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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努尔哈赤的求言纳谏思想评述

2017-09-22 12:30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梁娟娟 756
努尔哈赤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杰出首领,他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与明王朝相抗衡的后金国,在女真军事民主制的基础上结合汉族的统治经验,确立了一套适合女真统治的治国方略,奠定了大清王朝兴盛的基业。史称:他“敦本务实,农桑暨礼教咸修,分职建官,心膂与股肱并任,恤民...
  (文章来源:《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6年第10期P49-55页)

  努尔哈赤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杰出首领,他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与明王朝相抗衡的后金国,在女真军事民主制的基础上结合汉族的统治经验,确立了一套适合女真统治的治国方略,奠定了大清王朝兴盛的基业。史称:他“敦本务实,农桑暨礼教咸修,分职建官,心膂与股肱并任,恤民隐而情通二木,高悬鞀设铎之风,饬戎行而师统八旗厉仗钺麾旄之气,国书示范义取图畴,宗室分猷,势联屏翰,天开地辟圣人应运而兴,日照月临,王者向明而治,凡此肇基厚德美不胜书”。①《清太祖实录》首卷三《进实录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在他创建的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广开言路,勇于纳谏,就是其中之一。

  努尔哈赤的纳谏思想,既有对女真原有议事习惯方面的继承和发扬,也有对汉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他通过诸多措施,求贤纳谏,集思广益,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底定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努尔哈赤的经历对其纳谏思想形成的影响

  努尔哈赤出生于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其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受明册封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宣德二年(1427)八月升任右都督都指挥佥事。五世祖董山(童仑)于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十一月,奉诏“袭为本卫指挥使”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编:《明英宗实录》卷三六,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8年版,第708页。。正统六年(1441)正月,明廷又“升建州左卫指挥使董山为都督佥事”,因“其属塔察儿等来朝为董山乞恩,故有是命”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编:《明英宗实录》卷七五,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8年版,第1467页。

  正统七年(1442)二月,明廷“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④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编:《明英宗实录》卷八九,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8年版,第1791页。。自此后,努尔哈赤家族世世代代担任指挥使、都指挥使、都督佥事、都督同知和都督等官,为明王朝效力。总体说来,努尔哈赤家族受汉文化影响很深。

  努尔哈赤出生之际,家道已然中落,但贵族世家的流风余韵尚在,与明朝也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曾任建州左卫都指挥、指挥之职。但此时并非所有的女真部族都与明朝维持着较好的关系,明廷与女真各部互有攻伐,建州各部之间亦征战不休,“有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讷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中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⑤《满洲实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1页。。这种血与火的现实,促使努尔哈赤迅速成长。

  努尔哈赤十岁后,接触到了对他影响至深的两个人,王杲和李成梁。王杲,建州右卫都督,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努尔哈赤十岁时,生母喜塔拉氏去世,继母纳喇氏对其“抚育寡恩”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页。。万历元年(1573),努尔哈赤与弟弟舒尔哈齐投奔外祖父王杲。“嘉靖间,王杲为建州右卫都指挥使,黠慧剽悍”⑦[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建夷》,《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37册,第3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不仅如此,还“能解番、汉语言字义,尤精通日者术”,由于他文武出众,“建州诸夷,悉听杲调度”⑧[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十一《王杲传列》,《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36,第20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成为当时建州女真的著名领袖,时常纵兵骚扰明地边境。虽然因为部族利益的关系,努尔哈赤不见得能得到王杲的悉心教导,但他的政治、军事谋略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为其军事才能的养成打下了初步基础。

  之后,努尔哈赤又效力李成梁麾下,他武力超群,弓马娴熟,“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太祖亦尽死力”⑨[明]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一《建州》,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三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他勤奋好学,“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⑩故宫博物院编:《博物典汇》卷二十《四夷》,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页。,甚至能参与军事决策,“赞画成梁军务,在幕中”⑪[明]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七《李成梁传》,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三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二年,屡历沙场,身经百战,史称“师出必捷,威振绝域”,“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⑫[清]张廷玉:《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190页。。努尔哈赤追随其四处征战,自然获益匪浅。加之又结交了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在相互交游中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努尔哈赤后来的军事、治国谋略及其求言纳谏思想,与这段生活经历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

