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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再论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辽东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意义与高句丽起源

时间:2017/11/25 12:53:30   作者:王绵厚   来源:《辽宁省博物馆馆刊》   评论:0
内容摘要:将千山和龙岗山脉同医巫闾山一样,纳入辽东考古学文化区系研究的视野,缘于20年前,余构思《高句丽古城研究》。其中最直接的动因,是思考辽东青铜文化的区系内涵,与高句丽起源的关系。并在当时从较为熟悉的高句丽古城调查...
(文章来源:《辽宁省博物馆馆刊》 2010年第0期P41-58页)

  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命题缘起

  将千山和龙岗山脉同医巫闾山一样,纳入辽东考古学文化区系研究的视野,缘于20年前,余构思 《高句丽古城研究》。其中最直接的动因,是思考辽东青铜文化的区系内涵,与高句丽起源的关系。并在当时从较为熟悉的高句丽古城调查、民族历史地理和古文献研究入手,最先想到的是,汉以前古文献记载中的辽东“梁貊”、“大水貊”和“小水貊”,与高句丽在族源、地缘上应存在继承关系。最初是1985年春,我馆孙力同志等奉命发掘抚顺高尔山山城已近尾声,当时我在辽宁博物馆任副馆长,在去工地实地考察时,同孙力、徐家国同志共同踏察了他们推荐的抚顺等地“前高句丽”史迹和新宾县下夹河独具特色的“太子城”等古迹。意外地在采集高句丽遗物的同时,首先发现太子城内尚有少量青铜时代的夹砂红褐陶片。基于这次调查的收悉和联想,在1990年大连召开的第三次环渤海国际考古学会议上,我曾草拟过 《辽东“梁貊”与“貊城”——兼谈高句丽文化起源》一文,其初步构想是,太子河上游的青铜文化(梁貊),可能为辽东高句丽先世文化之一。但在那次国内外名家如云的会议上,我的这一稚嫩之作,并没能交流。二年后我在1992年石家庄召开的第四次环渤海国际考古学会议上,将前文充实修改为 《关于汉以前东北“貊族”考古学文化的考察——兼论石棚、石盖墓、石棺墓文化的族属与时代》。呈郑绍忠先生推荐,先发表于 《文物春秋》,后又收于该次会议论文集。该文结论的要点是,明确指出辽东之“貊系”石棚、石盖墓、积石墓等,是构成汉以后“高句丽文化的先基”1 见王绵厚 《高句丽与秽貊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页19。。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因为将主要精力集中于 《高句丽古城研究》的编写,无暇于辽东青铜文化的深入思考。2002年 《高句丽古城研究》出版后,由于继续承担 《东北工程》项目 《高句丽的族源与疆域》,促使我重新反思这一萦怀心中二十年的未解之谜。


再论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辽东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意义与高句丽起源


  本文即在上述浅思的基础上,特别是结合近三年来,参与实地考察辽东地区第三次文物普查的若干新发现,对上述二个关系辽东考古学文化的焦点问题,再作进一步思考。

  二、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辽东考古学文化分区中的地理概念解析

  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辽东考古学文化上的分区意义,从历史地理和考古学上分析,我认为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或要素。其一是它形成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基础;其二是它包括的人文地理和民族地理范围。其三是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辽东考古学文化分区上具有的代表性或普遍意义。

  其一,千山和龙岗山脉,从自然地理上看,都是地处东北亚核心区域的长白山系,向东南延伸的两个支脉。千山横亘在辽东半岛浅腹地的鸭绿江海口与辽河入海口之间,为辽河下游与辽东半岛沿海诸河流的分水岭;龙岗山脉连同浑河以北哈达岭南支,主要是辽河中游和东辽河水系与松花江上游与浑江上游的分水岭。在千山和龙岗山脉之间的辽东腹地,主要分布有横向的太子河和浑河,以及纵向的浑江、富尔江和叆河。形成了“长白山南系”中历史上可统称为“辽东地区”的独特的地理、地貌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区。上述地区即是本文所指“辽东考古学文化”的主体分布区。它的文化区系从东北考古学的文化谱系看,主要区别于医巫闾山以西的辽西“东胡”系文化和龙岗山脉以北的“西团山文化”区。这是本文立足于千山和龙岗山脉,划分辽东考古学三大文化区系的基本出发点。

