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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探究

沈抚交界处“青桩子”古城的新发现及考古学意义

时间:2017/11/4 9:52:47   作者:王绵厚   来源:《东北史地》   评论:0
内容摘要:2013年4月4日,正值清明节。我与张福有先生、肖景全先生再次调查了今新民市“乌尔汉”遗址和东陵区上伯官屯以东的“青桩子”古城。在新民市辽河渡口西岸“乌尔汉”以南的丘地上,再次发现了青铜时代和隋唐(高句丽)时期重要遗物。在东陵区上伯官屯以东、牤牛河东岸的“青桩...
 (文章来源:《东北史地》 2014年第1期P17-19页)

  2013年4月4日,正值清明节。我与张福有先生、肖景全先生再次调查了今新民市“乌尔汉”遗址和东陵区上伯官屯以东的“青桩子”古城。在新民市辽河渡口西岸“乌尔汉”以南的丘地上,再次发现了青铜时代和隋唐(高句丽)时期重要遗物。在东陵区上伯官屯以东、牤牛河东岸的“青桩地”,时值有关部门在遗址南北开挖公路基槽,长几百米、宽几十米的路沟断面,暴露出明确的古文化层(归来次日我即电告省文物局有关领导请沈阳有关部门予以保护)。其时代特征明确的文化层和出土文物,加深了我对此地重要性的认识。


沈抚交界处“青桩子”古城的新发现及考古学意义


  4月7日,辽宁省文物局和沈阳市文物局接到报告后,又特邀我与省文物保护专家组郭大顺、田立坤和沈阳市孟凡涛、刘焕民等同志,再次赴现场进行考古勘查和保护论证,大家一致认定其发现的重要性。现将我自己对“青桩子”古城发现的重要性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看法披露于世,以求得方家指正并推动对其保护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一、青桩子遗址(城址)的考古新发现

  位于今沈阳市东陵区汪家乡上伯官屯以东、牤牛河东岸,当地人称作“青桩地”的遗址,早年已被沈阳考古工作者发现和介绍,但从未进行正式考古勘探和发掘。①在《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中被定性为:“汉魏时代”遗址②,显然断代偏晚。这次在南北通长几百米的路沟断面、距地表以下约50厘米的文化层中,发现有战国至两汉时期(主要是西汉时期)的泥质灰陶,包括外施绳纹内压方格纹和菱格纹的板瓦、绳纹加弦纹的陶瓮、陶罐、陶盆,以及具有断代标志的战国和西汉时期的陶器口沿等。其中早期陶器和大型绳纹板瓦的发现,凸显该城址内曾存在过高等级的建筑。


   另外在城址的边缘和南部,也发现有散布的稍晚于城内遗存的汉墓砖。沈阳市考古研究所李晓钟等曾在2007年《沈阳地区战国秦汉考古初步研究》一文所附“沈阳地区燕文化考古遗迹”列表中记录的遗物情况③,与这次调查发现的情况基本一致。联系早年这一带曾发现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铭文陶量和毗邻的抚顺刘尔屯发现的战国燕式铜戈和刻有秦“相邦吕不韦造”铭文的铜矛,进一步可以判定青桩子遗址,不是以往一般认定的战国秦汉遗址和墓葬区,而是一处兼有城址和墓葬遗存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重要城邑性质遗存。


  二、对“青桩子古城”与西临“上伯官屯古城”二者的关系与时代性质的再认识

  在今沈阳市东陵区浑河南岸,与抚顺李石寨、刘尔屯毗邻的上伯官屯村牤牛河两岸,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已先后发现有两处重要古城址。最先发现的牤牛河西岸的上伯官屯古城(西城),是20世纪60年代沈阳市考古工作者清理这一地区的汉魏晋墓葬时发现的遗迹,“二普”后确认为汉魏古城,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笔者首次调查该城址是在1984年秋,当时仅据地表观察遗迹遗物,初步断定其应为沈阳东郊的汉代辽东郡“中部都尉”治侯城故址,并于1985年撰文发表在《东北地方史研究》第一期。④


沈抚交界处“青桩子”古城的新发现及考古学意义


  其后,上伯官附近发现了秦陶量残片和其他汉代遗物后,进一步推证上伯官屯古城,应是在“都尉”基础上发展到东汉末,由抚顺最后内迁的“三迁四治”的“玄菟郡城”,并将这一观点发表在当时的内部刊物 《沈阳文物》1993年第一期上⑤。该文发表后的当年春天,沈阳市内沈河区“宫后里”古城墙的发现,动摇了我的上伯官屯为“侯城县”说。但几乎同时,在近临刘尔屯一带又发现的战国(燕)铜戈和秦“相邦吕不韦造”铜矛,使我对此地为辽东郡“中部都尉”军事重镇的想法一直萦怀心中。苦于当时尚没有更早古城址的发现,一直期待新的考古发现。