  例如,努尔哈赤在告诫贝勒大臣不要过量饮酒时,引用古圣先贤的话:“古之贤者有云:良药苦口,利于病,美酒适口,害其身,谗言悦耳,毁其道,忠言逆耳,利于行。”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注:《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41页。显见其汉文化造诣。再如,他在论述人君治国成败的关键时,说:“凡人君之祸,不自外来,皆由自出。昔桀帝、纣王、秦二世、隋炀帝、金帝完颜亮,皆嗜酒贪财好色,不为国劳,不修国政,故所创基业因其无道而败也!”对历史上无道之君的概括,显然来自对汉文化的熟稔。他还指出,明帝正是因为自己“无道”才招致祸端,葬送了大好基业,“尔明帝政法不明,纵容太监敛取民财,众官亦效法其帝,皆搜刮民财。奸诈之富人行贿可以豁免,正直之贫民因无则(贿)而陷于苦难。内政不修,反妄干界外他国之事,倒置是非,妄加剖断。天遂谴之,以明帝河东之地畀我”。帝王自身的素质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成败,“自古以来,君与贝勒之道,未有因衣食竭尽而败亡之例,皆乃因生计骄纵而败亡也!人君之祸,非自外来,皆由自致”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注:《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6、302页。。这也是努尔哈赤对历史兴衰规律的总结。

  为避免成为“不为国劳,不修国政”的帝王,努尔哈赤本着内固论,凡事规范自己,善于听取臣下的声音,励精图治,谨慎从事,从而奠定满族兴盛的基业。正如他对其诸子及所擢用诸大臣讲述“为国之道”时所说:“为国之道,以何为贵?在于谋事公信,法度严明也。其弃良谋、慢法度之人,无益于此道,乃国家之鬼祟也!即以我自身而论之,我之所言,岂能尽是?傥有不当处,勿顾情面。一人之所虑,不如尔众人之所思更甚切当。故尔诸子及众大臣当以众人之见识直陈之。”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注:《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9页。《清史稿》亦认为:“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⑯赵尔巽:《清史稿》卷二一五《济尔哈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949页。

  二、努尔哈赤对女真集议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努尔哈赤的纳谏思想形成于他经年累月的用兵生涯中,为了听取多方面的声音,制敌应变,同时也为了集权的需要,他继承了女真原有的军事民主制并对其进行了改革,创建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族最初实行的是部落联盟会议的军事民主制,凡遇到战事,军事首领即召开联盟议事会议,不论尊卑,不分品级,“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不闻人声。将军发,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择而听焉。合者,则为特将,任其事。帅还,又大会,问有功者,赏之金帛,先举以示众,众以为少则增之”⑰(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七《四裔考四.女真》,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71页。

  这是一种遇事相议、平等协商、带有原始民主习惯的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这一制度在起兵之初还有适用的可能,但随着战争的推进和控制人口的增多,这种集议方式逐渐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为此,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开始,努尔哈赤着手对满洲牛录的整编与改革。“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先是我国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为牛录额真,至是遂以名官”⑱《清太祖实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页。。并划一旗色,初步建立起黄、白、红、蓝四旗。这次改革,为八旗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已统一哈达、辉发和乌拉,又征服了除建州外的女真各部,降者日众,步、骑兵日多,于是在原有四旗的基础上,再增设四旗,共八旗。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每旗的首领称为“旗主”,由王或贝勒担任,旗民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有事征调,无事耕猎。努尔哈赤高居八旗旗主之上,为八旗的首领,在其领导之下,由旗主贝勒等组成议政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决定汗位继承、军国大政、出师征讨、政策法令、重大审判等重大事件,“我国之汗与诸贝勒大臣,日必聚议国民劳逸之事,军旅得失之计”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1页。。由于参与议政的范围狭小,而又极端机密,所谓“每与八子登山密谋,计定猝发,疾如风雨”⑳(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万历四十六年辽事起》,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以致《满文老档》中也很少记载内情。天聪时,诸贝勒大臣曾回忆说:“太祖在时,凡有所谋,必与执政诸贝勒大臣共议”㉑《清太宗实录》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页。,描述的正是这一时期的情况。

  在创建八旗的同时,努尔哈赤“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国事”㉒《清太祖实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又任命功勋卓著的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和安费扬古为五大臣,“有征伐则帅师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焉”㉓赵尔巽:《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五《论》,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190页。。这些大臣与八旗旗主共商国是,“凡诸贝勒大臣,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㉔(清)金梁:《满洲秘档.太祖行军琐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0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1页。。顺治时,郑亲王济尔哈朗回忆:“太祖武皇帝开创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及众台吉等讨论政务之得失。”㉕《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2页。最初的五大臣皆为异姓勋戚贵族,但随着努尔哈赤加强集权措施的进行,议政权逐渐向其亲族子弟转移。

