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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物

旧时代“送葬的歌手”——秋萤生活与创作道路略论

时间:2017/11/30 7:06:14   作者:高翔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1986年03期   评论:0
内容摘要:那是一个令人屈辱而心碎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占领了秋萤家乡抚顺。大片的土地被日本侵略势力掌握的“满铁”所吞并,迫使大批失去家园和土地的农民去采矿挖煤,受着侵略者的残酷盘剥和压榨。尽管农民...
旧时代“送葬的歌手”——秋萤生活与创作道路略论

  一

  秋萤,现名王之平,笔名有秋萤、苏克、舒柯、邱萤、林缓、谷实、牛何之、孙育、黄玄、洪荒等,出生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1914年。

  那是一个令人屈辱而心碎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占领了秋萤家乡抚顺。大片的土地被日本侵略势力掌握的“满铁”所吞并,迫使大批失去家园和土地的农民去采矿挖煤,受着侵略者的残酷盘剥和压榨。尽管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涛,也曾使辽河黑水泛起层层波澜,但是旧的封建制度和礼教却仍然束缚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意识。勤劳淳朴的农民,在丰腴的东北平原上,过着更加贫困的生活。秋萤的童年同样是在痛苦和动荡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曾买下一块土地,却被当地的一个士绅盗卖给日本煤矿。其父忍无可忍,诉讼法庭,哪知官府早已被士绅买通,王父被扣以“咆哮公堂”的罪名判刑入狱。秋萤的父亲“性格倔强,又不畏强暴”,出狱后又继续申诉,其结果是再次锒铛入狱。秋萤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记得每隔三四年后父亲便要入狱一次。”“从我的童年开始,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那高大的狱墙、阴森的狱门和狱卒们凶恶冷酷的脸色。”[1]家庭屡遭不幸,又苦告无门,黑暗的社会现实像一只无形的魔掌,紧紧地罩住了这个不幸的家庭,给少年的秋萤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精神伤痕。同时也萌发了他对恶势力的极大仇视和愤恨,为其后来以文学为武器揭露黑暗现实奠定了思想基础。

  秋萤的父亲又是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最初启蒙者。尽管父亲是一个半文盲,但却熟知诸如《七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包公案》《彭公案》等武侠、公案小说中的故事,时常讲给秋萤听。待到1920年秋萤进入抚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以后,父亲又买了很多此类小说,父子俩常常灯下共读,秋萤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文学的熏陶,特别是产生了“入山学艺,做一个杀赃官、锄恶霸,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的英雄”[2]的意识。1925年,秋萤小学毕业后即进入抚顺县立初级中学读书,翌年,又转入沈阳育才中学、同泽中学等继续就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家中变故而无力升学,只好返回故乡抚顺。这期间,秋萤开始接触新文学,阅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热风》以及周作人、茅盾、冰心、丁玲等人的作品。给他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巴金的《灭亡》和鲁迅的著作。新的思潮、新的人物,使他“开始认识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昏庸腐朽”,滋生了“追求民主自由和光明的思想”,以及对黑暗的现实更为强烈的不满。[3]


旧时代“送葬的歌手”——秋萤生活与创作道路略论
《小工车》(1)阅读
《小工车》(2)阅读
《小工车》(3)阅读
《小工车》(4)阅读


  在五四新文学作品的影响下,也为了在那“低压的空气”里,“靠着写作”“换到一点感情的舒展”[4],秋萤于1929年开始了新文学的创作。他先是在抚顺的《抚商日报》和沈阳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些短诗和散文。这期间,他受到关内左翼文学运动和思潮的影响,受到东北进步刊物《关外》《冰花》等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以文艺为武器“暴露现实的黑暗”、再现“被剥削与被损害的劳苦大众”[5]生活的信念。