  1988年以后,沈阳市考古工作者李晓钟等在清理上伯官屯一代汉魏墓葬时,发现在牤牛河以东的“青桩地”一代,有更早于汉魏墓群的遗址⑥。这一考古遗迹的发现,再次引起我的关注。其间亦征询过在当地亲自考古发掘的李晓钟等,他断定青桩子应早于上伯官屯。这使我对青桩子古城可能为更早的辽东郡“中部都尉”故城的想法,增强了信心,但毕竟缺少亲自考古发现,不敢臆度。这次偶然的考古发现,可以说圆了自己几十年探寻辽东郡“中部都尉”与“侯城”、“玄菟”三者关系的考古旧梦。

  三、沈阳历史上先有辽东郡“中部都尉”后有“侯城县”

  如上所述,在今沈阳的历史上,以东陵区上伯官屯地区和沈河区旧城“宫后里”为中心,按时代顺序,应有三座相互关联的古城址——即青桩子、宫后里和上伯官屯。因后两座古城学界讨论较多,其遗存性质亦基本公认,故本节重点探讨“青桩子古城”更早于“宫后里”汉城,并以此凸显新发现的青桩子古城的重要性。

  其一,考证青桩子古城早于宫后里“侯城县”的第一条文献分析是“侯城”的由来。侯城名称应源于“障堠之城”,即《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侯城’。”《汉书》中记载的“汉制”,从“汉承秦制”的文化传统分析,汉应是继承了燕秦之制,故今沈阳地区真正的“障侯之城”,从历年考古发现的包括秦始皇时期的陶量、战国燕式戈和大量战国和汉代墩台遗迹、遗物看,其早期中心,不应在地无山川屏卫的旧城内“宫后里”,而应在附近有秦陶量、“相邦吕不韦”矛和战国铜戈出土,北有小辽水(浑河)之堑、南北又有早期燕秦汉墩台连线的东陵区上伯官屯东“青桩子”古城。在青桩子一带,不仅有沈阳市的重要发现,还有近邻的抚顺李石寨镇高扬村和高湾村等多处战国秦汉遗址发现。


  特别是其东邻刘尔屯,发现有战国“燕式戈”和有明确记年的“吕不韦铜矛”等多件战国铜器,证明这一围绕“青桩地”古城址为中心,在今沈抚地区交界处的上伯官屯——“青桩地”——刘尔屯地区,在燕秦汉时代浑河流域具有特殊历史地位。而且相关的考古发现,不限于沈阳地区。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赤峰三眼井和奈曼旗善宝营子古城等地,都有刻有秦始皇 “二十六年”诏文的陶量和铁权出土。⑦这些发现,无一不与燕秦汉长城沿线的相关古城址有关。故有理由推证,东陵区上伯官东青桩子一带,应是“侯城县”设立前“秦开却胡”后燕秦汉辽东郡“中部都尉”(堠城)治的最初地点。其周边包括抚顺刘尔屯、李石寨一带的大量战国和汉代史迹,都应与早期辽东郡“中部都尉”的镇城有关。


  其二,以上考古发现证明,在沈阳东上伯官屯至青桩子、刘尔屯一代,特别是青桩地和刘尔屯之间的数公里的浑河沿岸,围绕青桩子古城为中心,上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有上伯官屯东秦始皇“二十六年”刻款的陶量、青桩地战国和汉代古城、刘尔屯战国“燕式戈”和“三年相邦吕不韦造”铭文铜矛等多件燕秦铜器出土⑧,其时间延续燕、秦、汉三代。这是浑河沿岸集中发现、有明确记年的在一地连续燕秦汉三代的重要考古遗存。为辽海其他地区所罕见,且因地处燕秦汉辽东长城沿线,更凸显了青桩子古城及其周围地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以往考古界对此有所忽视。

  其三,如上两节简述,从考古现象进一步分析,就牤牛河两岸的上伯官屯古城和青桩子古城本身看,其早晚时代也是明确的。河东的青桩子古城,时代应在战国两汉之际。而上伯官古城,无论就其城址遗迹本身还是周围的汉魏晋墓葬的分布,都如笔者在《玄菟与新城新解》中的论证,应在东汉以后和魏晋时期,即“玄菟郡”由抚顺地区内迁以后的玄菟城(最后的玄菟郡)。如是,则早年发

