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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努尔哈赤军事谋略评议

2017-09-24 08:42 《管子学刊》 梁娟娟 1933
努尔哈赤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将领，自25岁起兵至68岁去世，身经百战，除宁远一役，其余大小战役皆战无不捷，攻无不克。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用兵艺术赢得了时人的肯定，史称“用兵如神”[1]588。他的军事谋略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宝贵财富，他在实力建设、战略理论、指挥艺...

　　（文章来源：《管子学刊》 2015年第4期P54-60页）

　　努尔哈赤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将领，自25岁起兵至68岁去世，身经百战，除宁远一役，其余大小战役皆战无不捷，攻无不克。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用兵艺术赢得了时人的肯定，史称“用兵如神”[1]588。他的军事谋略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宝贵财富，他在实力建设、战略理论、指挥艺术上的建树，奠定了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名将地位。

　　一、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实力建设之道

　　孙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战争是实力的较量，要想取胜，必须“先胜”，加强实力建设：“盖制敌行师之道，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斯善之善者也。”[2]68在经年的战争实践中，努尔哈赤摸索出了一条自保先胜的实力建设之道。

　　第一，立足自保，慎选对手，减少对立面。努尔哈赤生活的时代兵燹战乱不休，不仅女真与明朝的战火不断，女真内部亦“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争夺无已时”[2]25。努尔哈赤起兵时，内忧外患重重。

　　对于家族外部的对手，努尔哈赤根据实力和形势的经重缓急，灵活选择打击目标，采取了佯顺明朝、争取蒙古、笼络朝鲜、集中力量统一女真的方针，基本遵循了由弱及强、由近及远的策略。先将矛头指向有杀父之仇的尼堪外兰，之后伺机攻取临近的苏克素浒河、董鄂、浑河、哲陈等部，统一建州女真。实力壮大后才用兵海西女真，先是临近的哈达部，然后是较弱的辉发，对实力较强的乌拉不断打拉结合，以至灭其族；最后才是实力最强的叶赫部。

　　对于本族的反对势力，努尔哈赤也遵循了少树敌的原则。万历十一年(1583)一天夜里，有人侵入努尔哈赤住处。将人抓住后，近侍洛汉主张杀掉。努尔哈赤考虑到：若杀了此人，就给了其主人出兵的借口，“傥加兵于我，我众寡不敌，奈何？”于是佯言道：“尔非盗牛来耶？”那人以盗牛应。洛汉认为“实欲害吾主”，应“杀之便”。努尔哈赤不便当面解释，就以“盗牛”为名，将人释放。之后，又有名为义苏的人勾结努尔哈赤的仆婢潜入其宅，被努尔哈赤射伤后捆缚。族人主张杀死义苏，努尔哈赤说：“杀之适以启衅，若其主以兵攻我，劫我储蓄，我粮匮，则部下叛，部下叛，则我等孤立，何以御敌？且我又何肯以杀人为他人藉口耶。”[2]29—30遂将其释放。努尔哈赤的做法，减少了对立面，为保存实力、从容备战赢得了时间。

　　第二，求才若渴，知人善用，壮大自身实力。在征战过程中，努尔哈赤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用，很快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一批能臣猛将，除了较早的额亦都和安费扬古，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等相继被收到麾下，弥补了战争之初人才缺乏的不足。

　　费英东，“自少从太祖征讨诸国三十余年，每身先士卒，摧锋陷敌，战必胜，攻必克，屡奏肤功”。天命三年(1618)攻打抚顺，他督兵进战，“所乘马闻火炮警逸，诸军不前”。费英东“回马大呼，麾众直入，于是诸军并进，大破之”。努尔哈赤见之赞曰：“此万人敌也。”[3]44他为人忠直，对努尔哈赤忠心耿耿，“见国事稍有阙失，辄毅然强谏，毕智殚力，克输勇略，以佐成帝业”[2]97，被努尔哈赤视为“股肱大臣”，是早期的五大臣之一，史评：“佐太祖成帝业，功最高。”[4]9180