  天命元年,“太祖正大号”,论功封赏各大臣,封和硕大贝勒四人,俱为其子侄,分别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以代善为首,号“四大贝勒,执国政”㉖赵尔巽:《清史稿》卷二百一十五《阿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943页。,参与议政。天命六年(1621)二月,“太祖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㉗《清太宗实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页。。从此五大臣参与议政权以及其他军政实权,逐渐为四大贝勒所取代。虽然《清史稿》认为“太祖建号后”,“五大臣没而四大贝勒执政”的原因在于努尔哈赤“诸子皆长且才”㉘赵尔巽:《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五《论》,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190页。,但显然不是最主要的。至费英东、额亦都、安费扬古、扈尔汉、何和里去世以后,众小台吉如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也参与议政,遂使议政大权集中于努尔哈赤亲族。

  天命七年三月,为了遏制八旗分权倾向,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维护后金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努尔哈赤提出了一个“八王共治”的构想。主要包括:第一,八大贝勒共同执掌国政。因“一人纵有知识,终不及众人之谋”,所以“命尔八子,为八和硕贝勒,同心谋国,庶几无失”。第二,八王有推选新汗的权力,选择标准是“毋令强梁有力者为也,以若人为君,惧其尚力自恣,获罪于天也”,要“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若不能受谏,所行非善,更择善者立焉。择立之时,若不乐从众议,艴然变色,岂遂使不贤之人,任其所为耶?”第三,八和硕贝勒要有听言纳谏的雅量,否则则要重新推选新贝勒。“至于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或一人心有所得,言之有益于国,七人宜共赞成之。如己既无才,又不能赞成人善,而缄默坐视者,即当易此贝勒,更于子弟中择贤者为之。

  易置之时,若不乐从众议,艴然变色,岂遂使不贤之人,任其所为耶?”㉙《清太祖实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7页。第四,强调八王之间的相互监督与牵制,试图通过集体力量,抑制八王的分权倾向。规定平日八王须共同晋见国君,共同议事,“尔八王面君时,勿一、二人相聚,须众人皆聚之,共议国政,商办国事”;八王“如有祭祀等事”,须“告于众而往”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6页。

  努尔哈赤“八王共治”的构想,以八王是否听言纳谏为条件,旨在提高八旗主的地位和权力,限制继嗣新汗独断,以维护后金的长治久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避免专权局面的出现,天命八年正月,努尔哈赤又设立八大臣辅佐八和硕贝勒,目的主要有:一是监督各和硕贝勒,“谁则以己之事、人之事,视为一体,而公以持论。谁则于己之事非是,不自引咎,而变色拒谏,尔八大臣公察之。知其非,即直言责之”;二是辅佐汗王,监察官员,“至于国事之何以成,何以败,当深为经画。有辅弼帝业者,则称其堪任而举之。有才不胜任者,则指其无能而劾之”;三是参决军政,监察将官,“总兵以下及诸武臣,凡行军之事,宜谋其何以得,何以失;若野战,须何器具;若攻城,须何器具,凡应用者,修治之。能将兵者,则称其能,不能将兵者,则指其不能,以闻于朕”㉛《清太祖实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8页。。

  按照八王共治的构想,后金新汗的权力大为削弱,后金政权将从此掌握在八旗贝勒手中。八旗贝勒组成的贵族会议拥有国君废立、军政议决、司法诉讼、官吏任免等重大权力,成为后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在女真后期已然封建化的进程中,实行贵族共治政体,显然是种倒退。所以,当皇太极即位后,在加强皇权的过程中,八王共治的构想很快被打破。

  三、努尔哈赤的求言之法

  努尔哈赤很重视听言纳谏的作用,为了广听博采,同时也为了鼓励和推动臣民直言进谏,他采取了若干措施。

  首先,省察自身,从根本上认识到纳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凡事不可一人独断,如一人独断,必致生乱”,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必须要广泛听取他人的意见,作为一个君主尤应如此,方能称为圣君明主,“人君智虑未周,必博闻广览,勤于咨询,然后称睿哲之主焉”㉜《清太祖实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64页。。他强调“人之善”在于有过必改:“人之善者,知有过,虽小必改。不善者,虽告之以过,不改也。故善人偶有过误,必猛省而自修焉,将善心因之增益矣。”㉝《清太祖实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1页。有过必改,时常反省 ㉞ 《清太祖实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3页。 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91页。

