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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清军入关与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

时间:2017/10/23 8:02:16   作者:王鍾翰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评论:0
内容摘要:清军入关标志着明王朝的倾亡和清王朝统一全国的诞生,是清史和满族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不可否认,它在明清史上对全国范围而言,一时使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而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早为史家多所论列,兹不复赘。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清军...


  王鍾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995年第01期 


清军入关与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


  清军入关标志着明王朝的倾亡和清王朝统一全国的诞生,是清史和满族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不可否认,它在明清史上对全国范围而言,一时使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而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早为史家多所论列,兹不复赘。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清军入关对全体满族人民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和重要影响的问题。众所周知,满族前身女真原本是在明王朝统治下的一个被统治的少数民族;清军入关,满族一跃而成为全国最高的统治民族,再则满族不论贵族或平民,几乎全部从关外边区迁入到中原腹地、首都北京和各省重要城镇。这里提出来须要讨论的,清军入关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影响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

  一、民族间的融合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制度所制约,是具有很大稳定性的人们共同体。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一部分成员从其它民族加入进来,另一部分成员从本民族分离出去,是正常现象,完全符合一个民族在长期不断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民族特征。汉族是如此,满族亦不例外。西方学者认为:“汉族边民(Chinese frontiermen)与夷狄部落(按指满、蒙等民族)之间,并无明确界线,因而双方相互同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①。“在东北,满族的前身女真人中也有许多汉人。其中一部分自然是战俘,另一部分也可能是自愿归附满族的明军逃兵”②。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③。上述“边民”(transfrontiermen)并不都是边境两边的居民。其实“辽东之地,自古以来,为夷、汉杂居地区。佟氏(按指佟卜年一家)最初本为夷(按指女真)族,后来渐受汉化,家族既众,其中自有受汉化深浅之分别。佟卜年一家能由科举出身,必是汉化甚深之支派,佟养性、佟养真等为明边将,当是偏於武勇,受汉化不深之房派”④。文化融合与否则是看一个民族是否接受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程度深浅的重要标志,象满族中有许多汉族成分,犹之汉族中同样有许多满族(女真人)成分,这在历史上是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了。谈满族政治思想文化形成的问题,首先必须要明了这一点。

  作为清朝一代统治民族——满族的先人,从明代的女真往上推,由女真而靺鞨,而勿吉,而挹娄,直到肃慎,3000-4000年间,虽不能划一等号,但总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一点因袭继承关系,特别是他们之间的政治思想文化渊源的联系更是如此,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本文这里提出的满族政治思想文化,是专指从17世纪30年代作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开始出现的满洲(简称满族)直到有清一代的满族政治思想文化而言,并不去追溯满族本民族历史上历时久远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满族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和形成,无疑是在1644年满族进关以前再经过康、雍、乾三朝长达150多年而逐渐发展完成的。

  二、政治上的要求

  明末清初之际,由于明将吴三桂开关引进清军,清军一举而击败了明王朝的李自成起义军,长驱直入,夺取了统一全国的最高权力。摆在清统治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如何争取广大汉族中的士绅官僚阶层,把他们吸收到满族领导阶层中来。

  一入北京,满族最高统治者首先下达安民告示:“为崇祯服丧三日”,“以礼葬(崇祯)、造陵墓如制”⑤。继而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⑥。这等于宣布封建帝制的明王朝不复存在,而新兴的清王朝应运而诞生取代明朝了。特别是当清朝第一个皇帝世祖福临从沈阳迁都北京,正式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时,颁诏大赦天下,除亲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外,凡“一、满洲开国诸臣或运筹帷幄、决胜庙堂,或汗马著功、辟疆展土,俱应加封公、侯、伯世爵,锡之诰券,与国咸休,永世无穷;一、开国以来,满洲将领等官应得叙荫,该部通察往例,奏请施行;一、大兵入关以来,文武官绅倡先慕义,杀贼有功,以城池归顺者,该部通行察叙具奏;……一、凡弁兵於行军之际,隐匿无主财物因而犯罪者,尽行赦免;一、出征兵丁多历劳苦,其家口著该部厚加存恤……”⑦。大量录用在职和离职的前明旧官,其中尤以起用冯铨、谢升、洪承畴等为大学士,统率百僚。嗣后,开科取士,大量录用汉族士子,中央和地方官制基本上一仍明旧,即新颁的《大清律》,不啻为全部《大明律》的翻版⑧。满族统治者口头上讲“不分满、汉,一视同仁”,实际上满多于汉。特别是省区一级的督抚人选,计自顺治四年至雍正十三年(1647-1735)近100年间,据清人的统计,八旗成员任总督者307人,任巡抚者463人,其中汉军十居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2人⑨。这里的汉军当然是指那些东北地区早已满化的辽东汉人。不可否认,清制名义上沿袭于明,实际上明清两代之制多名同实异。这是因为清代乃以一个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来统治比他进步得多的多、大得多的汉族和其它各民族,如果不吸收汉文化包括大量录用满化的汉人(汉军)以及采用明制和录用曾在明朝任职的汉官,虽已马上打下天下,但仍不能马上坐稳江山的。这是一项政治要求,必须要首先解决的。