　　何和礼，栋鄂部长，万历十六年率本部军民投靠努尔哈赤。他“性宽和，识量宏远，事太祖三十余年……抒诚宜力，佐命之功为多”[3]53。万历三十六年(1608)，“从太祖征乌喇，率本旗兵破敌有功”；三十九年，与额亦都、扈尔汉讨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克扎库塔城；四十一年(1613)，与诸贝勒一起灭乌喇；天命四年(1619)，“从破明经略杨镐”；六年(1621)“下沈阳、辽阳”，“皆在行间”[4]9183，因功被授为三等总兵官。

　　努尔哈赤还善于从对手中发现人才，且能不计私怨，量才而用。万历十二年(1584)，征讨栋鄂部瓮郭落城时，士兵鄂尔果尼“射上，中首贯胄，伤入指许”，又有“名罗科者，乘烈焰中潜逼，突发一矢，中上项”。努尔哈赤伤势严重，“迷而复苏者数四……凡一昼夜，血犹不止”。伤愈后，攻破瓮郭落城，鄂尔果尼和罗科被俘，“诸臣请诛之”。努尔哈赤却认为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且“如此勇敢之人，若临阵死于锋镝，犹将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杀之乎！”[2]31—32升二人为牛录额真。

　　由于努尔哈赤求才若渴、知人善用，阿山、叶臣、恩格图、哈宁阿、李永芳等大批勇将相继归附，实力不断壮大。

　　第三，改革军制，严肃军纪，缔造八旗劲旅。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及士兵固然作战勇敢，但士兵纪律涣散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万历十七年(1589)正月，努尔哈赤兵围兆佳城：

　　攻四日，城将下。我兵遂弛备，争俘获，聚而哗。上见之，解甲授侍臣鼐护被之，曰：“我兵互争，恐自相蹂躏，尔往禁之。”鼐护往，弗为禁，亦争取焉。上又以绵甲授巴尔太被之，曰：“敌将遁，趣取吾甲。”巴尔太往，亦争俘获，不即至。适敌兵十人突出。上有族弟王善者，敌掷之仆地，踞其身，欲刺。时上未甲，奋身直入，发矢中敌人额，应弦而踣，救王善，克其城，斩宁古亲而还[2]36。

　　不待战事结束将士就哄然劫掠财物，差点贻误战机。为整肃部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开始，努尔哈赤着手对满洲牛录的整编与改革，“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2]46。这次改革，为八旗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已统一建州、哈达、辉发和乌拉，步、骑兵日多，在原有四旗的基础上增设四旗，共八旗。八旗的组建，把女真分散、松懈的组织，微弱的力量，整合成一个严密的军事组织，“地广，则八旗并列，分八路，地狭，则八旗合一路而行，队伍整肃，节制严明，军士禁喧嚣，行伍禁搀越。当兵刃相接时，被坚甲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被轻甲善射者，从后冲击，俾精兵立他处，勿下马，相机接应。每预筹方略，了如指掌，战则必胜”[2]62。

　　为发挥八旗的战斗力，努尔哈赤不断申严纪律，规定：“凡军士自出兵日至班师，各随牛录勿离，如离本纛，执而讯之”；“甲喇额真不以所颁法令诫谕于众，罚甲喇额真及本牛录额真，马各一匹；若谕之不听，即将梗令之人论死”；“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争先竞进，一二人轻进必致损伤，被伤赏不及，纵殒身亦不为功”[2]68—69。

　　为激励士气，努尔哈赤还严格执行“有罪者，虽亲不贳，必置之法；有功者，虽仇不遗，必加之赏”[2]62的赏罚原则。天命五年(1620)八月，努尔哈赤带兵征明，令左翼旗主莽古尔泰追击沈阳城外明军，而主将额亦都“竟未率众紧跟其贝勒，在后徐行，未渡河乃还”。结果被定为死罪，努尔哈赤因额亦都旧日之功，“免其死”，但取其“诸申三百男，削其功”，而随莽古尔泰“冲锋陷阵有功者，悉命晋升，无爵位者赐以爵位”[5]153—154。十年(1625)六月，明将毛文龙带三百人夜袭后金村庄，被三名妇女察觉，她们“将车辕靠于墙上，由青佳努之妻执其夫之刀先行登上，另二妇亦相继登上，一同砍杀驱赶，迫使三百兵自墙上跳下，皆逃之”。事后，努尔哈赤“赏青佳努之妻一等备御之职。赏其次登上墙之妇人为二等备御。赏第三登墙之妇人为千总。按等次赏给三妇人缎疋、财货、银、马、牛、奴隶等甚多，并于国中宣扬其名”[5]634。努尔哈赤明定赏罚的做法极大激励了士气，“将士各欲建功立名，每闻征伐，靡不欢忻效命，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捷如风雨，所至无敌”[2]62。

