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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抚顺

焦彦超:高句丽新城考

时间:2017/9/11 9:03:13   作者:《东北史地(学问)》   来源:焦彦超   评论:0
内容摘要:新城是高句丽历史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座城。①唐乾封二年(667),李世勣攻取新城之前曾对部下说“新城,高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余城未易取也”。②唐灭高句丽后设的安东都护府亦曾“移置于新城”,由此足见新城对于高句丽政权尤其是高句丽西部地区的重要意义。关...
(文章来源:《东北史地(学问)》 2016年第2期P43-48页)

  新城是高句丽历史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座城。①唐乾封二年(667),李世勣攻取新城之前曾对部下说“新城,高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余城未易取也”。②唐灭高句丽后设的安东都护府亦曾“移置于新城”,由此足见新城对于高句丽政权尤其是高句丽西部地区的重要意义。关于新城,前辈学者已做了较充分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新城”方位、数量、建立时间等内容的分析,但对新城的重要性及其与之前玄菟郡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笔者试以此角度对新城进行再研究,求教于方家。

  一、高句丽新城建造的背景与时间

  高句丽新城建造的背景可以解释为是高句丽对于原玄菟郡地区的逐步占领。玄菟郡是汉武帝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地方建制,建立后有几次迁徙,辖域也多有变迁,③不过其一直位于高句丽西部,是高句丽向西扩张与发展的一道难关。《晋书·地理志》玄菟郡下仅有三县“高句丽、望平、高显”,④其政区断代在太康四年(283),⑤曹魏时期玄菟郡的辖域与之基本相同。关于这三县的具体位置学界有一定争议,⑥但可以肯定的是,魏晋时期,玄菟郡的辖域已限于今辽宁省沈阳、抚顺、铁岭一带。

  毌丘俭第一次征讨高句丽时“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正始六年(245)“复征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⑦慕容鲜卑兴起前后,高句丽则多次侵扰玄菟郡。美川王三年(302)“秋九月,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十六年(315)“春二月,攻破玄菟城,杀获甚众”。⑧故国壤王二年(385)“夏六月,王出兵四万袭辽东……遂陷辽东、玄菟,虏男女一万口而还。冬十一月,慕容农将兵来侵,复辽东、玄菟二郡。初,幽、冀流民多来投,农以范阳庞渊为辽东太守,招抚之”。⑨毌丘俭讨高句丽出兵玄菟与高句丽多次侵扰玄菟郡的原因在于玄菟郡在东北古交通要道上的重要作用。汉魏之际便有从玄菟郡东北出通往高句丽都城的通道,而晋朝以及三燕时期,高句丽境内有南北两条交通要道,据王绵厚、李健才研究,这两条道路实际上是“从集安出发分南北两路,到旺清门合二而一,沿苏子河西行通往辽、沈地区”。⑩可见,无论高句丽从哪一条道路进入辽东腹地,必先经过玄菟郡,所以高句丽才会如此大肆侵扰。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广开土王》记载广开土王九年(400)春二月,慕容盛“以骠骑大将军慕容熙为前锋,拔新城、南苏二城,拓地七百余里,徙五千户而还”。⑪对于此新城以及文献之后所出现的新城,学界基本都认定是今抚顺高尔山城。《资治通鉴》记载晋穆帝永和元年(345),“燕王皝使慕容恪攻高句丽南苏,克之,置戍而还”⑫,新城与南苏城相距不远,慕容恪攻高句丽时只见“南苏”之名。广开土王九年时慕容熙“拔新城、南苏二城”,可知新城建立是在南苏城之后。梁志龙、魏海波将新城的建立时间定在396年,⑬曹德全则认为新城“其始筑年代应在公元387年左右,上下不超过1-2年”。⑭

  曹德全认为“慕容盛一次能从新城、南苏两城掠走五千余户,说明在当时,新城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新城始筑时间应远在公元400年之前”。⑮曹说似乎更为合理,若将新城建立的时间定在396年则对于一座城的发育及成熟的时间而言未免失之过晚。曹德全指出“慕容农在收复玄菟郡之后,于史再无与高句丽争夺玄菟郡的记载,可见慕容农在‘复辽东、玄菟二郡’之后,并没在玄菟置守,随后即放弃玄菟,退保辽东,而将玄菟郡内迁,侨治于幽州了”,新城的建立“也就是在慕容农放弃玄菟以后的1-2年”。⑯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则直接写“复辽东,徙玄菟”即可,无需再写复玄菟郡,可见慕容农此次收复了玄菟郡并未内徙。