  三、思想上的追求

  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善于学习的民族。有人说满族有他自己一套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如同汉族有自己的儒家思想体系一样。这里姑且不谈入关以前的满族大儒有无自已的思想体系,单就康熙、雍正、乾隆三位杰出的统治思想而言,显然都是从汉文化的儒家思想中勤奋学习得来的。

  康熙皇帝圣祖玄烨(1662-1722)自己说过:“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位,辄以(大)学、(中)庸训诂询之左右”⑩。又说:“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於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然未惬。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11)。“人心至灵,出入无乡,一刻不亲书册,此心未免旁鹜。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正为此也”(12)。而他受其祖母孝庄文皇后的教诲最多,《大学》、《中庸》之外,象《大学衍义》、《资治通鉴》、《贞观政要》诸书,“法戒毕陈,诚为切要”,“每观《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四书》参讲”(13)。康熙认为讲官等“进讲经书,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朕亦孜孜详询。每讲之时,必专意以听,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於所学。尔等仍愈加以直言,毋有隐讳,以助朕好学进修之意”(14)。又说:“朕日读性理诸书,见得道理”,而且见诸实行,所以他“自御极以来(康熙六十一年)……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15)。他一生勤奋好学,精通满、汉、蒙、拉丁各种语文。人文科学如经史子集和诗文书画;自然科学如天文、数理、农医、工程无不兼通,好古敏求。而康熙之所以毕生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身体力行者,其目的在于挽救明末王(阳明)学之颓风,俾清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臻于亿斯万年。康熙“见得道理”与“远承心学”之真,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竟能实行儒家所谓的纯王道政治,不愧为有清一代的真理学或真道学的政治思想文化上有突出贡献的第一人。

  雍正皇帝世宗胤禛(1723-1735)继位以后,13年间,一反乃父为政从宽之道,继之以严,自谓父宽子严,其道一也。全国上下雷厉风行,对纠正康熙晚年的失误和流弊,起到了康乾盛世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澄清吏治,雍正说:“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先岳伯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谧,共臻上理。……特是澄清吏治,必本大公之心,虚怀察访,果系清节素著,才具练达者,任以要剧,即行保荐,则举一可以风百,今或以逢迎意指为能,以沽名市誉为贤,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肖官吏,滥列荐章,而朴素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是岂风励属员之道乎?”(16)又说:“国家亲民之官,莫先于守令。盖州县官与民最亲,而知府又与州县官最亲。凡州县兴利除弊之事。皆於知府有专责焉。是知府一官分寄督抚监司之耳目,而为州牧、县令之表率,承流于上,宣化于下,所系綦重矣”(17)。依次实行减差徭,除贱户,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官给养廉。如雍正所言:“驿站关系重大,……如直隶、山西等省差徭更为浩繁,虽驿马足数,亦供应不敷。乃内而兵部,外而驿道,於给马匹时,官吏通情受贿,往往所给浮於勘合之数;且行李辎重皆令驿卒乘马,备负多至八九人不等。所到州县,以见马换马,向有旧例,不敢诘问”(18)。又云:“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心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19)。又云:“迩年盐法弊窦丛生,正项钱粮每多亏欠。……上亏国课,高抬盐价,下累小民。至于官盐腾贵,贫民贩卖私盐,捕役斗殴,株连人命,流弊无穷。……宜将陋例积习,尽情禁革”(20)。又云:“火耗原非应有之项,乃迫于时势,不能全行禁革耳。故加耗重者,必重治其罪”(21)。一时吏治以清,立军机处,为有清一代军国大政所从出,从而加强封建制中央集权,使清政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但对文化事业并没有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22)但雍正本人精通满、汉文,熟谙儒家经典,兼通释典,亦好神仙修炼。所编《大义觉迷录》(23),为曾静反清一案而刊布于世,通令全国官民人等于每月朔日讲习。其中关于华夷之辨不下数千言,认为东夷、西夷均属中华,是不啻满族对汉族的认同,为颇具特色之历史文献。雍正是属于杂以霸道的政治思想文化统治范围之内的。