  30年代初期,秋萤主要在大连的《满洲报》《泰东日报》等副刊上发表作品,现在为人们所知的有剧本《青春拜别》《衣锦还乡》《末路》《爱与虚伪》《诗人与画家》等。尽管作品的“意识很模糊游离”,“技巧仿佛是乍翔的雏羽”[6],但秋萤这时期的作品和文学活动,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秋萤是一位异常活跃而充满朝气的文学青年,给当时的抚顺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活力。此时,他先后两次在文坛发动论争。据陈因《抚顺文艺的兴替》一文记载:“抚顺民报,一九三一年又有秋萤与耿风山之争论,文艺上的浪漫与普罗二主义,关于社会及写作的精神也有详细的检讨。”又记载:“一九三二年春有周飘渺、秋萤之争,参加二十余人,为抚顺一大笔战,由一篇周飘渺的剧评而引起的花样翻新,延及三月,内容很多技巧,使读者颇觉清新可爱,当时盼念的甚多。”[7]1933年3月,秋萤又发起并组织了文艺社团——飘零社。“这个名字的来源,是纪念旧日在校的学友,经过九一八的炮火,也象九秋落叶,都已离群星散。”[8]该社同人有孟素、曼秋、秋萤、石卒等人,并在《抚顺民报》创办《飘零》文艺周刊,由石卒主持,秋萤编辑。陈因评价指出:“《飘零》长于批评与论战短小精悍以献世人的,不仅设社算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基础,也致抚顺升为满洲文坛中之一角,当时固不能以一地方视之也。”[7]然而,《飘零》出至第7期时,秋萤的父亲再次入狱,秋萤生活无着,只好再度转到沈阳谋生。《飘零》自此停刊。但秋萤的创作热情始终未泯,在沈阳他又自费出版了一期《飘零》,随后因经费无力筹措,续出的计划终于落空了。

  秋萤真正立足文坛,大量发表文学作品是从1935年开始的。这期间,他先后在沈阳《民声晚报》、长春《大同报》《盛京时报》以及《文选》刊行会等处任编辑或记者。在《新青年》《满洲新文化》《斯民》《新满洲》《华文大阪每日》《文选》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1941年1月,他的小说集《去故集》由长春文丛刊行会作为“文艺丛刊第四辑”出版。收有短篇小说《暮景》《春雨》《南风》《亚当的故事》《嫩芽》《书的故事》《羔羊》《两代》和中篇小说《矿坑》。作者在“序”中直言道出了当时的创作心境:“低压的空气,时时窒息我呼吸的畅通,周围的荆棘,总有一团氤氲,闷在我乱云似的心头,这样,我常想靠着写作,能换到一点感情的舒展。”[9]

  1941年9月,秋萤又编辑出版了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小工车》。该书为“文选丛书”第1辑,由沈阳文选刊行会出版。共收短篇小说八篇:《离散》《农家女》《丧逝》《小工车》《血债》《三秋草》《新闻风景》《中间层》。“这个集子的出版,除了《小工车》《血债》与另外两三篇是继《去故集》出版后的新作(指《新闻风景》《中间层》二篇——引者注),其余几篇都是《去故集》结集时删去的东西。这次又重新把它们收进来,关于内容的编排,为了某种原因,我不愿意按照写出的年月而分先后的”[10]。这其中原因之一,便是作者“不愿用伪国年号”[11]。

  同年,秋萤在兼编《盛京时报》文学版的同时,又在该报开始连载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并于1942年9月由大连实业印书馆出版。此外,散见于报刊的小说尚有《华容道》《夜深沉》《自春徂秋》《觅》《失群者》《彩虹》等等。

  综上,如果将1929~1934年视为秋萤创作道路上的第一阶段,那么,从1935年开始到1943年止,则是秋萤创作的繁荣期与鼎盛期。而小说创作又代表了他全部创作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东北沦陷区文坛上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秋萤的小说在当时就受到一些评论家的注目和重视。李乔称赞他的小说“形体瘦弱而灵魂丰腴”,“一向是充溢着热、力与生命”[12]。金曜认为:“作者不畏惧于现在情势之不许。不迷惘于自己单独踏入的坎坷无路,能把这些应该写的材料写出来,能把这些正待表现的形相表现出来,这是值得我们为之感动的。”[13]山丁则在《〈去故集〉的作者》一文中,将秋萤誉为黑暗的现实社会和腐朽制度的“送葬的歌手”。连当时的日本评论家大内隆雄也不得不承认,秋萤的《矿坑》描述了“劳作于某炭坑的劳动者一家”,“劳动者夫妇苦痛的命运”,以及没有“露骨的说出来”的对统治者的“抗议”“提诉”和“悲愤”[14]。