  从南苏城与新城的距离来看,高句丽对于新城的修建应当是在收复南苏城之后才进行的。尽管慕容皝在公元342年大举挥兵攻破丸都,但在此之后,慕容氏与高句丽的关系整体上来说是比较平和的。慕容皝攻破丸都的第二年(343),故国原王“遣其弟称臣入朝于燕,贡珍异以千数。燕王皝乃还其父尸,尤留其母为质”。

  而到了慕容儁雄踞关东,迁都邺城并称帝后,故国原王二十五年(355)“冬十二月,王遣使诣燕,纳质修贡,以请其母。燕王隽许之,遣殿中将军刀龛,送王母周氏归国,以王为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⑰这一段时间前后,亦不见有高句丽与慕容氏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记载,其原因可能在于高句丽慑于前燕的强大势力,不得不采取积极修好的交往策略,但此后高句丽与百济的关系则变得极为紧张。故国原王、小兽林王、故国壤王时期高句丽与百济战争频频见于史籍,故国原王甚至因为百济来攻平壤城出兵迎敌而“为流矢所中”身亡。

  不难推测,高句丽在与慕容氏政权修好而又与百济如此缠斗的情况下,是很难在向辽东地区积极进攻的。然而在故国壤王二年时,高句丽竟一举发兵4万攻取辽东地区。故国壤王选定此时出兵并非偶然,此时正值慕容垂建立后燕不久,正与前秦在河北地区的重镇邺城展开拉锯战,史载“燕、秦相持经年,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⑱故国壤王出兵之后后燕还有建节将军徐岩的叛乱,“岩入蓟,掠千户而去,遂据令支”。⑲

  故国壤王此时出兵乃是想趁后燕新建,立足未稳的多事之秋一举攻下辽东地区,扭转高句丽政权与慕容氏长期争夺辽东地区的颓势。尽管在攻占玄菟郡和辽东郡不久,二郡就被后燕收回,但这次短暂的占领显然为高句丽最终占领辽东地区做了铺垫。南苏城当在此次军事行动中被高句丽收回,进而又建了新城,以期与南苏城起到互为支援的作用,便于进一步占领玄菟郡乃至整个辽东地区。故新城的建立时间应当就在收复南苏城不久,约387年左右。

  二、高句丽新城的重要意义及其与玄菟郡的关系

  新城对于中后期的高句丽政权来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隋唐几次征讨高句丽都在这里发生过重要战争。隋代“辽东之役,以仁恭为军将……明年(613),复以军将指扶余道……仁恭遂进军,至新城,贼数万背城结阵,仁恭率劲骑一千击破之。贼婴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围”。⑳唐贞观十九年(645)“夏,四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城中惊扰,无敢出者”。㉑

  然而此役李道宗并未能攻破新城,不得不与李世勣合兵转攻盖牟城,同年五月高句丽宝臧王还曾“发新城、国内城步骑四万,救辽东”。㉒永徽六年(655),“新罗诉高丽、靺鞨夺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诏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师讨之。至新城,败高丽兵,火外郛及墟落,引还”。㉓唐乾封二年(667)九月“辛未,李勣拔高丽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辽,谓诸将曰:‘新城,高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余城未易取也’……勣引兵进击,一十六城皆下之”。㉔

  李世勣之语简明地揭示了新城对于高句丽的重要作用,而新城被攻占后有16座随之被攻占更足以见其对于附近城的重要影响。可以说,新城是高句丽防御中原王朝进攻的一道重要屏障。

  不仅如此,新城也是高句丽防御西部游牧民族侵扰的重要据点。阳原王七年(551)“秋九月,突厥来围新城,不克”。㉕宝臧王十三年(654)“冬十月,王遣将安固将出师及靺鞨兵击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御之,大败我军于新城”。㉖尽管高句丽此役战败,但新城得以完守,次年唐将程名振和苏定方再来攻新城也只是“火外郛及墟落”而归。实际上,早在东汉时期,玄菟郡就曾多次遭到游牧民族的侵扰,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十一月,“鲜卑寇玄菟”,汉顺帝永建二年,“辽东鲜卑六千余骑亦寇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率众王出塞击之”。㉗若反向理解,此时的玄菟郡也是东汉政府抵御游牧民族侵扰的重要据点。

