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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民族

鲜卑起源三说与“东胡后裔”的身份建构

时间:2017/11/4 14:18:10   作者:杨懿   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7年第1期   评论:0
内容摘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索隐》注曰:“服虔云:‘山戎盖今鲜卑。’胡广云:‘鲜卑,东胡别种。’又案:应奉云:‘秦筑长城,徒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为号。’”[1](卷110《匈奴列传》P.2883)上述内容涉及鲜卑的族群起源问题,概括起来有“山戎说”“东胡别种说”和“秦朝亡徒说”等...

鲜卑起源三说与“东胡后裔”的身份建构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索隐》注曰:“服虔云:‘山戎盖今鲜卑。’胡广云:‘鲜卑,东胡别种。’又案:应奉云:‘秦筑长城,徒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为号。’”[1](卷110《匈奴列传》P.2883)上述内容涉及鲜卑的族群起源问题,概括起来有“山戎说”“东胡别种说”和“秦朝亡徒说”等三种说法。由于起源三说乍看起来相互之间似有非此即彼的不相容性,故在以往的族源研究中,往往采取的是“三选一”的态度。例如马长寿先生就否定“山戎说”和“秦朝亡徒说”,在采纳“东胡别种说”的同时还进一步补正说,“自匈奴破东胡部落之后,鲜卑和乌桓同时由东胡母胎中分裂出来的,这里无所谓先后,更无所谓正裔和余支”[2](P.163)。


  究竟东胡、山戎和秦朝亡徒,哪一个才是鲜卑的真正族源,“东胡别种说”又是否该订正为“东胡说”?对此,前辈硕学已有显论,笔者囿于学力,无从置喙。然而相对于辨析歧解,本文旨趣所在则是“歧”从何来。须知服虔等三人俱为东汉后期之著名士人,活动年代相去不远,却在鲜卑族源的解释上大有分歧,各成一家之说,其中缘由颇耐人寻味。而且,据程金造先生的研究表明,《索隐》征引之起源三说分别出自服虔《汉书音训》、胡广《汉书注》和应奉《汉事》等论著[3](PP.339~346)。《汉书音训》和《汉书注》顾名思义,是注解《汉书》的作品,《汉事》所录史事,亦为应奉“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4](卷48《应奉传》注引《袁青山书》P.1608)。服虔等人研读《汉书》等前史,却不约而同地论及东汉以后才作为一种族别范畴出现的“鲜卑”,这显然是基于时事环境所作之历史评论,若能加以考析,当对理解东汉时期的华夷认知体系有所裨益*。

  一、高居庙堂之上的“东胡别种说”