　　经过努尔哈赤的整顿，八旗兵剽悍善战，纪律严明，成为其南征北战的中坚力量。

　　二、由弱及强、远交近攻的全局战略

　　孙子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孙子兵法·虚实篇》)善于用兵的人，会避实击虚，找到最佳的进攻目标和方向，以较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胜利。努尔哈赤起兵之时，四面群雄环视，东有朝鲜，南有明朝，西有蒙古，北有海西，处境艰难，势如孤岛。面对如此处境，他在征乌拉时提出了“伐大木”的理论，认为攻打强大的对手，“譬伐大木，岂能遽摧？必以斧斤斫而小之，然后可折。今以势均力敌之大国，欲一举而取之，能尽灭乎？我且削其所属外城，独留所居大城，外城尽下，则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乎？”[2]53战争中，努尔哈赤虽未制定具体的战略规划，却基本遵循了“伐大木”式的，由弱及强、各个击破的原则。具体做法是：佯顺明朝，笼络蒙古，示好朝鲜，集中力量统一女真。

　　(一)恩威并用，由弱及强，统一女真。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兵锋直指尼堪外兰，揭开了统一女真的序幕，本着“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6]21的方针，“恩威并行”，对女真各部鲸吞蚕食。主要策略有二：

　　一是先弱后强，远交近攻。以攻克图伦城为起点，努尔哈赤先致力于本部的统一，适时对周边的反对势力主动出击。八月，因萨尔浒城主诺米纳不遵守约定，“阴助尼堪外兰”[4]9186，至是，努尔哈赤杀诺米纳，占萨尔浒城；十二年正月，努尔哈赤族叔兆佳城主李岱曾“引哈达来侵”，努尔哈赤“率兵征之”[2]29，俘获李岱，占兆佳城；六月，因异母弟萨木占等人杀努尔哈赤的妹夫噶哈善，努尔哈赤杀萨木占，占马尔墩城。九月，努尔哈赤得知栋鄂部“自相扰乱”[6]48，果断出兵；十三年，出兵哲陈部，两年后将其吞并。至万历十六年，“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6]72，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

　　与此同时，对实力较强、距离较远的叶赫、乌拉等海西四部，则以拉拢结交为主，通过联姻、结盟的方式赢得喘息之机。万历十六年(1588)四月，哈达国万汗之子扈尔汗以女嫁给努尔哈赤。二十一年，古勒山之战中，努尔哈赤俘获乌拉贝勒布占泰并“恩养”之，先后将三个女儿嫁其为妻，七次与其盟誓。布占泰亦将其妹嫁给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叶赫贝勒布扬古“以妹归上”，金台石“以女妻上次子代善”，海西四部与努尔哈赤结盟共誓，愿“福禄永昌”[2]42。“联姻”和“盟誓”在一定时期内为努尔哈赤积蓄实力赢得了时间。

　　二是打拉结合，剿抚并用。用兵过程中，为减少战争阻力，努尔哈赤坚持“恩威并施”的方针，通过杀伐消灭敌人，通过厚赏招徕盟友。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攻取朝鲜村之山寨，额亦都“首先进战”，“该城男女尽与彼杀之”；二十一年(1593)三月，讷殷七寨村民“叛往辉发部”，额亦都率兵“尽杀俘获之人”[5]1222、1224；九月，努尔哈赤迎战九部联军，“纵兵掩杀，尸满沟渠”[7]317。三十五年(1607)九月，努尔哈赤灭服而复叛的辉发部，“屠其兵，招服其民”；次年三月，努尔哈赤子侄征乌拉，围憨山城“克之，杀千余人，获甲三百副，尽收人畜而回”；四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亲征乌拉，布占泰率军三万迎击，结果“十损六七”，乌拉“自此灭矣”[7]325、326、329。