  乾隆皇帝高宗弘历(1736-1795)是一位精力过人、好大喜功的卓有建树的封建帝王。初年即位,励精图治,自谓:“朕自幼读书,深知清心寡欲之义。即位以来,三年以内,素服斋居,此左右近侍及在廷诸臣所共知者。上年释服以后,虽身居圆明园,偶事游览,以节劳勚,而兢兢业业,总揽万几。朝乾夕惕,惟恐庶政之或旷,此心未曾一刻放逸。每见廷臣动色相儆,至不迩声色之戒,尤未尝一日去诸怀也”(24)。在用人行政上,乾隆后期远不及前期;而出兵远征方面,虽取得多次重大战役的胜利,所谓“十全武功”,其中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如乾隆《御制十全记》所述:“予之十全武功……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按指新疆)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次受廓尔喀之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么■,弗屑数也。前已酉(乾隆五十四年,1789)廓尔喀之降,……乃迁就完事,致彼弗惧。而去岁复来,以至大掠后藏,饱欲而归。使长此以往,彼将占藏地嚇众番,全蜀无宁岁矣。……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辞劳苦,于去岁冬月即率索伦、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宁冒雪而进。今岁五月遂临贼境,收复藏边,攻克贼疆,……七战七胜,贼人丧胆。乃兵临阳布,贼遂屡遣头人匍匐乞降。将军所檄事件,无不谨从,而独不敢身诣军营。……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意,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期事”(25)。则这次还击廓尔喀的战争既深入敌境兵临城下,而遽许和而返,是一次正义的战争,对保卫祖国疆域完整和神圣领土主权的不可侵犯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乾隆本人精通满、汉、蒙语文,兼谙藏、维、拉丁各种文字,一生致力于文学的创作和古文献的整理,诗文集五次的刊布和六通、会典则例,《四库全书》的编纂、刊布,尤其余事,然则乾隆以凌驾乃父乃祖而远远超过之。也可以这样认为乾隆是在“独尊儒术”、文治武功卓有成就的政治思想文化上一个了不起的封建帝王,说“康乾盛世”到乾隆年间达到顶峰,是一点也不算过分的。

  四、生活上的必需

  清入关后,满、汉两民族人民经过长期杂居共处,共同劳动,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两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日益接近,特别是汉文化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逐渐成为两民族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这就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行动上加强对两民族人民的封建统治。与进关以前相比,显然不同,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已经是与汉文化的封建政治思想逐渐融合在一起了。

  满文在促进满、汉两民族人民的政治思想文化交流,是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但从乾隆时起,不但很多满人已经不会满文,连平常接触交往惯用的满语,满人亦日渐生疏甚至竟不会说了(26)。这是由于生活的需要与否所决定,不是退步而是进步现象。

  衣、食、住、行方面,除东北偏远山区的满族外,与汉族亦日益接近。满族的若干习俗为汉人所吸收。女子服装最为显著。关外两民族妇女的装束几乎一样,旗袍已成为全国妇女的流行礼服。当然满族本身仍继续保留若干传统习俗。尤其是在东北的乡村中,满族的服饰、饮食、居房、婚嫁、丧葬、礼节、祭祀自成体系,祭萨满跳神和祭索罗杆子比较普遍,民族意识也是比较浓厚的。

  末了概括一句: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是在与汉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下持久进行着,到了康、雍、乾三朝期间才逐渐发展形成的(27)。从清兵入关的1644年算起,到今天历时已有350年。据不完全的粗略统计,满族总人口从入关时的一二百万,现已超过1000万,当然不能与汉族比;可是拥有的大学生数字以及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史社会科学专家、艺术表演家、书画家、小说家等之多,依据本民族总人口的绝对百分比还远远赶不上汉族,但就本民族总人口数的相对百分比要比汉族还高,则是事实。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清代文化是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与汉文化的化合物而不是复合体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而,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

  ※本文是王钟翰先生在第七届沈阳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上所做的大会发言。

  注释:

  ①②③〔美〕F·Wakeman魏斐德著,The Great Enterprise,《洪业——清朝开国史》,英文本I.P.41;中译本,第35页。英文本I.P.42;中译本,第35页。英文本I.P.39N38引Lattimore拉铁摩尔,Frontier History,《边疆史研究》,英文本I.P.470;中译本,第34页。

  ④陈寅恪教授著《柳如是别传》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981页。

  ⑤《清世祖实录》卷5,第3页下—4页上,第9页上。

  ⑥《清世祖实录》卷5,第5页上。

  ⑦《清世祖实录》卷9,第11页上—12页下。

  ⑧参邓之诚师《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本,卷5下,第2分册,第380-382页下。

  ⑨〔清〕福格:《听雨丛谈》中华书局本,卷3。

  ⑩《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册,第278页;《圣祖圣训》卷1,第1页上。

  (11)(12)《圣祖仁皇帝圣训》(石印本)卷5,第1页上。第1页下。

  (13)(14)《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278页,《圣祖圣训》卷1,第1页下同。卷5,第2页上。

  (15)拙著《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0页引。

  (16)(17)(18)(19)(20)(21)《世宗宪皇帝圣训》(石印本)卷5,第1页上。卷5,第3页上。卷5,第5页下。卷6,第4页下。卷5,第3页上。卷6,第4页上。

  (22)参陈捷先著《清史杂笔》,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版,(一)第124页。

  (23)(26)《清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辑,第3-9页。

  (24)《高宗纯皇帝圣训》卷1,第3页下。

  (25)《高宗纯皇帝圣训》卷51,第7页下—8页上。参庄吉发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据《台湾故宫丛刊》1982年初版影印。并参赖福顺著《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年。

  (27)《满族简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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