  同时,新城对于高句丽的北方诸城也有着重要的屏障作用。高句丽的北疆乃是其通过多次战争所获得的扶余故地,“初,夫余居于鹿山,为百济(为高句丽之误)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㉘好太王时又对扶余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凡所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㉙

  李健才认为“《好太王碑》中所说的东夫余,是指在‘西徙近燕’以后的夫余之东,故称之为东扶余。此即初居鹿山的夫余,因其在高句丽之北,故又称北扶余”㉚。也就是说,高句丽的两次攻击都是在夫余早期王城一带的腹地地区。汉魏时期,东北地区就有一条经由玄菟郡北行到夫余部故地的交通要道。这条通道保障了汉廷与夫余“使命岁达”,并且在毌丘俭征讨高句丽的过程中方便了夫余对其输送粮草。㉛

  而在高句丽占据辽东时期,有沿浑河河谷东行的“新城道”,继续沿浑河上游东北进入辉发河谷道则可趋扶余故地,㉜建立在原玄菟郡地区境内的新城显然是扼守这一通道的重要的城。唐乾封二年(667)李勣破新城之后,总章元年(668)“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句丽扶余城。薛仁贵既破高句丽于金山,乘胜将三千人将攻扶余城……遂拔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扶余城,胡三省注“扶余国之故墟,故城存其名”,㉝李健才认为此即夫余“初居鹿山”时的早期王城,即今吉林市高句丽龙潭山山城。㉞贞观十九年(645),唐征高句丽也取得了重大战果,但兵锋未能及高句丽的北疆之地(夫余故地),而在总章元年攻破新城之后竟在此处连下40余城,足见新城对于高句丽北方诸城的重要的防御作用。

  实际上,新城对于高句丽政权的重要地位,与玄菟郡对于之前管理辽东地区的重要地位是一脉相承的,这尤其体现在防范游牧民族侵扰和联接扶余故地之上。只是由于高句丽割据政权的性质,新城才具有了防范中原王朝进攻的意义。与之前的政权在玄菟郡地区以平地城作为地区中心的城不同,高句丽是以一座山城作为地区中心的城。高尔山城周长约4公里,位于高尔山之上:“山城主要占据了东面的山谷,利用山势的有利条件,沿山脊上筑起土壁,平面略近椭圆形,城垣周长约4公里,有东、南、北三门。”“这座山城居高临下,正扼浑河沿岸的交通要道,形势相当险要”。㉟

  三燕时期,高句丽就曾占领过玄菟郡,而新城自建立起即使有隋唐的全力进攻也一直为高句丽所有,在形势较为缓和的情况下还可发兵援助其他城的城,直至高句丽灭亡前期才最终被攻占,足见高句丽这一战略布局设置的成功。

  三、新城所管辖的其他高句丽城

  关于高句丽后期地方制度,史书记载:“其诸大城置傉萨比都督;诸城置处闾比刺史,亦谓之道使,道使治所名之曰备;诸小城置可逻达比长史;又城置娄肖比县令”,㊱“外置州县六十余城。大城置傉萨一,比都督。诸城置道使,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掌曹事”。㊲尽管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新城曾设有傉萨一职,但唐朝灭亡高句丽后曾设有新城州都督府,且安东都护府在仪凤二年(677)“移置于新城”一直到开元二年(714),㊳再联系到新城对于高句丽政权的重要性,基本可以肯定在高句丽的城邦体系下,新城是居于“大城”地位的。