　　对主动来归者，努尔哈赤以重赏收其心。万历十六年，苏完部长索尔果、栋鄂部长何和礼、雅尔古寨扈喇虎率部来归，努尔哈赤皆赏赐有加。天命元年(1616)，使犬路、诺洛路、石拉忻路路长四十人率妻子及部众百余户来归，努尔哈赤赐官各路长，“其众俱给奴仆、牛马、田庐、衣服、器具”[2]68。三年(1618)，东海虎尔哈部纳喀答部长率百户来归，努尔哈赤赐愿意留下的八人役使“男妇二十口、马十匹、牛十头、锦裘蟒服并四时之衣，田庐、器用诸物毕具”，“其愿归之人感激乞留甚众”，还捎信给家乡的亲人说：“上以招徕安集为念，收我等为羽翼，恩出望外，吾乡兄弟诸人其即相率而来，无晚也。”[2]76努尔哈赤的招抚政策争取了同盟，加快了统一的进程。

　　(二)示弱称臣，佯装顺从，伺机伐明。尽管与明朝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无力与之抗衡，努尔哈赤遂通过称臣、纳贡等方式，一面放松明廷的警惕，一面从其手中获取政治、经济上的支持，“藉中朝名号耀东方”[8]3。

　　古勒寨之战，努尔哈赤获得“敕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2]26的补偿，成为建州女真名正言顺的领袖，取得对女真用兵的“合法”地位。为继续获得明朝的支持，在有能力反击之前，努尔哈赤一直表现出对明朝的臣服。万历十五年，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他在佛阿拉“自中称王”，“定国政”，自称“淑勒贝勒”[9]18。这一举动引起明朝官员的警觉，兵科给事中张希皋上书：“建州夷奴儿哈赤及北虏，恍忽太结连助逆，实烦有徒，不可一日而忘备也，一切善从事宜，乞敕抚镇从长酌议具奏。”[10]3710对此，努尔哈赤却以“忠顺”从容化解明朝的戒心。其时，女真木札河部首领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骑，杀指挥刘斧，走建州”[11]65，努尔哈赤“剑斩其头，并被卤人民来献”。明朝制置使张国彦由此认为努尔哈赤“忠顺”，“上书请拜爵为都督佥事，令约束东夷”[12]32。加上努尔哈赤屡次归还被掳的汉民，明廷颁下敕书，升其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遂“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11]65。

　　为消除明朝的戒心，万历十八年(1590)四月他亲率108人入京进贡，感激明廷的封赏。二十年(1592)八月，再次入京进贡，并“奏文四道，乞升赏职衔、冠服、敕书”[10]4678。此行，努尔哈赤求升龙虎将军的目的虽未达成，但他毫不气馁。之后的十余年间，他又数次带队进京。期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廷发兵救援，努尔哈赤通过“建州贡夷马三非”向明朝请战，“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9]38—39。其请求虽被驳回，但其“忠心”获得回报，不仅在政治获得梦寐以求的龙虎将军职衔，还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执五百道敕书，受年例、金币……。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6]72-73。此外，还借机了解了明朝的虚实，笼络了一批官员，为之后攻打明朝做好了准备，可谓一举数得。