  其次,颁布求言汗谕,要求群臣直言进谏。努尔哈赤认为求言纳谏是有裨益于治道的,“夫事方兴而即谏者,上也;事已定而后谏者,下也。至于知而不谏,非忠直之人也。进谏者,凡应奏之言,有闻即以入告,则治道有不裨益者乎?”努尔哈赤甚至将进言看作比吃饭还重要的大事,天命十年七月,他召集诸贝勒训之曰:“尔等为适我口而送各种食物,我以为,尔等与其进献各种食物,不如受理国事,精心办理之。此于我,方为上也。凡人于治国有远见卓识者,则告之以晓谕国中。否则,当遵我之指令办理,不得有违。”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35页。所以,他曾不止一次地颁布求言汗谕。

  天命元年正月,努尔哈赤召见诸贝勒,当面训谕:“凡贝勒以忠诚事君,奏对之间,无有大于尽言规谏者。贝勒既尽言规谏,人君能听而受之,斯善矣。”㊲《清太祖实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页。天命六年二月(1621),他对进谏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劝谏汗者须明辨是非,以伸张正义。口口(原文不清)汗御马上,宜鞭其马首,以谏之。若见人君修业无道,亦可一谏。谏而不从,尤当死谏。”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3—164页。不仅要求进谏者“明辨是非”,必要的情况下还要死谏。天命十一年二月,宁远战役战败,在诸事不顺一筹莫展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尤感纳谏之重要。三月,他召集群臣,面谕:“朕所筹虑处甚多也,或朕心倦勤,怠于治道欤?或国事安危,民情甘苦,未能体察欤?功勋忠直之人,或倒置欤?吾之诸子,果效朕所为,尽心国事否欤?臣工果勤于政事否欤?朕所筹虑者此也。至于敌国情形,又所深念,当此昼夜计画时,有可与言,可与谋,及勇于行阵者,欲进、斯进可也,可与言者,告以朕意,俾伊亦抒所见以对。”㊴《清太祖实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页。

  六月,他再次诏令群臣直言进谏:“国家执政之臣,殚心国事,行亦思,坐亦思,在朕前,则直陈所见,在贝勒前,遇有阙失,则申明其非。”不仅对君主直言,在执掌国政的诸贝勒面前也应直谏:“至诸贝勒于兄弟中,有过即当直谏,勿优容,若能力谏其过,乃可同心共处。昔卫鞅云:貌言,华也。直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又《忠经》云:谏于未形者,上也;谏于既形者,下也;知而不谏,非忠臣也。凡事勿谓其小而无害,由小而大,以致败国者多矣。朕所谆谆训诫之辞,皆欲勉励汝等,俾克有成,岂欲贻误于汝等耶!”㊵《清太祖实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140页。

  再次,努尔哈赤在广泛求言的基础上,要求贝勒大臣要敢于进谏,勇于纳谏,并以此作为选拔官员和评判官员忠诚与否的标准。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他就曾将是否直言进谏作为评判大臣对人君是否忠诚的标准,对其诸子大臣说:“为国之道,心贵忠,谋贵密,法令贵严。至于泄密谋,慢法令者,无益于至道,乃国之祟也。吾所言果皆是欤?若有拂戾处,汝等勿面从。一人之智虑几何?汝等之言岂无切当处,宜各尽言所知。”㊶《满洲实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4页。“心贵忠”就是要求臣子各言所知,各抒己见。之后,努尔哈赤不断重申这一观点。天命元年正月,他对诸贝勒论述“君明臣忠”对造就一个盛世时代的作用,说:“君德明,则贤臣悦,君德暗,则贤臣忧。故人君智虑未周,必博闻广览,勤于咨询,然后称睿哲之主焉。”光有“睿哲之主”还不够,还得有贤臣适时进献忠谏,“若贤臣遭逢盛世,翊赞皇猷,俾朝廷声教,施当时,传后世,皆以忠诚之心为之,有嘉谋谠议,无不尽言,其视家国,如一体然,始可质诸天地而无惭矣”。