  学界普遍认同高句丽后期的城分有等级,但对于这些不同等级的城中的官吏之间是否有统属关系则有不同的看法。杨军等人合著的《高句丽官制研究》认为《高丽记》的作者“仅仅是用中原相应的官称来标识高句丽各级城主的不同官等,而不是谈其行政上的隶属关系”。㊴刘炬、付百臣的《高句丽政治制度研究》认为“大城所置褥萨对其他诸城具有一定的指挥、督导权,但还看不出褥萨对其他诸城具有明确的管辖权。㊵而韩国学者金贤淑则认为高句丽后期形成了一种“圈域统治体制”,不同等级的地方官与城之间皆有统属关系。㊶《周书·异域列传上·高丽》记载高句丽“复有辽东、玄菟等数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统摄”。㊷这表明高句丽后期的各城之间是有相互统属关系的。高句丽后期的疆域面积极大,“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㊸。

  这样广阔范围如不采取层层管辖的地方制度是很难有效管理的。且高句丽所占领的乐浪、辽东地区都是郡县制极为完善的地区,尽管高句丽并未采用过郡县制,㊹但郡县制下那种较为完善的层层管辖的地方政治制度应当对高句丽产生了影响。综上,笔者认为,高句丽后期各级城之间是有相互统属关系的。

  《旧唐书·地理志》:“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668)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都督府及州名有“新城州都督府,辽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南苏州,木底州,盖牟州,代那州,仓岩州,磨米州,积利州,黎山州,延津州,安市州”。㊺《新唐书·地理志》亦有类似记载。对于高句丽后期城的等级体系,刘炬、付百臣的《高句丽政治制度研究》认为“七世纪中期高句丽城级行政区划长官体制主要分为大城、诸城、小城三个等级系统”。㊻韩国学者金贤淑认为高句丽后期的地方统治体制的组织形式为诸大城—诸城—诸小城,㊼安东都护府乃唐灭高句丽所设,其“都督府—州—县”的三级地方建制体制与高句丽“大城—城—小城”的三级地方城的等级应当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高句丽新城行政区既然承魏晋玄菟郡,其辖域当依然在沈阳、抚顺、铁岭一带。笔者推测高句丽新城行政区应还包含如下城。㊽

  (一)“城”一级的城

  南苏城。《三国史记》载广开土王九年(400)春二月,慕容盛“以骠骑大将军慕容熙为前锋,拔新城、南苏二城,拓地七百余里,徙五千户而还”。㊾唐乾封二年(667)李世勣攻破新城,“庞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袭其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侃进至金山,与高丽战,不利,高丽乘胜逐北,仁贵引兵横击,大破之,斩首五万余级,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合”。㊿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南苏城距新城不远。唐张楚金撰《翰苑·蕃夷部》中,雍公睿引《高丽记》记载南苏城“在新城北七十里山上也”。对于其具体位置,从王绵厚说,定其为今铁岭催阵堡山城。唐朝后以其地设南苏州。

  盖牟城。贞观十九年(645),江夏王李道宗攻新城未下后,三月“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句丽盖牟城……癸亥,李世勣等拔盖牟城,获二万余口,粮十余万石”。六月“己亥,以盖牟城为盖州”,两唐书地理志中皆记为“盖牟州”。《旧唐书·江夏王道宗列传》记载:“及大军讨高丽,令道宗与李勣为前锋,济辽水,克盖牟城”。《新唐书·地理志七》:“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新唐书·韦挺列传》:“帝破盖牟城,诏挺将兵镇守,示复用。城与贼新城接,日夜转斗无休时”。由此可知盖牟城在辽河以东与新城接近之地,诸家普遍将其考定为今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屯塔山山城。

  犁(黎)山城。《三国史记·地理志四》所载李勣奏报“鸭渌水以北逃城七”下记载“犁山城,本加尸达忽”,高句丽语“达”对应汉语的“山”,“忽”对应汉语的“城或郡、县”,《资治通鉴》载贞观十九年六月“初,莫离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李世勣尽虏之,其人请从军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灭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廩赐遣之”。可知犁山城(加尸城)应在盖牟城不远处。犁山城应是唐后来置黎山州之地,但史料匮乏,具体地点无考。

  延津城。两唐书地理志下都有延津州。《辽史·地理志》“银州”条下有“延津县。本渤海富寿县,境有延津故城,更名”。辽银州在今铁岭市。对于其具体位置,从《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说,定其为今开原市马家寨山城。