　　努尔哈赤佯顺明朝的策略是十分成功的，用兵女真期间，明朝基本不干涉其军事行动，反将势力较强的海西叶赫作为头号敌人，屡次加兵，无疑成为他统一女真的助力。

　　(三)笼络蒙古，示好朝鲜，稳定后方。征战中，为免跟明朝与蒙古或明朝与朝鲜两线作战，努尔哈赤将目标放在女真和明朝的同时，对蒙古和朝鲜采取了以抚为主的笼络策略。

　　在统一建州本部之前，努尔哈赤与蒙古各部的利益冲突不大，但随着继续用兵建州的长白山三部及海西女真，不可避免的与相邻的漠南蒙古遭遇。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不满努尔哈赤的势力扩张，纠集乌拉、哈达等女真六部及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卦尔察三部，组成九部联军进攻努尔哈赤。结果在古勒山遇伏，大败。科尔沁明安贝勒“弃鞍赤身，体无片衣，骑骣马脱出”[6]97。为拉拢蒙古，努尔哈赤“选所获蒙古人二十，被锦衣，骑战马，使还其巢穴”[13]446。科尔沁部贝勒瓮阿代派人送来战马100匹，骆驼10头，作为还礼。次年，明安及喀尔喀五部贝勒老萨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自是蒙古诸贝勒通使不绝”[2]41。三十三年(1605)，“蒙古喀尔喀把岳忒部落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之子台吉恩格德尔来朝，献马二十匹”；翌年，又率蒙古五部喀尔喀诸贝勒使者“进驼马来朝”，尊努尔哈赤为“神武皇帝”。自此，“蒙古各部落每岁来朝，络绎不绝”[2]47。

　　努尔哈赤还通过联姻的方式巩固与蒙古的同盟，万历四十年(1612)，娶科尔沁明安贝勒之女；四十二年(1614)四月，蒙古扎鲁特部贝勒钟嫩“以女妻上子贝勒代善”，扎鲁特部内齐汗“以妹妻上子贝勒莽古尔泰”，科尔沁贝勒莽古思“以女归上子贝勒皇太极为婚”；十二月，扎鲁特部贝勒额尔济格“以女妻上子台吉德格类”；四十三年正月，蒙古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以女来归”[2]57—58。

　　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努尔哈赤抚绥喀尔喀部的策略也取得了成效。天命四年(1619)，明军反攻后金时，“厚遗金帛”给喀尔喀贝勒宰赛，宰赛率“万余骑，奄至铁岭城外”[14]462助明，结果兵败被俘。喀尔喀部卓礼克图洪巴图鲁贝勒率五部贝勒请求与后金结盟。十一月，后金与喀尔喀五部落贝勒盟，愿“合谋并力，与明修怨”[2]93。

　　恩威并施，努尔哈赤对蒙古的怀柔政策取得了可喜成果，蒙古各部陆续来归，天命九年(1624)，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歃血为盟。至此，除了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外，蒙古诸部均已归附。

　　在外交斡旋和武力威逼下，努尔哈赤的对朝怀柔政策亦取得了初步成功。朝鲜与明接壤又与后金为邻，与明朝维持着几百年的友好关系，是其强有力的同盟。努尔哈赤攻打明朝，朝鲜的向背举足轻重。在后金崛起的过程中，努尔哈赤曾多次借送还逃人的机会致书朝鲜，要求通好。但女真的强大令朝鲜颇为忌惮，双方虽有交往，但朝鲜一直没有给予正面回应。

　　萨尔浒之战，朝鲜派兵助明，结果兵败，都元帅姜宏立等降金。努尔哈赤趁机以胜求和，他对投降的姜宏立等人“优以宾礼，数赐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豢养焉”。之后放其回国，并致书朝鲜国王：“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其势有不得已。且明曾救尔倭难，故报其恩而来耳。”希望其与明朝断交，与后金结盟。不久，光海君遣使致书努尔哈赤，愿“各守疆圉，复修前好”[2]83—85。

　　三、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的战术运用

　　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用兵以来，努尔哈赤根据形势灵活选择对手，根据对手机动选择战术，奇计迭出，屡克强敌，其高超的用兵艺术，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用兵如神”。总结起来，其战术运用原则主要体现在：

　　第一，崇智尚谋，诡道制敌。孙子说“兵者，诡道”(《孙子兵法·计篇》)，认为用兵应巧用谋略，讲求“兵不钝而利可全”，并提出了一系列欺敌、诱敌、惑敌、制敌之法。努尔哈赤亦认为：“用兵则以不劳已，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不劳兵力而克敌者，乃足称为智巧谋略之良将也”[2]68。“不劳已，不顿兵”“智巧谋略”是其用兵的鲜明特色。