  1943年后,沦陷区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秋萤除写了一些文学评论文章外,已很少搞创作了。1944年,他将编就的《满洲新文学史料》交由长春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对于东北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期间,秋萤为躲避日本宪兵的跟踪,曾一度逃到上海,又因工作无着,旅费已尽,仅停留一个月便被迫返回沈阳。然而,1945年夏季,他终遭日本宪兵的抓捕,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审讯,因查无实据被释放。秋萤即刻离开沈阳去承德。“八一五”光复后,秋萤回到沈阳参加党所组织领导的中苏友好协会,任文化部长并兼《文化导报》主编。1946年,国民党接收沈阳,《文化导报》被捣毁,秋萤又被国民党逮捕。释放后,秋萤携家逃出沈阳,于秋天到达解放区哈尔滨,被分配到《知识》杂志社工作。其后,秋萤辗转于吉林毓文中学、吉林日报社、敦化县中学、哈尔滨日报社和松江省政府工薪局等单位,此间秋萤创作成果不多,与沦陷时期形成较大反差。

  二

  秋萤的小说,就题材而论,大致包括描写下层知识分子、贫苦农民和矿工三类,而以前者居多,并或多或少地带有作者自身的影子。他以切身的生活感受,真实地再现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的不幸和悲惨命运。《离散》中的中学教师萍,失业后只得靠妻子在工厂做工挣得的一点工钱维生,生活的重压和传统的民族心理,使他那充满热情和生气、富于理想的性格被摧残、被扭曲,以至善良的妻子被逼出走,孩子因患病无钱医治而夭亡,一个刚刚建立的家庭迅速解体了。《丧逝》则描写青年知识分子李辛之在工厂失业回到家中后,痛苦异常而又不忍向妻子透露这不幸的消息,为一家人暂短的欢乐而强装欢颜。小说格调凄婉悲楚,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下层知识分子的痛苦心境和可悲境遇。《中间层》中的徐其伟,有着与李辛之相似的经历。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心理活动对照的艺术,更加鲜明地再现了居于“中间层”的人们的难言的痛苦和心灵的创伤。

  大概是作者自身的职业以及长期生活在下层知识分子中间的缘故,对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因此,秋萤更以锋利的笔触大胆地去剖析他们的灵魂,展示他们在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里的苦闷、彷徨甚而病态和沉沦,描绘了各种类型、不同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的最早的一篇小说《暮景》和另一篇《春雨》,分别描写了两个“罗亭式”的人物。前者中的主人公“他”,过去也不乏对生活的追求和对未来的憧憬,然而在现实生活的压榨下,却渐渐由只尚空谈、不务实际进而沉沦下去,甚至吸鸦片、嫖妓、打牌,信奉着“要发财便须当官”的信条,为赢得小小的村公所助理员职位而志得意满,以刑讯打骂村民为乐。对于这个被生活压扁了的人物,作者尽管也流露出某种惋惜之情,但更多的却是直率的鞭挞和否定。《春雨》塑造的则是在爱情上表现懦弱的“罗亭式”人物。作者采取了电影分镜头的艺术手法,将三幅在时间上相差无几的画面,渐次呈现给读者,给人一种爱而不能得其所爱的精神上的压抑感。而这种感情上的压抑却来自于那个时代的黑暗政治,贫穷与富有的阶级对立,不同阶级和阶层的观念的殊异。这就是《春雨》客观存在的价值和思想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朦胧的阶级意识。上述两篇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程度地受到俄国作家屠格涅夫1856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罗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类的是《新闻风景》。它描写青年知识分子林禹忱从家乡来到奉天,生活的孤独、愁苦,使他逐渐沉沦,竟涉足妓院寻求刺激,结果与俄国妓女妮娜发生了爱情,然而又不得相爱,最后双双先后被抓捕,从而再现了当时某些青年知识分子无法排遣的苦闷和不甘麻木又无力自拔的精神状态。