  (二)“小城”一级的城

  玄菟城。《周书》记载高句丽“复有辽东、玄菟等数十城”,《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高句丽的玄菟城在辽水之东且与新城接近,显然是沿用魏晋时期的玄菟城。不过关于玄菟城的记载甚少,隋唐征高句丽时在这里也未发生过重大战争,可见玄菟城的重要性已远没有其作为玄菟郡治时重要,其所在行政区的中心已经由此转移到新城。

  横山城。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这十城乃是按照唐军所攻克的顺序排列的,可知横山城在与玄菟和盖牟相距不远处。对于其具体位置,从赵晓刚说,定其为今沈阳石台子山城。

  笔者以上所列的可考各城,在“城”一级的城中,催阵堡山城(南苏城)周长5032米,是大型高句丽山城,当是高句丽长期经营的缘故,塔山山城(盖牟城)周长1500米,马家寨山城(延津城)周长1480米,都是中型高句丽山城。“小城”一级的城中,石台子山城(横山城)周长1384.1米,属高句丽中型山城中规模较小者。可见,考古所发现的高句丽山城的规模与笔者所推断的其在高句丽地方建制体系下的等级是基本相符的。

  高句丽新城建立的过程乃是其对玄菟郡逐步占领的过程,而其所辖的城,又基本上位于原玄菟郡。新城取代玄菟城成为原玄菟郡地区的中心城,是高句丽对这一地区地方建制的重大改造,从高句丽几次与隋唐的战争中新城的“固若金汤”来看,高句丽的这一改建显然是成功的。新城的营建以及高句丽以之为中心对于附近地区的经营,体现出了高句丽在继承前代东北地方政权地方建制的同时亦能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适当调整,这显然是高句丽政权能够长期发展的一大重要原因。

  [注 释]

  ①“新城”之名实际上在历史文献中多次出现,然而对于这些新城是否实指同一座城,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说:1.“三城说”,认为高句丽历史上共有三座新城,分别是“国之东北大镇”的新城、“国北新城”和高句丽西部的今抚顺高尔山城,持此说者为张福有;2.“二城说”,认为文献记载中的“国北新城”并不存在,高句丽历史上实际只有两座新城,一为“国之东北大镇”的新城,一为高句丽西部的今抚顺高尔山城,持此说者如梁志龙、魏海波、曹德全、肖景全等;3.“一城说”,认为历史文献上记载的新城皆是指同一座城,即今抚顺高尔山城,持此说者如王绵厚、刘子敏等。另外,有学者认为高句丽的“国北新城”也指今抚顺高尔山城,如徐家国、孙力、孙进己等人。笔者更认同“二城说”。本文的新城指今抚顺高尔山城。

  ②《资治通鉴》卷201,唐高宗乾封二年九月条。

  ③ 关于玄菟郡的迁徙,主要有“两迁三治”说(《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和《东北历史地理》持此说)和“三迁四治”说(王绵厚《秦汉东北史》持此说)。对于玄菟郡的最后治所学界亦有争议,一说认为玄菟郡最后的治所在今抚顺市劳动公园古城,《东北历史地理》持此说;一说在今沈阳上伯官屯古城,《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和《秦汉东北史》持此说。笔者认同“三迁四治”说,并认为玄菟郡最后的治所在今沈阳上伯官屯古城。

  ④《晋书》卷14《地理志上》。

  ⑤ 孔祥军:《〈晋书·地理志〉政区断代考》,《汉唐地理志考校》,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

  ⑥《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将高句丽定在今沈阳城东上伯官屯,望平定在今新民县安平堡南大古城子,高显定在今铁岭县城;《东北历史地理》将高句丽定在今抚顺市劳动公园城址,望平定在今铁岭县新台子,高显定在今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河镇魏家楼子古城,等。

  ⑦《三国志》卷28《魏书·毌丘俭传》。

  ⑧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美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

  ⑨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故国壤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第223页。

  ⑩㉛ 参见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年,第40、41、130页,第35-38页。

  ⑪㊾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广开土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3页,第223页。

  ⑫《资治通鉴》卷97,晋穆帝永和元年十月条。

  ⑬ 梁志龙、魏海波:《高尔山城始筑年代考辩》,《东北史地》2008年第3期,第19-28页。

  ⑭⑮⑯曹德全:《高句丽新城始筑年代考》,《高句丽史探微》,香港:中华国际出版社,第237页,第235页,第237页。

  ⑰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故国原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0页。