  起源三说的作者之中,以胡广(91~172)的活动年代最早,仕宦亦最显。其历事六朝,不仅倍受帝王宠信,拥有“五作卿士,七蹈相位”[5](卷76《全后汉文·蔡邕·太傅胡广碑》P.885下栏)的赫赫成就,而且门生故吏广布,在士林之中亦有很高的声望。细观胡广三十余年的宦海沉浮,其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央任职,即使是外任,也是济阴、汝南等中原内郡,且任期十分短暂,所以说及对边疆族群的认识,平时的公台文书应是他的主要信息来源。加之胡广虽身居高位,却为人谨慎、为官中庸*,后人谓其是“怀禄以图存者”[4](卷44《胡广传》“论曰”P.1512),故出现在其著作之中的“东胡别种说”,绝不会是什么非主流见解,甚至还有可能是东汉朝堂上的权威观点。事实上,早在永元元年(89),东汉官方就有以“东胡”指称“鲜卑”之例。时值窦宪、耿秉征讨北匈奴大捷,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铭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4](卷23《窦融附窦宪传》P.815)据北图拓本,“东”与“乌桓”之间缺一“胡”字[6](P.55),即上引《燕然山铭》最后一句当作“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窦宪统率汉胡联军北伐,“鹰扬之校,螭虎之士”即为赞许汉军之词,而所谓“六师”者,便是指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等六支“制夷之夷”。“西戎”原本涵括氐、羌,此处应专指西域诸国,其时班超已经复通西域,鄯善、龟兹、车师等国纷纷附汉,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也得以重置。如此一来,“东胡”所指也就不言而喻,因为在排除了南匈奴、乌桓、西域、氐羌等族群势力以后,东汉麾下的北方异族雇佣兵仅剩下击杀北匈奴最为积极、“送首级受赏赐”[4](卷20《祭遵附祭肜传》P.745)的“鲜卑”族群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地缘性因素对胡广的族群认知影响颇大,即“一个种族在某地居住过,后来就把某地居民一律说是某族人”[7](P.84)的现象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反映。史载:“初,杨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胡)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4](卷44《胡广传》P.1511)胡广既行增补工作,扬雄所撰三十七箴自是熟悉。扬雄《幽州箴》曰:“六国擅权,燕赵本都。东限秽貊,爰及东胡。”[8](卷8《州郡部》P.179)战国燕赵“东限”即为西汉辽东及四郡,其地以北正是东汉鲜卑发源之所。东胡破灭是秦汉之际的事,鲜卑却直到东汉建武二十五年才“始通驿使”[4](卷90《乌桓鲜卑列传》P.2985),之前则于史无闻。于是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胡广虽因地缘认可“鲜卑源自东胡”的观点,却予以“别种”定位的作法,亦是其谨慎性格的表现。

  二、基于经史义理的“山戎说”

  相对而言,“山戎说”与“东胡别种说”更具可比性,因为二者都是将鲜卑族源追溯至先秦古族,而且一为山戎,一为东胡,区别再明显不过。但是,服虔论及鲜卑起源,不仅限于《史记·匈奴列传》“山戎越燕而伐齐”条一处,同书同卷“燕北有东胡、山戎”条,《索隐》注曰:“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1](卷110《匈奴列传》P.2885)服虔再度提到“鲜卑”,谓之是东胡后裔,以致与“山戎说”观点冲突,未知孰是孰非。

  众所周知,东汉经学盛行,反映在《春秋》学上,《左传》之兴起为一大特征。服虔即以《左传》学闻名于世,其活跃于桓、灵汉末,与另一名《公羊》学大家何休(129~182)同时代*。作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一部分,汉代有关《左传》《公羊》的论争此起彼伏。以服、何二人为例,何休作《左传膏盲》诘难《左传》学者,服虔便著《春秋左传膏盲释疴》五卷[9](卷57《艺文志》P.1438)以为回应;何休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4](卷69下《儒林·何休传》P.2583),服虔“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4](卷69下《儒林·服虔传》P.2583),成《春秋汉议驳》二卷[10](卷32《经籍志一》P.930)。《汉书音训》亦是成书于此背景之下,其中注解观点自是基于《左传》义理而发,故在“山戎盖今鲜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等文句中,服虔的释义对象便应是“山戎”“东胡”而不是“鲜卑”。

  明白了服虔的本来用意不在“上溯”——追溯“鲜卑”在东汉以前的族群源流,而在“下演”——梳理“山戎”“东胡”于春秋以后的演进走向,对重新审视两处释义颇有助益。服虔注解《汉书》言简意赅,最常见的是“某,某也”的注释方式[11](PP.103~104),所谓“山戎盖今鲜卑”与“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皆是此类,表达肯定的语气。然而两处有所不同的是,“山戎盖今鲜卑”中的文言副词“盖”,意思为大概,含有一定的推测成分。

