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庆：后金王宫里流淌的血知多少(3)
2017-10-11 09:23 抚顺七千年 赵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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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活了68岁，先后娶妻妾16房，她们生了16个儿子和8个女儿。此外还有养女1个。这是一个由41人组成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在长达半个世纪中，围绕一个“权”字，展开血与火的搏击，每个人都要经受着荣与辱、生与死的洗礼。荣的当上了太子、亲王、皇上或者皇后、大妃、公主；辱的被贬、被关、被逐、被杀。 ...
有一天，一个部将提出建议把汗王送到清河汤泉去坐汤治疗。他还讲了一段故事：他说他有一只警犬，得了癞病，毛皮脱落，浑身脓血，奄奄一息。于是他把警犬放进温泉里去洗。说也怪，癞疮很快就好了，还重新长出一身又亮又密的茸毛。打这以后，清河汤泉的灵验就传开了。当地的老百姓给这个汤泉起了一个俗名，叫“狗儿汤”。
虽然这个汤泉名字不好听，但是为了治病也顾不了那么多。于是这个建议就被采纳了。这年的7月23日，努尔哈赤被送到清河。经过14天的汤泉治疗，病情果然好转。努尔哈赤也特别高兴。他就派身边的阿敏携带他亲笔写的祭文，回到新宾永陵去祭祖。阿敏在显祖塔克世墓前，祷告说：“你的儿子病了，如果保佑他病体痊愈，今后每月初一，杀牛三头，烧金纸祭奠，永世不止”。
大妃阿巴亥画像
8月7日，努尔哈赤离开清河，沿太子河乘船北上，打算返回沈阳。在他离开清河前，就派人到沈阳把大妃阿巴亥召来陪伴。他们两个人在船上边走边游，边游边谈。这船边行边停，行进得很慢，一晃就过去了5天。8月11日，船到爱鸡堡，离沈阳还有40里。这时努尔哈赤的病情突然发作，神智恍惚，呼吸困难，他慢慢地咽下了那口气。这年他68岁。
努尔哈赤究竟因何而死？还留下一桩历史悬案。
明朝宁远（今兴城）守将袁崇焕说是：“蓄愠患疽”。朝鲜李星龄说是：“懑愤而毙”。这里所说的“愠”和“懑”意义相近，都是说努尔哈因为恼怒和愤懑得病而死。那么，他因为什么愤怒？这就要谈到“宁远兵败”的事了。
这年的元月14日，努尔哈赤从沈阳率大军13万，号称20万向西进发。17日过辽河，23日兵临宁远城下，立即切断明兵通往山海关的通道。
宁远之战
宁远城是明将袁崇焕亲自督建的，异常坚固。后金军从四面八方向宁远城进逼。袁崇焕用红夷大炮猛烈轰击，火光遮天。后金军第一次遇见有如此威力的武器，顿时尸积遍野。虽然受挫，但攻城不止。两军从白天战到黄昏。这时袁崇焕命令军士把事先准备好的柴草，浇上油，放上火药，然后抛向城外。后金军的战车顿时爆炸、起火，狼烟四起，互不见人。明军乘势用红夷大炮猛烈轰击，只见后金军纷纷倒下。
红夷大炮是否击中了努尔哈赤？在《满文老档》和此后清朝官方修的史书中，只字不提这件事。在众多的中外历史文献中，只有朝鲜人李星龄所著《春坡堂月录》说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但这又不是他亲眼所见，而是努尔哈赤死后的追述之词。还有那本官书《熹宗实录》说：“红夷大炮焚击数千，内有酋子一人。”这个“酋子”是谁？也没有明指。清代以后的各种历史文献，凡是涉及到努尔哈赤“宁远炮伤”之事，均为作者推论而发，没有原始资料和文物可证。
但是“宁远炮伤”之事，并不能完全排除。努尔哈赤骄纵轻敌，完全有可能贸然闯入红夷炮口，中了袁崇焕之计。受伤后又受到袁崇焕的讥讽。于是他“大怀忿恨”，怒火心中烧，引起伤口恶化，与原有的“背疽”形成合并症，不治而死。
努尔哈赤8月11日去世后，当晚装入棺柩。群臣轮班肩抬，连夜赶赴沈阳。半夜到达后，灵柩放在宫中。当日10时灵柩出宫，暂时安放在“沈阳的西北角地方”。从8月12日至12月12日共4个月，为国葬期，全国穿素服，罢娱乐。此间，蒙古王公、明朝关东将领们也都遣使吊丧。
1629年2月“清明节，丑刻，奉太祖梓宫出殿”，移葬石嘴山福陵，即沈阳东陵。
努尔哈赤去世前。虽然曾两次立太子，均已废除。他的突然离去，由谁来接班这又是一场搏击。当时的形势只有三个人具备参选资格，一是大贝勒代善，二是四贝勒皇太极，此外就是十四阿哥多尔衮。代善资历最深，条件最好。但他“竟有前科”，且老奸巨滑，看到形势不妙，便主动退出竞选。皇太极军功显赫，对汗位虎视眈眈。多尔衮当年仅为14岁，没有军功，本没有竞争资格。但“子以母贵”，努尔哈赤生前曾暗示过由多尔衮接班。由此围绕接班问题，弟兄们展开了一场恶战。由代善、皇太极组成的统一战线屠刀，向多尔衮弟兄们砍去，最先丧命的是他们的妈妈阿巴亥。
皇太极画像
阿巴亥姓纳喇氏，是乌喇部贝勒满泰的女儿。12岁那年嫁给努尔哈赤。婚后的第二年，孝慈皇后死去，被封为大妃，主持中宫事务，深得努尔哈赤喜爱。他生有三子，长子阿济格、次子多尔衮、三子多铎。
3该文章所属专题：赵广庆专栏
赵广庆先生
赵广庆（1935-2022），辽宁省阜新县人，蒙古族。曾任抚顺市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抚顺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抚顺市建委编辑室主任，《抚顺年鉴》编辑部主任、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赵广庆先生是抚顺市宣传文化系统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常期以来，他在从事我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抚顺史、清前史、辽东史、东北民族史研究，是知名的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先后撰写出版《抚顺通史》《抚顺史略》《抚顺城市建设史》《抚顺史研究》《抚顺百科大事典》《赫图阿拉》等8部专著。编辑出版《当代抚顺》《抚顺年鉴》等11部资料。在抚顺地方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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