  时代的重压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沉沦,然而也必然引起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更执著的对自由和光明的追求和对黑暗的反抗。《春雨》中的丽文大胆蔑视腰缠万贯的父亲对自己的婚姻爱情的野蛮干涉和恐吓,“一个强硬的心语”——追求个性的独立解放,燃烧着她的心。作者借丽文的口,怒斥剥削者的无耻手段,盛赞劳动人民的美德:“你只是凭着自己有钱,便一点不用劳动地从人与人之间骗来了更多的钱!”“为什么穷人便要被人看不起呢?”他们“有着高尚的灵魂”,而且“每月些微的薪资,是凭自己心血挣来的代价”!尤应指出的是,秋萤在他的小说中刻画了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形象。《书的故事》以一本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禁书”为线索,运用倒叙的手法,叙述了刘先生与革命者——林先生的一段生活经历,流露出对革命与进步的向往和追求,对革命者的无限同情。如果说《书的故事》中的林先生的形象尚比较模糊,那么《嫩芽》中的爱国青年萧维扬则显得明朗些。这篇由六封书信组成的书信体小说,从“每天过着这灰色的单调的冗长日子”的青年慰慈的视角出发,既从不同的侧面叙述了萧维扬紧张的斗争生活,又正面再现了慰慈在萧维扬的帮助下,复苏了“停滞好久的心灵”,“决计坚强起来”,“走入人生的里层”,从而“渐渐改变了世界观”的心灵的历程。不久,萧维扬被秘密逮捕,几天之后即惨遭杀害。小说的结尾写道:萧维扬那“六岁的小女孩反倒擦干了泪,倔强而愤怒的喊起来:‘妈妈,我一定要给爸爸报仇!’”慰慈感到:“在孩子的身上,我又找回到春天了。”这个象征性的结尾,深寓着丰富的革命内涵,聪明的读者自然会从中领悟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意义所在。当时沦陷区的文学作品,且不说那些颓废、荒诞的逃避现实之作,更不必说反动腐朽的汉奸文学,即便在进步文学营垒内,其作品尽管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旧时代的没落与黑暗,却也很少明确指明出路,就连秋萤的相当多的小说,对于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往往是以他们的“出走”了之。《丧逝》的结尾写李辛之又一次萌发了出走的念头,但“往哪里去呢”?“他有些迷茫了”。《离散》的结尾则写中学教师萍“不再回头,朝着前边一条曲折的小路走去……朝离开那城市的路上走着”。此种结局,已成为当时小说创作的一种模式。这当然是那个畸形的社会制度所实行的高压政策使沦陷区作家不能尽抒其言所致,也从某一侧面说明了作家们远离革命斗争生活,对无产阶级革命缺少足够的认识。无怪秋萤当时感慨道:“由于精神的不聋而聋,不哑而哑,同时爱而不能爱,憎又不能憎,便在这样痛苦心情中挤出来。”[15]作品“有多处都经过痛苦的删削!因此结构上与表现上也有许多模糊处。”[16]但是,像《书的故事》《嫩芽》这样的篇什,尽管在秋萤的小说——也可以说在沦陷区的小说中为数寥寥,然而作者“不畏于现在情势之不许”,把革命的爱国者——“这些正待表现的形象表现出来”确是难能可贵。正如山丁所说:“作者的善于选材与不歪曲的主题已经值得可爱的了。”[16]

  秋萤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大多集中于其小说创作的早期,从第一篇小说《暮景》到“离开《民声晚报》以后,在失业中写出的《嫩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在创作道路、思想和艺术技巧上的长足进步。作者已经不满足于对知识分子的贫困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再现,而是更加“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17],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勇敢地诅咒黑暗,抨击罪恶,歌颂正义,表露出对光明的热望和追求。山丁当时认为,《嫩芽》确立了作者的世界观。[18]这个论断当然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就当时的文坛实际而言,《嫩芽》确实使“秋萤被文坛注意”[19],有所反响和轰动,对于在黑暗的压榨下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脆弱者、苦闷者乃至昏睡者和沉沦者,无疑是催其猛醒、鼓其奋进的号声,我们至少可以说,《嫩芽》是秋萤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篇,标志着秋萤思想上的新变化、新进展。