  ⑱⑲《资治通鉴》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七月条。

  ⑳《隋书》卷65《王仁恭列传》。

  ㉑《资治通鉴》卷197,唐太宗贞观九年四月条。

  ㉒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21《高句丽本纪·宝臧王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58页。

  ㉓《新唐书》卷220《东夷列传·高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95页。

  ㉔《资治通鉴》卷201,唐高宗乾封二年九月条。

  ㉕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19《高句丽本纪·阳原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39页。这一事件不见于中国史书。实际上,兴起于西域的突厥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中,552年才在怀荒镇(今河北张北县)以北取得了对于劲敌柔然的决定性胜利,很难想象此时突厥能够越过柔然甚至是契丹等小游牧民族部落来侵扰高句丽的新城,如果《三国史记》所记载此事确有,则其系年必有问题。

  ㉖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22《高句丽本纪·宝臧王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㉗《后汉书》卷5《安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34页;《后汉书》卷90《鲜卑列传》。

  ㉘《资治通鉴》卷97,晋穆帝永和二年正月条。侵扰夫余政权的《资治通鉴》原记为“百济”,但应为“高句丽”之误。

  ㉙ 王建群:《好太王碑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2页。

  ㉚ 李健才:《唐代高丽长城和扶余城》,《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53页。

  ㉜ 参见王绵厚:《新城、南苏、木底道与高句丽南北二道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5期,第142、145页。

  ㉝《资治通鉴》卷201,唐高宗总章元年二月条。

  ㉞ 李健才:《唐代高丽长城和扶余城》,《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51-55页。

  ㉟ 抚顺市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辽宁抚顺高尔山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2期,第615页。

  ㊱张楚金撰,雍公睿注:《翰苑·蕃夷部·高丽》注引《高丽记》,金毓黻:《辽海丛书》第四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版,第2518页。标点为笔者所加。

  ㊲《旧唐书》卷199上《东夷列传·高丽》。

  ㊳《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

  ㊴ 杨军、高福顺、姜维公等:《高句丽官制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1页。

  ㊵㊻刘炬、付百臣:《高句丽政治制度研究》,香港:亚洲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第260、261页。

  ㊶ 参见金贤淑:《高句丽中后期中央集权地方统治体制的发展过程》,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中国延边大学编译:《韩国高句丽史研究论文集》,2006年,第336、373至375页。金贤淑自己解释“圈域统治”为“上级地方官对复数的下级地方官的统治单位进行的‘面’统治”。

  ㊷《周书》卷49《异域列传上·高丽》。

  ㊸《旧唐书》卷119上《东夷列传·高丽》。

  ㊹ 高句丽后期是否采取郡县制学界有争议。笔者认为,高句丽后期应当依然采用了“城邑制”,而未采用“郡县制”。

  ㊺《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

  ㊼ 金贤淑:《高句丽中后期中央集权地方统治体制的发展过程》,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中国延边大学编译:《韩国高句丽史研究论文集》,2006年,第366、375页。金贤淑认为“可逻达是派遣到边境地区的县令级地方官,其治所是‘逻’”。

  ㊽ 笔者划分下列城等级的依据是:凡唐朝后来设立州的城,皆定为“城”一级;凡唐朝后来未设立州,且文献记载较少并不能体现出重要性的城,皆定为“小城”一级。

  《资治通鉴》卷201,唐高宗乾封二年九月条。

  王绵厚:《新城、南苏、木底道与高句丽南北二道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5期,第141—144页。

  《资治通鉴》卷197,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条。

  《资治通鉴》卷198,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23页。

  《旧唐书》卷60《宗室列传·江夏王道宗》。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

  《新唐书》卷98《韦挺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03页。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37《杂志·地理志四》,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50页。

  徐德源:《高句丽族语言微识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第79页。

  《资治通鉴》卷198,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23页。

  《辽史》卷38《地理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69页。

  孙进己、冯永谦等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5页。

  《资治通鉴》卷197,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四月条。

  《资治通鉴》卷197,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条。

  赵晓刚:《石台子山城城名考辨》,《北方文物》2003第3期。

  关于考古发掘的诸山城的周长,见魏存成:《高句丽遗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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