  其实,精于裁断的服虔之所以会存此疑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戎说”的知识建构,是其以东汉族群情状推至春秋的以今拟古。如胡广一样,地缘因素在服虔的族群认知体系里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会笼统地把乌桓(丸)、鲜卑视为一族相承,便是因为二者与汉朝进行正常邦交之际,皆先后活动于东北塞外一带。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9)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4](卷90《乌桓鲜卑列传》P.2981);永平元年(58)鲜卑大都护偏何襄助东汉军队斩杀乌桓大人歆志贲后,“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明章二世,保塞无事”[4](卷90《乌桓鲜卑列传》P.2986)。与之同理,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将“山戎”“东胡”并列为春秋前期燕国以北两大游牧族群的书写形式,亦为班固所继承[12](卷94上《匈奴列传上》P.4747),这直接促成服虔在注解《汉书》时,从此份记载出发,根据“东胡→乌丸→鲜卑”的演进逻辑,略显含糊地对“山戎”进行释义,认为“大概就是今天的鲜卑”。由是可见,“山戎说”非但不与胡广的说法冲突,还可以视作“鲜卑源自东胡”之观点的延伸。

  三、立足现实问题的“秦朝亡徒说”

  应奉生卒年不详,作为行事俱在党锢之祸(166)前。在起源三说中,以其主张最为详实,也最为与众不同。

  “秦朝亡徒说”之所以详实,或与其出自奏章有关。《翰苑·蕃夷部》引《汉名臣奏》:“鲜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亡塞外。鲜者,少也。卑者,陋也。言其种众少陋也。后稍昌炽,东西万余里。今其人皆髡头,衣赭,手足粗肿,此为徒人状也。”[13](P.389)既然应奉所持之观点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自是与服虔皓首穷经的学术见解不一样,但将鲜卑族源溯至“大一统”的秦朝,又显然与胡广的“东胡别种说”有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秦朝亡徒说”甚至还成为了父子相传的家学知识。应奉之子应劭在其著作《风俗通》里亦说道:“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士犯罪,亡依鲜卑山,后遂繁息;今皆髡头衣赭,亡徒之明效也。”[14](《佚文·四夷》P.492)

  认为鲜卑源自秦人,将之定位为华夏后裔的作法,是“秦朝亡徒说”与其他两种说法的根本区别所在。应奉有此独特见识,与其家族背景和个人的仕宦经历密切相关。《后汉书·应奉传》载:“应奉字世叔,汝南南顿人也。曾祖父顺,字华仲,和帝时为河南尹、将作大匠,公廉约己,明达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学。中子叠,江夏太守。叠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先是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执县令,屯结连年。诏下公卿议,四府举奉才堪将帅。永兴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纳,山等皆悉降散。于是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蛮复寇乱荆州,车骑将军冯绲以奉有威恩,为蛮夷所服,上请与俱征。拜从事中郎。奉勤设方略,贼破军罢,绲推功于奉,荐为司隶校尉。”如上所示,应奉虽为中原内郡人氏,但自其祖父应叠开始,连续三代在蛮乱频起的荆楚之地出任郡守。其中应叠出守之江夏郡(今湖北新洲),境内有徙自南郡(今湖北荆州)的潳山蛮七千余口和大批巫蛮,以致虽为“大邦,而蛮多士少”[4](卷61《黄琼附黄琬传》P.2040);应彬任职之武陵郡(今湖南常德),界内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15](卷37《沅水》P.866)。自从“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4](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P.2831),叛服无常。而应奉本人,也分别于永兴元年(153)、延熹五年(162)*受到举荐,两度平定叛蛮,并以此享誉仕途,先后官至武陵太守、司隶校尉。