  他还进一步论述了臣子忠诚在诸方面的作用,“盖忠诚而慈惠,则利济必公;忠诚而敏达,则庶务就理;忠诚而武勇,则戡定祸乱克奏肤功;忠诚自靖凡事皆可胜任也。若慈惠而无忠诚,施与必不公平;敏达而无忠诚,更张适滋纷扰;武勇而无忠诚,轻敌寡谋,益取败而致乱。才具虽优,每以内鲜忠诚,动辄获咎。故明君治国,务先求忠诚之人而倚任之也。”㊷《清太祖实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65页。由此看来,努尔哈赤所谓的臣子的忠诚,是一个很大的范畴,直言进谏只是表示忠诚的一个方面。

  努尔哈赤还将“陈嘉谟”、“直陈所见”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天命六年七月,“上谕贝勒诸臣曰:人君用人治国,宜择贤而有识者任之,若既膺此任,不逮其初,非真能公忠人也。臣之良者,入而对君,陈嘉谟焉。出而治事,公听断焉。居则职业思尽,动则措置有方,奉使于外,又能申明约束焉。凡有委任,克公克谨,无所悖违。若敷对上前,则直陈所见。至衡量人物,贤则贤,否则否,无所徇饰。苟有利于君国,身家非所爱也,勤劳非所恤也。如是,则上下协和,庶事修举,而君亦嘉赖之矣。”㊸《清太祖实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0页。

  努尔哈赤认为诸贝勒大臣不仅要勇于进谏,还要时时反省自身,善于纳谏。“凡人溺于非僻,不自省改,犹大厦将倾而坐其中,悬崖欲崩而立其下也。尔贝勒诸臣若骄恣不逊,则自丧其德,过失不改,则自辱其身。陵侍从,虐仆隶,则禄不保。不善如此,必无告以善言者。即已有一言之善,人且不听,欲求贤哲之助,何可得耶?纵令得之,亦必不能受其善言,而敬识不忘。如此,则祸患必丛集其身矣。”㊹《清太祖实录》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页。只有听取谏言,才能发现自身的不足,远离祸端,否则只会加速自身的败亡。“凡人有告以善言,反生畏惮,不愿听闻,乃甘于自弃者也,其败必速。若勉受善言而谨识之,是勇于从善,不欲自处以庸流也,将由贱而贵,由卑而尊,为益亦无穷已。”㊺《清太祖实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3页。努尔哈赤还指责那些不辨善言的人是“非人类”,“上谕侍臣曰:愚闇之夫,耽于逸乐,不致力修德,凡言之有益无益,皆不能辨,惮于听受,即闻善言,亦不默识深思,惟图晏安自便,此岂人类也耶?愚者群聚,纵为嬉游,耽于宴饮,习于谑浪,至贤哲当前,则引故而却避之,若委以正务,则诿谢而不任焉,此亦非人类也。”㊻《清太祖实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3页。

  此外,努尔哈赤还曾于宫门外设立谏木,作为通下情之法。天命五年六月,为了通达下情,听取民众意见和建议,努尔哈赤颁布谕旨:“凡有下情欲诉者,恐不得上闻,可树二木于门外。其有欲诉之言,书而悬之于木,俾朕览其辞,晰其颠末而按问焉”,“由是事无巨细,悉得上达,睿照所及,民无隐情”㊼《清太祖实录》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页。。天聪年间,皇太极所谓“何必立言官,我国人人得以进言,若立言官,是隘言路矣”㊽《天聪朝臣工奏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9页。,此论出台的背景也正基于此。之后,乾隆帝曾援引此例,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重设谏木于大清门前,当年见之者记曰:“大清门阶上立木架一,如灯座式。相传当日令进谏者置奏书于其上,即谤木遗意也。”㊾何汝霖:《沈阳纪程》,转引自武斌主编:《清沈阳故宫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四、努尔哈赤的纳谏得失

  努尔哈赤明确认识到纳谏对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史称其“尚义理,纳谏诤;进忠直,退邪佞”㊿《清太祖实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2页。。加之其求言之法的实行,其求谏活动收到了一定成效,一些正直之士,忠谠之臣,敢于指陈时弊,甚至犯颜直谏。如曾为五大臣之一的费英东,“为人忠直,见国事稍有阙失,辄毅然强谏,毕智殚力,克输勇略,以佐成帝业”《清太祖实录》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页。。天命五年三月,费英东病逝时,努尔哈赤不顾众妃及贝勒大臣的谏阻,亲临哭祭,夜半方回。