  其二,与上述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对应,以千山和龙岗山脉为基本分区的辽东考古文化,在进入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以后,从人文地理和民族地理上,应是对应于松花江流域的“北秽”(西团山文化),可称为“南貊”系列为主的考古学文化区。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从文化地理区系上有三个大坐标:以千山山脉南北界定辽东半岛沿海与辽东腹地;以龙岗山脉界定“南貊”与“北秽”;以医巫闾山东西界定辽东与辽西的“胡”、“貊”文化分界。

  其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2007年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辽东地区青铜时代新的考古发现看,逐渐支持了这样一个学术观点或考古学现象: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辽东考古学文化的分区意义上,与医巫闾山等一样,具有某些标志性普遍意义。诸如:“南系”千山南(鞍海以南)普遍发现有更多的大石棚、贝壳墓、花纹砖墓,比以前了解的更加丰富。而“贝壳墓”、刻划弦纹壶和汉墓花纹砖,在千山以北很少发现。在“中系”千山以北至龙岗以南地区,即以辽东“二江”(鸭绿江、浑江)和“二河”(太子河、苏子河)为中心的地区,大石棚发现较少,而小石棚墓和大石盖墓(后期演化为积石石盖墓)为普遍分布区。此区的陶器以素面夹砂褐陶无三足器为特征。汉以后则不见千山以南的花纹砖。而这一千山和龙岗山脉之间,恰好是辽东“二江”流域高句丽起源的核心文化区。至于“北系”的龙岗和吉林哈达岭之间,与“中系”明显的差别是,石棺墓较多、并出现了夹砂红褐陶三足器(锥足鼎、鬲),又有夹砂红陶或红衣陶和以“高把豆”为特征的典型陶器。而后者三足器绝少见典型的辽东“二江”流域的高句丽起源的核心地区。这是对辽东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的关系研究中,值得深入思考的考古学现象。

  三、以千山和龙岗山脉分界的辽东南、中、北三区青铜文化考古发现举要

  本文列举的辽东考古学文化,考虑到与高句丽起源的直接传承演变关系,主要集中在青铜时代。对其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其后的汉代文化相应的考古发现举例从略,仅在相关叙述中论及上源或下延。

  (一)“南系”——千山山脉以南辽东沿海青铜文化分布区

  千山山脉以南辽东沿海青铜文化分布区,主要指横亘于辽东鸭绿江入海口和辽河入海口之间的鞍海地区以南的黄、渤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从考古发现被基本认同的类型看,其代表性的应属“双砣子三期”(含大嘴子类型)、“双房类型”和“于家砣头积石墓”。以下按这三种主要类型,分类介绍其典型发现。

  1.“双砣子三期文化”:又称“羊头洼类型”。

  该文化以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后牧城驿的双砣子文化为代表,20世纪60年代发掘后,对应于“双砣子一期文化”和“双砣子二期文化”命名。其突出特征是,“以石棚、石盖墓、积石墓共存,随葬有外叠唇式筒形罐和曲颈弦纹壶”为主要特征。其突出特征与双砣子二期文化以前不同,是受山东“岳石文化”的影响相对减弱。其突出的区域特征,是一支土著传统显著,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2 陈光: 《羊头号洼类型研究》, 《考古学文化论集》第三辑,1987年; 《双砣子与岗上》,科学出版社,1996年。。

  这一文化类型在辽东半岛的发现地主要有:

  (A)旅顺于家村遗址,位于大连旅顺口区铁山乡于家村西南“砣头”上,性质为青铜时代的贝丘遗址。其上层遗存可包括旅顺将军山、城子山、大台山上层、小磨盘山遗址等。典型的于家村上层遗址,测定距今3555年依135年,与“双砣子三期”相当。其出土的石器均为磨制,有斧、刀、锛、矛、镞、纺轮、磨棒等。而陶器以夹砂黑褐陶为主,器形有镂孔豆、杯、壶、簋等。其中磨制石矛和带刻划纹的褐陶壶和筒式罐,最具辽南土著特征。