　　起兵之前，努尔哈赤曾与萨尔浒城主诺米纳盟誓，共同征讨尼堪外兰，诺米纳却屡次背盟。努尔哈赤决定征讨之，他佯装与其约定攻打巴尔达城，并令其先攻。诺米纳不从，此举正中努尔哈赤下怀，遂言：“尔不战，我当先之，尔兵仗悉予我。”诺米纳不知是计，将兵器全部交出。努尔哈赤“既得兵仗，遂将诺米纳、奈喀达及其兵尽诛之”[2]28。不费吹灰之力除掉敌人，夺得萨尔浒城。

　　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欲攻抚顺，“欲伐木治攻具，恐为众所觉，乃以缮治诸贝勒马厩为名，遣七百人伐木以备攻具”[2]68。为顺利夺取抚顺，“先一日，奴于抚顺市口言：明日有三千达子来做大市。至日寅时，果来叩市，诱哄商人、军民出城贸易，随乘隙突入掳杀”[10]10686。里应外合攻下抚顺，守将李永芳投降。

　　努尔哈赤还深得设伏诱敌之精髓，他说：“若我众敌寡，我兵潜伏幽邃之地，毋令敌见，少遣兵诱之，诱之而来，是中吾计也，诱而不来，即详察其城堡远近，远则尽力追击，近则直薄其城使壅集于门而掩击之。”[2]68万历十二年(1584)，征栋鄂部，部主阿海巴颜闭城不出。努尔哈赤纵火焚城楼及村中庐舍后，因大雪罢攻。退兵时，他令兵众先退，亲率12人伏于浓烟中，“城内谓兵已退，引众出”。努尔哈赤“突出击之，斩四人，获甲二副”[2]31。万历十七年(1589)，攻打兆佳城，努尔哈赤“伏兵城下”，“城内兵百人出，伏兵不即击，引弓射之”[2]36，敌军败走。

　　战争中，努尔哈赤屡施奇谋变诈之术，“审机宜，决进退”[2]68，“每发兵以围猎为名，不知所向”[8]7，史称“狡黠异常”[10]11065“用计最诡”[15]741。

　　第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实力是战争的决胜因素，孙子认为，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孙子兵法·谋攻篇》)，要创造“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孙子兵法·虚实篇》)的用兵优势。努尔哈赤就善于在一定时间和地点上，营造局部优势，形成攻击点上的我强敌弱，以克敌制胜。

　　战术上，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和重创明军的几次大战，都遵循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部联军3万人分三路进攻建州。努尔哈赤兵力不及联军一半，但他指挥若定，向军民承诺“尔众无忧，我不使汝等至于苦战”。他分析“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是群“乌合之众”，只要占据有利地形，据险诱敌，“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必胜矣”[6]94—95，遂在古勒山“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派额亦都率精骑百人出阵挑战。当时，九部联军久攻墨济格城不下，叶赫兵心浮气躁，见兵来击，首先“罢攻城，引兵来战”。额亦都佯败，且战且退，叶赫贝勒布寨“所乘马触木而踣”，因而被杀，敌兵大乱，其他贝勒“大惧胆落，弃众奔溃”[2]40。努尔哈赤趁势掩杀，杀敌4000，擒获乌拉贝勒布占泰、科尔沁贝勒明安等人，大获全胜。据险诱敌、集中兵力是此战获胜的关键。

　　努尔哈赤还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集中兵力、克敌制胜的经典之战——萨尔浒之战。天命四年(1619)，明廷集结10万大军，以辽东经略杨镐为主帅，兵分四路对后金发起反攻。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军事部署和行动计划进行了分析，认为“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遂集中兵力进攻西路的主力杜松军。杜松率3万明军到达萨尔浒后，急躁冒进，再次分兵，以2万人驻守萨尔浒，自带1万人往界凡山。努尔哈赤见杜松孤军深入，遣兵一千支援界凡山，集中兵力攻萨尔浒，认为“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2]79—80。果然，一举击破杜松的明军主力后，顺利北上、南下，相继破明北路、东路军。努尔哈赤以损兵200的微小代价，换取了歼敌5万的重大战果，史称“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迁都沈阳，规模远矣。比于岐、丰，无多让焉”[4]17。