  努尔哈赤晚年思想僵化,骄傲轻敌,宁远大战一败涂地,刘学成上书指责广宁久攻不下乃将帅怠惰、努尔哈赤领导无方所致,“汗未及日中即取沈阳,一日而取辽东,其余所下之城不可胜数。今已二日,为何未得宁远?非辽东、沈阳之人较宁远寡而弱,枪炮较宁远少而钝也。乃汗自取广宁以来,马步之兵,三年未战,主将怠惰,兵无战心也。兼之,车梯藤牌朽坏,器械无锋,及汗视宁远甚易,故天降劳苦于汗也。倘若汗以(原档残缺)海为无用之处而修筑住地,一旦用时恐将有误……”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使汗与大臣“若父子一心,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刘学成在谏止努尔哈赤修筑住地的同时,条陈四事:一是明定赏罚,“有功之人,赏以千金而不惜,无功之人,虽亲戚而不赦。赏罚严明,则大事成矣”;二是针对猎杀逃人的做法,建议停止杀逃人,“使其从征,以汉人征明,则于诸申有益矣”;三是针对女真人口稀少,每得一地即毁城而去的做法,建议禁止焚城,改以派兵驻守以作为攻取下一地的桥头堡,“得宁远后,即设兵于宁远,以攻山海关而诱之。大军由一片石前往,直捣都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诚能如此,则通州城之积粮民舍,天启帝之宝贝、财帛,皆可得矣。否则,攻山海关,几日以后,自山海关至都城,尽皆放火,将如锦州、杏山、塔山、连山、松山等皆化为灰烬,得之何益?”四是趁蒙古无力之时征明,“若于蒙古马肥壮以后,我才出兵前往,嗣后一旦出事,则难于千里之外返回,若于蒙古马肥壮之前,即留守城兵而前往,则善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93—695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3—484页。。刘学成的上奏直指努尔哈赤及其将帅,然“奏入,汗嘉之”,表明了努尔哈赤求言的诚心。

  然而囿于时代及阶级、民族的局限性,努尔哈赤的纳谏思想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天命年间,由于满族贵族强行扩展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剥削方式,大肆掠夺人口、牲畜,逼民为奴,增建庄园,致使辽东地区动荡不安,汉民群起反抗,或大批逃往明境,或与明国密使联络,约定时间里应外合,以期推翻后金的统治。一些汉官也私下与明联系,意图反叛。为消除祸端,努尔哈赤除派满洲将士率兵镇压、屠城外,于天命八年正月,特遣李永芳、佟养性坐镇辽南地区,清查丁口,缉捕逃人。五月初七日,努尔哈赤忽闻复州居民要叛金投明,当即预备发兵镇压。李永芳谏止道:“所传复州之人欲叛者,伪耳,乃惑人之诬谤也。倘信其言而遣兵,则为彼方之人闻之乐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93—695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3—484页。李永芳长期巡查各地,很清楚汉民的反叛情绪已极,应当谨慎从事,过多的杀戮只能刺激更多的反抗。然而努尔哈赤却不这样认为,他大发雷霆,指责李永芳忘恩负义,心向明朝。“李永芳,昔于抚顺之时,曾念尔乃一通达明白之人,故收之,妻以金之骨肉。蒙天眷佑,使我出兵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及明之四路,至于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东、广宁以及蒙古边塞等处,亦皆承蒙天之眷佑也。对此,尔李永芳却不相信。因尔之不信,故尔等以为明帝久长,而我则为一时耳。辽东汉人屡欲谋反,彼等密谋之书不断传来。我每欲查抄之,因尔心向明,竟以欺瞒相谏。(汉人)叛逃而往(明国),尔心始快,一经发觉而诛之,则尔心不适矣。倘尔果然忠诚,兵不劳国不扰,身任管束,平定叛逃,灭其国而取之,则我之过,而尔之所谏信然……尔若通明,但见北京城内河流血二次,各衙门之古树被风根拔,此皆天示之异象也,尔能劝止而成乎?可见尔将辜负于养身之父及岳父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93—695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3—484页。

  努尔哈赤对李永芳心怀“怨恨”,但其疾言厉色的指责却是毫无根据的。作为荣升“抚顺额附”的降将,李永芳的命运早就与爱新觉罗家族的盛衰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有“通明”的余地。努尔哈赤的拒谏和指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矛盾的尖锐,因汉民的不断逃亡,引发对汉官的不信任和怀疑。因此才抓住李永芳的谏言大做文章,希冀杀一儆百,对其他汉官作一警示。

  纵观努尔哈赤的纳言和求谏,是以巩固后金奴隶主贵族统治为目的的,因此不可能跳出阶级和民族的局限,但他的很多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可为后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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