  (B)与“双砣子三期文化”在时代和性质上相近的还有:金州区望海埚遗址、新金县单砣子遗址、庄河盐砣子遗址、大连市大砣子遗址和大连市甘井子区“大嘴子遗址”等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其中大嘴子遗址,是与双砣子遗址一、二、三期可以对应的青铜文化,距今3300~3100年3 《大嘴子》,大连出版社,1987年。。这些发现的共同规律是,较早阶段如“双砣子一、二期”和“大嘴子一、二期”文化,均受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影响比较明显。发展至“双砣子三期”和“大嘴子三期”阶段以后,辽东土著青铜文化特点浓厚,凸显出自身的地域性优势,而且二者间较少直接继承关系。其中特别是墓葬中的积石墓、石棚、石盖墓和石棺墓发达;陶器中的夹砂褐陶叠唇罐和高领弦纹壶、钵的主体组合;早期类型的曲刃青铜短剑与磨制的石短剑、石矛、石刀的共存,成为该类型青铜文化的本质文化内涵。

  2.旅顺老铁山、将军山等地的积石墓。

  旅顺老铁山、将军山等地的青铜时代积石墓,是辽东半岛最早发现的石构积石墓葬,以1909年白乌库吉调查老铁山积石冢遗址为发端。20世纪前半叶,由日本人发掘的主要有老铁山和营城子四平山积石墓。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中国学者进一步发现的,许明纲先生分为四种类型4 许明纲: 《大连地区石棚研究》, 《博物馆研究》1995年第1期。。

  (1)第一种类型以旅顺老铁山和将军山为代表。以筑于地面上的多室墓为主,为长方形墓室,顶部用大石块覆盖。出土有与山东龙山文化相近的磨光黑陶,大量的夹砂褐陶明器,则有土著特征。其时代上限4000年左右,下限距今3000年左右。

  (2)第二种类型为旅顺口区铁山镇于家砣头积石墓。筑法将地面垫平后,用大石块垒砌墓室。出土有夹砂褐陶质的罐、壶、舟形器、杯、豆、钵等,并有铜镞、环、泡、鱼钩等小件青铜器和石器,其时代相当于“于家村上层”,碳14测定为距今3239依90年。

  (3)第三种类型以瓦房店东岗乡城山积石墓为代表。为“竖坑式”上铺以大石块积石墓。从此类墓中出土的陶壶、陶罐和石镐、石戈等看,应在青铜时代中的距今三千年或稍晚。

  (4)第四种类型以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后牧城驿“岗上”积石墓为代表,属“双砣子三期文化”。筑法系先平整土地后,在地面上以天然大石块构筑墓室。虽然石构形制略有不同,但“地上式积石”和火葬习俗为共同特征。从出土的滑石斧范、夹砂褐陶壶、罐、碗、豆和“青铜短剑”等典型铜器看,应在春秋、战国之际。

  继许明纲先生之后,1996年王嗣洲先生曾归纳过辽东半岛积石墓的五大结构和类型特点:

  (1)多为筑于地面上的多室墓。

  (2)将山地修整为平面,在其上用石块(分卵石和自然石)筑成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的墓室。

  (3)葬俗为火葬是其普遍规律。

  (4)以石为封,上覆盖大石板。

  (5)具有多人合葬的“族葬”性质。5 王嗣洲: 《论中国东北地区大石盖墓》, 《考古》1996年第2期。

  综观许明纲和王嗣洲先生对辽东半岛早期积石墓的归纳,可有三点土著特征:(A)积石墓与石盖墓并存;(B)“地上积石或上覆石盖”为普遍特征;(C)火葬习俗和后期随葬青铜斧和短剑、石剑等普遍。

  3.“双房类型”石盖墓。

  该文化以大连市普兰店(新金)安波镇双房村发现的石棚、石盖墓和石棺墓为代表。据许明纲先生统计,以新金县双房西山石盖墓和新金县碧流河大石盖为代表,在旅大地区至少有十八处地点,举其代表性地点有:

  (1)双房村石棚、石盖墓群6 许明纲: 《大连古代石筑墓葬研究》, 《博物馆研究》1990年第2期。。

  共5座位于刘屯西山和东山上。大石盖墓的结构一般均为自地表下挖浅土坑或平整后,仅在地表垫几块巨石,其上覆以大石盖,有的一块重达数吨。石盖多经加工,存有尸骨者多经火烧。可归属于地上或“半地上”的火葬大石盖墓系统。出土的陶器,以辽东半岛的特有弦纹陶壶和陶罐为主,其中滑石斧范,亦最具土著特色,是该区系青铜文化中与青铜短剑共存的标志性遗物之一。