  现在上伯官屯东北的秦始皇“二十年六”刻字的陶量和“相邦吕不韦铜矛”,其年代和“辈份”,都应远远早于上伯官屯古城 (西城)。所以秦量、“吕不韦矛”、战国铜戈等必应属青桩子“东城”遗物⑨。这些文物发现在牤牛河沿岸,可能有多种原因,或当时燕秦戍军屯边驻营牤牛河岸时遗失;或当时启筑或驻节“中部都尉城”时,为戍边的将士颁发军粮所用。据介绍,秦陶量残片发现于上伯官屯东部的夯土层中,这更进一步证明,秦陶量是早于上伯官屯古城修筑以前的遗物。因此它在推证“青桩子古城”的绝对年代和历史功能上是十分重要的。联系前述20世纪90年代,在与青桩子古城紧傍相邻的抚顺李石寨,又发现了刻有秦相吕不韦铭文的“相邦吕不韦”的铜矛。这件铜矛不是一般普通兵士携带的兵器,应当与当时戍守青桩子古城的辽东郡“都尉重镇”一带的高级将领活动直接有关。


  如果说,“二十六年”秦陶量,代表的是秦代戍边的将士群体,则“吕不韦铜矛”的出土,应代表驻戍辽东郡“中部都尉”的高级将尉个体。即青桩子古城出现的时代,至少不会晚于秦,由刘尔屯战国铜器的出土,可以推测应是在公元前3世纪 “秦开却胡”以后的燕昭王时代,即作为辽东的 “障堠之城”,在“侯城县”设置前,已启建在浑河南岸。其周围李石寨、三家子、高湾等地的早期烽燧址,亦见证了它的军事地位重要。故“青桩地”作为“秦开却胡”后辽东郡最早的“障堠之城”,从历史的因果关系看,它的启建显然应早于沈阳旧城内的秦汉辽东郡之“侯城县”。


  其四,以青桩子古城与宫后里古城的出土遗物相比,二者的时代和功能差别亦可见端倪。如前述尽管“宫后里”遗址也发现了少量战国陶片,但迄今尚无有绝对年代的文物出土,其既使始设于战国,也应在辽东郡“中部都尉”障城的基础上。而青桩子古城周围发现的战国铜器、秦始皇26年陶量和秦相吕不韦的铭文铜矛及其周边早期烽燧址和战国燕刀币等文物的发现,都为其时代和高等级军事功能性质提供了明确的历史标志。按照《汉书》地理志纪载,“辽东郡,秦置,属幽州,县十八”。⑩


  而《史记.周勃世家》又记载,“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⑪”。按照《史记》、《汉书》二书的记载,秦代始定置辽东诸郡,而西汉初平定燕王后,重新定置的辽东等诸郡属县或因秦之旧。以此推断,如我在2000年讨论沈阳城市建城始源学术讨论会上著文,战国燕时初创辽东郡时,或郡下无县的定数,而且当时郡下城邑多称“都”。如辽西朝阳南十二台营子汉代“柳城县”址,即出土有早于汉柳城县的战国“酉城都”陶铭。说明在“柳城县”之前的战国(燕)时,并无县制而先称“酉城都”⑫。殆至秦定天下三十六郡,方确定郡县体制。如是,则辽东郡“中部都尉”(青桩子堠城)与“侯城县”(宫后里)的先后关系,亦应如辽西郡“酉城”都尉一样,先有“酉城”后有“柳城县”。


  当然,沈抚地区从辽东郡“中部都尉”镇城到“侯城县”的建置,可能有阶段性的历史演变过程,但二者的关系,应是先有燕秦汉“中部都尉”(青桩子古城)的障堠之城,后有“侯城县”(宫后里)。而且秦汉时期的郡国“都尉”,秩比二千石,其职位和重要性远高于县令。所以对沈阳地区“中部都尉”故址的考定,对研究沈阳城市史和沈阳历史地位的确立关系尤重。

  [注 释]

  ①③⑥ 李晓钟:《沈阳地区战国秦汉考古初步研究》,见《沈阳考古文集》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

  ②《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第21页;抚顺等地的秦汉烽燧址等,见图集(下)第124页。

  ④ 王绵厚:《两汉时期辽宁建置述论》,《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⑤ 王绵厚:《玄菟与新城新解》,《沈阳文物》1993年第1期。

  ⑦ 见《光明日报》1975年2月6日。

  ⑧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⑨ 王绵厚:《关于辽沈历史上“北趋甬道”交通地理的考察》,《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⑩ 《汉书》卷28《地理志》。

  ⑪ 《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

  ⑫ 徐秉琨:《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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