　　战略上，努尔哈赤“伐大木”“渐至微细”的理论，是其集中兵力的绝佳妙用，他曾说，“譬伐大木，岂能遽摧？必以斧斤斫而小之，然后可折”[2]53。即面对强大的对手，不可硬拼蛮干，而要聚力于一点，对对手鲸吞蚕食，积小胜为大胜，最终战胜对手。努尔哈赤的强大制胜之路，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知彼知己，善用间谍。孙子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简言之，就是通过用间获取敌情。努尔哈赤屡挫强敌，重视战前侦查、谋定而后动是关键，其出神入化的战术运用与他建立的庞大间谍网络有直接关系。史称“自贼发难，专用间谍，潜伏内应，以故攻不事临冲，战不必血刃”[11]85，堪称用间的典范。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为拉拢辉发，努尔哈赤将其女许给辉发贝勒拜音达里。然拜音达里不敢与叶赫决裂，以求亲为缓兵之计，暗中“将城垣修筑三层以自固”[6]136。继之，自恃城坚，遂绝亲。努尔哈赤怒而出兵，“暗使精兵数十骑，扮作商人，身持货物，送于回波，留连做商。又送数十人，依此行事。数十、数十以至于百余人，详探彼中事机，以为内应。后猝发大兵，奄至回波。内应者作乱开门，迎兵驱入，城中大乱，以至于失守”[16]760。

　　天命四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还未出动，就已泄露师期，山西道御史冯嘉会事后奏言：“我师进剿，出揭发抄，略无秘密，以致逆奴预知，在在设伏，三路败衂职此之咎。又闻奴酋狡黠异常，不但辽左事机，尽为窥瞰，而长安邸报，亦用厚赀抄往，盖奸细广布，则传递何难?”[10]11065由于情报准确，处置得当，仅仅4天，后金就取得了全面胜利。

　　之后，攻取开原，间谍出力甚多。曾任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的王在晋说：“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围攻铁岭时，明朝参将丁碧被收买，“开门迎敌”[15]126、130，铁岭城陷。在攻打沈阳和辽阳时，努尔哈赤亦大量使用间谍，以至“奸谍满辽阳”[8]14。通过间谍的活动，努尔哈赤掌握了准确的情报，就能抢先排兵布阵，措置得当。正如王在晋所言“奴酋举动必先布机关，潜图协应。虚实之形，头头熟覸；缓急之势，着着不差”[15]537。

　　对于努尔哈赤的用间艺术，时人深有感触，认为“孙武子十三篇，终于用间。其言用间有五，今贼皆工用之”。反观明朝一方，“自发难以来，有能得贼谋主几人，酋率几人，悉其主名者乎？有能得贼谋主孰最宠信，酋率孰最饶(骁)勇，洞其曲折者乎。有能得贼诸子孰能孰劣，并贼于诸子中孰最怜爱，揣其形似者乎？……”[11]86不明敌情不知彼，是明军接连失败的重要原因。王在晋直言：“腹地无奴奸，贼必不来，即来不深入。城内无贼，奸必不犯，即犯而城不陷。”[15]742

　　四、止步辽东、兵败宁远的名将之殇

　　孙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为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兵法·形篇》)实力固然是战争取胜的根本，但对手能否被战胜，还要看其有无可乘之机，若对手既有实力又防守严密，就不能强求胜利。尤其不能“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然努尔哈赤却未做到上述两点，故“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7]387。其兵败宁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深层次的原因，是其辽东政策失误的最终结果。努尔哈赤攻下辽沈后，在辽东地区推行一系列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包括：

　　一是剃发。努尔哈赤每攻占一个地方，都令当地居民剃发表示臣服。天命三年(1618)，袭取抚顺，被掳掠的军丁八百余人，尽数剃发；六年(1621)，占辽沈，下令自行剃发者不杀，镇江人民拒不剃头，还杀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尔哈赤派兵镇压，不剃发者悉数被杀。镇江与朝鲜仅隔一条鸭绿江，很多人欲渡江逃亡，“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以死”[1]702。