  由是可见,在起源三说的观点持有者中,应奉可算是唯一熟知边疆族群事务的士人,故其对“非华夏”族群的认知,既非高居庙堂之上,也非基于经史义理,而是注目于当时动态的族群现象和华夷关系。这在有关蛮夷起源的“盘瓠子孙说”和鲜卑起源的“秦朝亡徒说”中分别有不同层面的反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据唐人李贤注,“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句前的上述记载,皆见于《风俗通》[4](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P.2830),而应劭以蛮夷为盘瓠子孙的说法,显然如“秦朝亡徒说”一般,与其父有莫大的联系。关于“盘瓠子孙说”的论述,应奉父子难脱华夏中心主义的局限,歧视言语自是不少,其中有谓蛮夷“外痴内黠”,例证是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为借口规避赋役。按东汉时期诸蛮屡叛,其根本原因之一即是官方为求扩张财源,企图增加蛮夷赋役。永和元年(136)爆发的武陵蛮叛乱,便是当地太守上书皇帝,以为“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4](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P.2833)而引起的。由此看来,盘瓠子孙说作为族源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构于当时汉蛮关系的现实基础之上。应奉借鉴前任经验,以安抚慰纳的怀柔手段平息蛮乱,进而“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可知其志在“用夏变夷”,那么接受当地蛮夷的自我标榜,将其母系追溯至“五帝”之一的帝喾(高辛氏),父系定位为抵御犬戎进犯的神犬的“加工”行径,亦算是利用华夏文化资源的教化之举了。

  《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宋人朱熹注云:“夏,诸夏礼义之教也。变夷,变化蛮夷之人也。变于夷,反见变化于蛮夷之人也。”[16](卷5《滕文公章句上》P.260)如果说应奉父子宣传“盘瓠子孙说”是基于“用夏变夷”的教化努力,那么“秦朝亡徒说”的形成便是源自“华夏变于夷者”的高度警觉。

  秦朝筑设长城,主要目的在于防御外侵,然而延至汉代,早已成为区分华夷的族群边界。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单于自愿为汉戍边,请求罢免长城防务时,就有郎中应侯抗议并陈列出十条理由,其中最后一条便是此举会“开夷狄之际,亏中国之固”[12](卷94下《匈奴列传下》P.3804)。故“徒亡塞外”在汉人的心目中,即为“变于夷者”的反常现象。至于这一现象为何会引起应奉的特别重视,甚至构成其对鲜卑起源的认知识见,则有两点契机。其一是应奉勤于治蛮期间,恰值檀石槐联盟兴起之际,有关当时鲜卑繁盛之缘由,熹平七年(177)蔡邕追述道:“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4](卷90《乌桓鲜卑列传》P.2991)或许应奉最初不知个中详情,但是延熹五年举荐应奉的车骑将军冯绲,其在平蛮之前政绩著显于北疆,延熹元年因鲜卑寇边,朝廷就“以绲为辽东太守,晓喻降集,虏皆弭散”[4](卷38《冯绲传》P.1281)。于是,两人联手平蛮的过程,也就成为应奉对塞外鲜卑增进了解的一次际遇。其二,不独北方亡人越塞的问题严重,南方郡县编户也往往因赋役沉重、灾荒连年而逃入蛮、越聚居地,汉末江南很多民众亡匿深山以致山越人口剧增[17](PP.1~26),便是典型一例。对此,应奉在武陵任上应是经常耳闻目见。他在感叹南北相隔万里却困境犹似之余,自会予以密切之关注。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盘瓠子孙说”,王明珂注意到,盘瓠以犬种立国的说法与《山海经·海内北经》中的“犬封国”颇有关联,并非出于南方的本土族源记忆[18](PP.158~168)。按《风俗通》所记“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4](卷48《应奉附应劭传》P.1614),“盘瓠子孙说”神话色彩浓郁,尚有较为明确的借鉴出处,更何况“秦朝亡徒说”得列奏议,上达天听?

