍分布,尤其是四角鹿,就算当今社会亦不是什么稀有之物,不应作为方物进献给中央。从后来高句丽君主狩猎所获多为“白鹿”“白獐”可见,鹿并不为罕物,白色变种才是珍品。从方物可见,高夷是以嗛羊为特产,而高句丽人则以盛产鹿而见称于史。所以,高夷和句丽显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不过是后人在族名用字上读音近似而已。

  《逸周书·王会篇》中载:“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独鹿蛩蛩,距虚善走也。孤竹距虚,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熊。东胡黄罴,山戎戎菽。”[4]黄怀远,田旭东,张懋镕.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875-881)除高夷所贡为四角羊外,还分别记述了独鹿所进献的蛩蛩,孤竹进献的距虚,不令支进献的玄獏,不屠何进献的青熊,东胡进献的黄罴,以及山戎进献的戎菽等方物。蛩蛩与距虚为相类似而形影不离的二兽。一说为一兽。《淮南子·道应训》引作“蛩蛩駏驉”[6]陈广忠注译.淮南子译注[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P552),亦作“蛩蛩巨虚”“蛩蛩钜虚”。汉刘向的《说苑·复恩》言:“孔子曰:北方有兽,其名曰蟨,前足鼠,后足兔。是兽也,甚矣其爱蛩蛩巨虚也,食得甘草,必啮以遗蛩蛩巨虚。蛩蛩巨虚见人将来,必负蟨以走。蟨非性之爱蛩蛩巨虚也,为其假足之故也,二兽者亦非性之爱蟨也,为其得甘草而遗之故也。”[7](汉)刘向撰,赵善普疏证.说苑疏证[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P131)《山海经·海外北经》载“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曰蛩蛩。”[8]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P247)可见,蛩蛩距虚者为东北特有之外形似马的动物。而不令支进献的玄獏,即为黑色之獏。獏即貊者,东北民族向有貊人,此当中原史家之蔑称,当为此地动物的代指。不屠何和东胡所进献的为熊、罴,熊不必赘言,罴者,也叫棕熊、马熊,两者至今仍是东北地区的动物。至于山戎所进的戎菽,《管子·内言》载:“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叔,布之天下。”注文:“‘戎叔’即‘戎菽’。”[1]钟肇鹏,孙开泰,陈升.管子简释.戒第二十六[M].齐鲁书社,1997.(P212)意思是:山戎民族种植冬葱、戎菽,今去山戎那里掠夺回来,研究广泛种植,让全天下的人都会种植、食用。从这些方物可以看出,东北民族所贡之物皆为东北特有之物,而鹿,作为此时遍布中国的物种,即为古人所熟悉,又不是东北地区所独产,所以嗛羊者,绝非为鹿,高夷也不是以鹿为经济产物的民族。

  三

  在古代典籍中,“高句丽”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县三:高句骊、上殷台、西盖马。”[2](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M].中华书局,1962.(P1626)“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秽貊、句丽蛮夷。”[2](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M].中华书局,1962.(P1658)显然,高句丽县是因当地居住有“句丽蛮夷”而设置,高句丽作为地名,要早于高句丽国家名称的出现。但是,“高句丽”与“句丽”又是怎样的一种承接关系呢?是否“高”字只是“句”(gou)的重音连绵字[3]李德山.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辩[J].社会科学战线,1992,(1).(P224-229)?亦或是有着某种特定的含义?这些都是学界至今仍在争论的焦点。

  前文已述,“句丽”本就是中原学者对该东北夷族一种特定的名称称谓,起初是对发音的直译,而在后来的用字上逐步加入中原人对该民族的特征认识,遂采纳“句丽”二字,以代替早期没有实际意义的“沟溇”等直译词。所以,突然在“句丽”前再加“高”字,显然应该不是在“句丽”名称早已固定化,约定俗成之后的画蛇添足之笔。