　　二是强迁。攻占辽沈后，为免汉人逃回明境，努尔哈赤令“将长甸、永甸、大甸、新甸、古河及沿江而居之各屯汉人，悉行移入就近各城堡”，不从者“不如杀之”[5]250—251。不久，再令镇江、汤山等五地居民迁居内地。迁徙之民背井离乡，丢弃田产故业，颠沛路途，还备受女真人欺压，不满情绪高涨。

　　三是强令汉人与女真人同住同食。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随迁的女真人没有房屋、粮食、土地，为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努尔哈赤令：“诸申、汉人同居一屯，粮则共食，共以草料喂养牲畜。”[5]260女真人作为战胜者，不仅侵夺汉人财产，还肆意奴役他们，汉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

　　四是将无粮汉人掠杀或贬为奴。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令清查各地户口和各户粮食，“与诸申同居之汉人，一口有粮五斗者，则计入有粮人之数内，一口有粮四斗三斗者，若有牛驴，亦计入有粮人之数内，若无有牛、驴，则取其户为奴”。后又因“得辽东以来，汉人无定，逋逃不绝，奸细肆行，务田不勤”，令将“无食闲游之乞丐、光棍，……即行捕送。若有妻孥，则将妻孥赏于捕送之人；若无妻孥，则捉一人赏银三两”[5]585-588。

　　上述措施激化了民族矛盾，辽民不断反抗、叛逃，甚至发生汉人企图投毒暗杀努尔哈赤的事件。天命六年(1621)五月，努尔哈赤视察海州，参将在衙门设宴，“军士查获投毒之汉人八名，即令八名汉人自服其药，八人皆死”[5]207，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体现。

　　直接的原因是努尔哈赤战术指挥的错误。对于攻城，努尔哈赤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先用间谍摸清虚实隐为内应，再佐以强攻。此法助努尔哈赤破抚顺、拔清河、取辽沈，但在宁远之战中却失灵了。原因在于守将袁崇焕经营宁远的措施得力，他加固城堡、制造炮械，训练士兵，招徕民众屯垦耕种，城坚、兵强、民乐赴死。针对努尔哈赤的间谍战，袁崇焕在战前就进行彻底的除奸行动，“令同知程维楧诘奸”[17]6709，派诸生巡守街巷路口，“纵街民搜奸细”[18]3500。由于清查彻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18]3214。就连隐藏在城中的、神通广大的大间谍武长春，亦“因袁兵道关防甚严，逃出进京”，后“被东厂缉获”[18]3283处死。

　　努尔哈赤的用间策略发挥不了效用，就强攻宁远城。面对强攻，袁崇焕不正面出战，在宁远城上修筑炮台，将11门大炮架设其上，采用“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19]175方法，对抗后金军。在以往的冷兵器对战中，努尔哈赤的强攻屡屡奏效，但以传统的步、骑兵对抗火器，优劣立显。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二十四日，后金攻城第一天，宁远城下“贼尸堆积”[18]3370，损失惨重。对于攻城之法，努尔哈赤曾说过：“至于城郭，当视其地之可拔，则进攻之，否则勿攻，傥攻之不克而退，反损名矣。”[2]68然宁远一战，努尔哈赤却被失败冲昏了头脑，不断“怒而兴师”，之后两天屡败屡战，伤亡持续，最后才改变策略，进攻明军的储粮之地——觉华岛。

　　宁远大战一败涂地，努尔哈赤遭遇起兵40余年来的第一次重创，事后，刘学成上书指出：“汗未及日中即取沈阳，一日而取辽东，其余所下之城不可胜数。今已二日，为何未得宁远？非辽东、沈阳之人较宁远寡而弱，枪炮较宁远少而钝也。乃汗自取广宁以来，马步之兵，三年未战，主将怠惰，兵无战心也。兼之，车梯藤牌朽坏，器械无锋及汗视宁远甚易，故天降劳苦于汗也。”[5]693—694可见，努尔哈赤骄傲轻敌，没有认真操练士兵、整修战具，不认真备战也是宁远战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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