  秦朝刑罚严酷,因罪逃往塞外者众多,事迹却未有显著于史籍者。汉初倒是有韩王信和燕王卢绾先后反抗汉高祖,率部亡入匈奴,对当时汉匈关系影响深远。其中卢绾于高祖十二年(前195)“率其党且万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终高祖世”[12](卷94上《匈奴列传上》P.3754),故“匈奴以为东胡卢王……孝景中六年(前144),卢绾孙他之,以东胡王降,封为亚谷侯”[1](卷93《韩信卢绾列传》P.2639)。卢绾投降匈奴获封为东胡王,且活跃于上谷以东的塞外,可知其辖地即为东胡故地。届时距离冒顿击破东胡不久,应该残留着许多部落遗民,卢绾党众“且万人”在与之交往共处了长达半个世纪以后,自会有相当一部分融入其中,从而成为“华夏变于夷者”的显例。应奉或许就是在“鲜卑源自东胡”的观点影响之下,将此故事与鲜卑起源联系到了一块,并结合自己的现实经验,情境置换形成秦朝亡徒的新观点,以求在奏章中更能说服皇帝重视“徒亡塞外”所带来的族群问题。

  四、“东胡后裔”的二重身份建构

  如前所述,看似相互矛盾的起源三说,其实拥有着共同的认知基点,即对“鲜卑源自东胡”的一致认同。只是三位作者因为各自的人生际遇,或是论出自公台案牍文书,或是执着于疏通经史义理,抑或是关心华夷互动的现实问题,方才形成偏颇各异的三种说法。起源三说的殊途同归,不仅反映了“鲜卑源自东胡”作为一种认知观,在东汉中央、地方乃至学界的深入普及,还体现了当时华夷认知意识的纵深性。

  首先须承认的是,“鲜卑源自东胡”具有符合历史事实的一面,毕竟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考古遗物上来看,在匈奴冒顿单于征服北亚草原前,其东面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东胡部落联盟[19](PP.3~13)。

  其次,相对于“鲜卑源自东胡”的历史真实性,华尊夷卑的秩序建构才是东汉王朝更为关注的,这体现到思想层面,便是众所周知的“夷夏之辨”。东胡自先秦时就被燕、赵等“诸夏”国家目之为“蛮夷”,那么其后裔“鲜卑”与传承正统的“东汉”,自是夷夏之分犹如泾渭。

  第三,族别认同是建立在区分“我者”和“他者”的基础之上,“我者”的指向单一,“他者”却为多重,故而华夏世界的族群认知体系,实则是“华夏”一极、诸“夷”多元的逻辑结构,其中不仅包括华夷之间的交往,还有夷夷之间的互动。于是华夏士人赋予“东胡后裔”的“他者”内涵,除了有异于“华夏”外,还区别于“匈奴”。在起源三说中,服虔强调东胡的称谓由来,曰“在匈奴东,故曰东胡”。据王国维考证,“胡与匈奴之名始见于战国之际”[20](P.307),本来各有所指——前者泛指北方各游牧部族,后者仅为其中之一[21](P.119),可是待到匈奴统一草原各部后,二者也就混用互称了,这在《史记》的文本书写中有深刻的反映[22](PP.20~60)。那么服虔在延续了“匈奴”与“胡”互称的情状下,以区别于“匈奴”的地理方位定义“东胡”,则显然是将“东胡”和“胡”并列为同一族别层次的作法,那么“鲜卑”作为“东胡后裔”,也就成为了可以与“匈奴”比肩的族群单位。

  有研究者指出,“在众多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处于强势一方的族群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断影响周边的弱小族群,并且在强势族群这一‘他者境界’中形成的异族印象也会通过同化等方式移植到弱小族群中。”[23]由此联系到东汉“以夷制夷”的实际,就不难理解“东胡后裔”身份建构背后的良苦用心。东汉对鲜卑族群的族称确认和人群识别,皆是基于打击北匈奴势力的需要*,因此除了物质上的利诱,例如“送首级受赏赐”,还有精神上的催眠,即将“鲜卑”塑造成为与“匈奴”势不两立的特定群体。于是冒顿灭亡东胡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起,华夏士人试图通过“东胡后裔”的身份表述,在鲜、匈之间构筑起一道“夷夷二元”的族际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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