  从《汉书·地理志》玄菟郡下辖三县可知,汉所设三县应当都是以本地区之原有民族名称而命名的县称。除“句丽蛮夷”所设的“高句丽县”外,还有“盖马”和“殷台”。《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九年条载:“王亲征盖马国,杀其王,慰安百姓,毋虏掠,但以其地为郡县。”[4](高丽)金富轼.孙文范校勘.三国史记[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P184)“殷台”虽未见着于其他史籍,但从同在东北的古代民族孤竹本为“墨台氏([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四十载:“墨台,亦作‘默夷’。孤竹君之后也,汉有墨台绾。”参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新编》(第9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77页)”[5](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A].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新编(第99册)[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P77)可见,“墨台”“殷台”皆为以色彩而区分的古族。由此可知,玄菟郡所辖的“高句丽”“上殷台”和“西盖马”悉数是以当地民族“句丽”“殷台”和“盖马”所设。那么,从“殷台”前加“上”字,“盖马”前加“西”字,便不能认为“句丽”前之“高”字为重音连读,当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域性识别意识。如同古人以崤山以东称谓山东,后来又以太行山为界限分山东、山西,以黄河为界分河南、河北一样,古人多以著名的大山大河为区域划分的重要指标。据《三国志·东沃沮传》载:“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滨大海而居。”[6](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列传[M].中华书局,1959.(P846)盖马大山为今天朝鲜半岛的狼林山脉,此东沃沮位于该山脉以东,故得名东沃沮,而盖马则恰居于该山脉以西,故以此地所设之县称西盖马[7]孙进己.东北民族史研究(一)[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P207)。如此,便可明白“高”与“上”尽为居地方位或民族特征的识别性前缀,起着区别和强调作用,包括郡称“玄菟”亦有此意。《庄子·大宗师》云:“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释文:“玄宫,北方宫。玄,为黑色,代表北方的染(颜)色。”[1]刘建国,顾宝田注译.庄子译注[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P125,126)所以,这里“玄”乃指北方,“菟”则为虎,而此玄菟郡其意思便是北方之虎。由此可见,傅斯年之理解便尤为可贵,其云:“高句丽之高必与句丽为二词……王莽改高句丽为下句丽,明高为形容词,冠于句丽之上者。推寻此意,当由于句丽有若干部落,其居于山地者曰高句丽,以别于其他句丽诸部。且后来之高句丽王曰高氏,更足明高之一字不与句丽为一词。”[2]傅斯年.东北史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P160)东北其他分化部落,盖因所处地区不同,而以其居地方位而加前缀冠名以做区分。如,沃沮,以方位区分,有北沃沮、东沃沮;貊,以所处生活地域区分,有大水貊、小水貊、梁貊。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夫余,亦有北夫余、东夫余、卒本夫余;靺鞨,有粟末水地区的粟末靺鞨,长白山地区的白山靺鞨……等等,不胜枚举。足证,高句丽之“高”盖为强调和区分“句丽”的形容词。所强调者,当与“帻沟溇”之情形相类似。《三国志·高句丽传》载:高句丽“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3](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列传[M].中华书局,1959.(P843)“沟溇”是高句丽语,城邑的意思,而前面所冠之“帻”,显然是源于汉语“衣帻”的简写,是强调这做城市的用途之意。这就是典型的汉语与高句丽语巧妙结合的词语。“高句丽”之词,显然与此情况相同,亦是汉语冠于前,强调其有别于其他部族的特殊性。

  根据《说文解字注》所言:“高,崇也。山部曰:崇,嵬高也。象台观高之形。谓也……与仓,舍同意。仓舍皆从口,象筑也。”[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P227)许多学者都认为该“高”应该与这支句丽人生活在高山地区有关[5]孙进己.东北民族史研究(一)[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P197)。高,从词义来看,首先之理解也当是高耸、高山。但是,纵观鸭绿江流域,该地区皆为长白山山脉及其余脉,基本地形都是山地,所以,这一区域内的民族显然不足以用高山、高城来做以区分,因其他民族亦有此特点。所以,狼林山脉地区的沃沮和盖马,才以“东”“西”做以定位和区分,盖没有以高山区分者。而从《说文解字注》中可见,高还有一个很显著的意思,那就是“仓”“舍”。同样是《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记载来看:高句丽“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1]刘建国,顾宝田注译.庄子译注[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P843-844)观之东夷其他民族传文,概无此俗,所以着史者才将其作为高句丽人特有的风俗习惯加以载记。可见,高句丽人家家建有独特的小仓——“桴京”这样的建筑,此乃是其民族特有的文化面貌。这才是“高”字的真正含义所在,“高句丽”者,乃独建小仓的句丽人之意。

  藉此可知,高夷,乃周初东北之大族,但其在周代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并没有如稷(肃)慎、东胡和秽人那样壮大繁衍下去,而是如青丘、白民这样的民族一样,消失在了激烈的民族兼并过程中,其与句丽有着千年时间的跨度,很难确定两者之间真实存在着同族性,甚至传承性的关系,不能因为族称汉语发音相近就断定两者必然有着的联系性。句丽,初期是一个典型的游猎民族,当是以猎捕鹿类为主业,其特产为鹿,这便与高夷盛产“嗛羊”有着很大的不同。句丽之称谓,是汉人依据其民族自称进行的音译,其出现远早于“高句丽县”,在汉置玄菟郡设三县之前便已有之。而且“句丽”之称已然固定化,不必再有其他重音连绵语的称谓。在其前冠以“高”字,为汉语强化区分其他支族之意,其所指乃是该支句丽人擅于修建“桴京”,家家建有小仓,这是高句丽县所在的这支句丽人特有的民族文化风貌。朱蒙南下卒本川后,与当地人联盟结姻,但为了凸显其民族主体性,势必强化本民族原有特征,所以才用“高句丽”为国号,此为“高句丽”族称由来之真相。

  作者简介:孙炜冉(1981—),男,吉林集安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主要从事汉唐东北史研究。李乐营(1962—),男,吉林通化人,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院长,历史与地理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北民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句丽传世碑碣铭刻、壁画及相关典籍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4YJA770005);吉林省高句丽研究中心重大委托项目“高句丽王系研究”(项目编号:JG2014W 00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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