  秋萤并没有将笔锋仅仅滞留在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上,而是更加放开视野,开拓新题材,多层次深入地再现东北人民地狱中的悲惨生活。请看:

  流浪儿小三被抓进监狱,残忍的刑讯,使他“头发蓬乱着,口中不住的哼叫,并且痛苦的翻动着他的身体”。难忍的饥饿又使他“两眼射出怕人的光亮”疯狂般地嘶吼着。然而,他得到的却是更残忍的刑罚:每一顿给一个饭团子,而且“一天打两次,第三天便被打死了”(《羔羊》);一个官僚用金钱买下年轻歌女的青春,生下女儿芸芳后,母女便被赶出家门。十八年后,芸芳又重蹈覆辙,被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某银行股长徐明德骗奸,两代人同受徐家老爷、少爷的玩弄,“这过度的刺激,击碎了她的灵魂”,芸芳昏死在都市的马路边(《两代》);地主高老太爷为霸占金香而强行逼债。还债无钱、送女又不忍的金家终于在恶势力的迫害下崩溃了:金母被逼死,金父被抓走,金香在悲痛中昏倒下去(《农家女》)。在这些描绘下层人们生活的篇什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描写矿工生活的《小工车》和《矿坑》。

  《小工车》讲述了一段令人欷歔的故事。胆小怯懦、忠于职守的矿山通勤车售票员冯云祥含辛茹苦地干了十三年,生活依然一贫如洗。逢到年关,迫于还债,他抱着侥幸心理走进把头开设的赌场,最终却输光了第一次私留下的卖票钱。此时,儿子被煤矿的狗咬伤的消息传来,心急如焚的冯云祥不顾一切地跳下行驶着的列车,人被摔伤,私藏的车票款也散落一地,等待他的将是更悲惨的不幸。《矿坑》则塑造了“一生没有做过欺心事,只是出卖劳力与血汗,不怨天,不尤人”,隐忍地对待生活,最后却惨死在狱中的煤矿工人张斌的形象,也叙述了张斌的妻子先后三次嫁人,两个丈夫被罪恶的社会夺去生命,唯一的儿子又不幸病夭的悲惨命运。当然,作者在这些作品并没有孤立地展示个人的悲剧,而是把这种悲剧置于侵略者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的背景之下,并且更加深广地刻画了苦难者的群像,展现沦陷区恶劣污浊的现实环境,以及封建把头与侵略者对工人的双重剥削与腐蚀,这就使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丑恶和不平,从而一定程度地挖掘出产生悲剧的社会根源。

  我们之所以看重《小工车》和《矿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以侵略扩张和反共为思想基础的“开拓文学”“大陆文学”和“国策文学”充斥沦陷区文坛时,当谀颂王道乐土、粉饰日伪政权的汉奸文学泛滥成灾、不绝如缕时,秋萤却在执意探求与之有着天壤之别的新题材。这期间,进步文学阵营内的作家们也多以受压迫、遭欺凌的贫苦农民和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或鳏寡孤独、生理畸形的残缺者为主要描写对象,揭示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及其凄惨命运。而以愤激、悲壮的笔调去塑造产业工人的形象,再现他们的不幸生活,在沦陷区文坛上,秋萤是屈指可数的一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工车》与《矿坑》是对东北沦陷区文学题材的新开拓,也使秋萤在其创作道路上,继《嫩芽》之后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随着日本侵略者的《艺文指导要纲》的颁布,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作家的创作受到极大的束缚和限制,秋萤这个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及短篇小说《新闻风景》等,都比《小工车》《矿坑》等要逊色些。作者也直言宣称它们是失败之作,是自己讨厌而不喜欢的几篇。这是不无遗憾的。但秋萤并非属于那类“转向”作家,没有违心地迎合敌伪的需要去歌颂王道乐土。相反,仍是较为隐晦曲折地表现了侵略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对某些青年在民族危难时却自甘堕落、醉生梦死的情状,进行了抨击和嘲讽。秋萤以其全部文学创作雄辩地证明:他,确是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旧时代的“送葬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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