  (2)新金县碧流河大石盖墓7 许明纲: 《大连地区石棚研究》, 《博物馆研究》1995年第1期。。

  位于与刘屯西山相距约1公里的双塔乡乔屯,共发现6座石盖墓。其出土的器物与墓葬结构,与1公里之距的刘屯大石盖墓属同一氏族部落的青铜时代石盖墓群,其时代约当西周末至春秋时期,其文化类型与“双砣子三期”和大连市“大嘴子三期”相当。

  (3)双房石棺墓。

  位于刘屯石盖墓相邻的安波乡双房村西山上,1990年清理了三座。该石棺墓在形制上与刘屯等石盖墓的区别,仅在于石盖不存在,只有南、北、西三面壁石。从出土的直口筒形罐(2)、夹砂褐陶壶(2)和曲刃青铜短剑和相同的滑石爷范看双房西山的“石棺墓”,与刘屯西山的“大石盖墓”,在辽东半岛和碧流河流域,只是同类石构墓葬的不同构筑方式。其在石构墓圹(室)、上覆大盖石和火葬习俗上,亦一脉相承。

  (4)与新金县“双房类型”相关的石棚和石盖墓,在辽东半岛还有安波乡戴家村石棚、大连市大佛山石棚、金州小关屯石棚、瓦房店台子屯石棚、庄河县白店子、大荒地、杨屯村石棚和盖县石棚山石棚和碧流河、大洋河、大清河流域的石棚和石盖墓等8 同注释7。。此类石棚和大盖墓的分布,在辽东半岛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呈现出在地域上各类石墓的交叉分布,时间上的相互衔接和出土遗物的特殊组合。在出土器物中,叠唇筒式罐与高颈弦纹壶和直腹钵共存;青铜器中的青铜短剑与磨制石剑、石矛共存。而铸造工艺中的青铜滑石斧范、镞范、矛范、青铜短剑石范,已在千山山脉南北地区共同发现(详下节)。成为辽东半岛,从西周中、后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土著青铜文化的基本地域特征。

  4.与辽东半岛石盖墓、积石墓有关的石棚墓。

  这也是广泛分布于辽东半岛,并延向辽东腹地的与石盖墓和早期积石墓渊源甚深的一种青铜时代墓葬。据许明纲、许玉林等先生调查统计,仅在千山以南的旅大地区,至20世纪90年代,即先后发现44座。2008至2009年第三次文物普查,又在辽东半岛发现数十处(见附表)。而从与积石墓和石盖墓呈交错分布的辽东半岛石棚的性质来看,正如原调查者分析,石棚的“这种葬法,同青铜短剑时期火葬习俗一样,应属同一民族文化。……石棚与石盖墓分布的中心,也为早期使用青铜短剑的民族文化之中心地带”9 许玉林等: 《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文化概述》, 《东北历史与考古》第一辑,1982年。。所以从总的分布数量看,本文认定千山南应为大石棚文化中心区(见附表)。

  (二)“中系”——千山和龙岗山脉之间辽东腹地“两江”与“两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典型考古遗存

  千山和龙岗山脉之间,属于辽东半岛的腹地。在流域文化上属于鸭绿江右岸的辽东“两江”(鸭绿江、浑江,包括叆河、富尔江)和“两河”(太子河、苏子河)流域的青铜文化。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考古发现,主要起步在20世纪中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发现增多,呈现出发展趋势强劲,并凸显出强烈的土著文化特征。迄今为止,由于发现的较晚,多数遗存尚不能独立命名为文化类型。仅从其代表性考古发现看,目前可举出发现较早的“马城子文化类型”、“东山大石盖墓类型”、“万发拔子类型”和“龙头山石盖墓”(晚期为桓仁望江楼积石墓)等四种。各类型的较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可简列如下:

  1.马城子文化。

  马城子文化,又称“庙后山类型”10李恭笃、高美璇: 《马城子》,文物出版社,1994年,页40-42。。以本溪满族自治县南甸子乡马城子村东太子河沿岸的三座洞穴内的长方形地上式石棺墓或积石墓葬为主。以A洞为例,洞穴的下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出有54件石网坠,反映了土著居民的渔猎生活方式。在洞穴的“第二层(青铜文化层)的不同深度共发现墓葬29座。墓葬的分布平面呈不规划长方形,均围绕洞穴的中轴线而葬”。墓葬的结构,“如M9在墓底铺放石板,M12用石块砌筑不规则长方形石棺”。而“洞内绝大多数墓为火葬”,是“马城子类型”洞穴石棺墓的普遍葬俗,而且占75%的墓为栋骨葬11同注释10。。此类墓葬上层总体上属于青铜时代“洞穴式地上积石石棺墓”系统。“马城子文化”石棺墓的出土文物,以“夹砂褐陶的板耳陶罐、斜领褐陶壶、横耳陶钵、陶碗为主,绝无三足器。有的陶器有叠唇,有板耳或横耳陶罐,斜(曲)领陶壶和素面少纹饰最具特色。而陶器制作中的器耳接痕技术和附加堆纹的泥条花边装饰法”,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陶艺特征12同注释10。。特别在1983年发掘的南甸乡马城子B洞,“发现了上、下相叠压的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堆积。上层为早期青铜时代墓葬,下层叠压的是以直筒罐为大宗的新石器晚期的居住址”。“马城子上层”青铜文化的时代,依碳14测定,大体在3500年—3000年以后。这一马城子“上层文化”,因集中分布在太子河(梁水)上游,如前述,从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即认为有理由与“梁貊”联系。

  2.凤城东山大石盖墓类型13许玉林、崔玉宽: 《凤城东山大石盖墓发掘简报》, 《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

  该石盖墓类型,以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凤城县草河口乡西郝家堡东山头大石盖墓群代表。主要分布在太子河上游和叆河流域。近年在叆河流域发现增多。2009年11月,笔者偕辛占山、田立坤等考察辽东地区第三次文物普查情况。仅三天内了解叆河流域新发现的“大石盖墓”即有三处:其一为叆阳村(明叆阳堡)北20公里东新村发现二处石盖墓群,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每处至少三座;其二为大兴镇仁山村盖家堡子和佟家村二处大石盖墓;其三为寨马镇(明洒马吉堡)南双岭村石盖墓,其附近“大西岔”有十六处积石石盖墓,有的伴有石盖墓共同发现。此类石盖墓多以花岗岩质的盖石露出地面,盖石下为不规则石块垒砌的墓室或墓墙,表现为“半地上式”积石石盖墓。此类石盖墓在辽东各地分布较广,主要形制可分为大盖石下有石板墓、砌石(积石)墓和土圹三种,而以前二种为主。墓中出土的陶器,仍以夹砂褐陶质的素面高领贴耳或竖耳壶、矮颈筒式罐或平底鼓腹罐、直腹钵为主。同时兼有“火葬”习俗和“灵石崇拜”传统,是此类大石盖墓与石棚同源的地域文化特征。如早在20世纪初,在与东山大石盖墓同县境的叆河流域,即发现了凤城县石柱子村的“石柱石”立石14《满洲古迹考》,页117。。它与20世纪末浑江流域的桓仁县四道河子乡(华来镇)发现的青铜时代的石盖墓和“石柱子”,具有相同的祭祀性崇拜性质,应当是辽东地区“前高句丽时代”青铜文化的“貊族”部落石盖墓,与“灵石崇拜”结合的典型考古遗存。

  3.浑江、富尔江流域以“龙头山积石墓”、“冯家堡子石盖墓”等代表的“石盖墓”系列。

  这是以浑江中游和富尔江流域(含苏子河上游)为中心的辽东土著青铜文化石盖墓类型15浑江、富尔江流域的青铜文化遗存,多新发现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多未正式报道。以下举例可参见拙文 《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论析》, 《高句丽与秽貊研究》,页360。。其代表性发现有:

  (1)桓仁县六道河子乡龙头山遗址和大石盖墓为代表的“石盖墓”和“积石石盖墓(石棚墓)”文化。

  这是浑江流域典型的青铜时代“大石盖墓”文化。2004年秋,笔者曾会同桓仁县王俊辉同志亲临调查,2006年发掘。遗址位于浑江支流拉古甲河南岸的山丘台地上,南北分布几百米。出土有夹砂红褐陶高领壶、直腹罐等陶片。遗址相邻的一处山上大石盖墓,为断崖上的典型石盖墓。盖石中部尚有人工凿痕的两侧内凹的缺口,当为搬运盖石系绳用。盖石下以立石砌墓室。出土陶器为浑江流域特有的夹砂素面褐陶,高领带乳状盲耳陶壶、陶罐等。此类石盖墓,从2008年“三普”开始,桓仁地区这类石盖墓或积石石盖墓成倍被发现。仅据2010年6月,余偕省“三普”验收专家组一行,再次赴本溪、桓仁等地考察,据不完全统计,新发现石盖墓或积石石盖墓计30余处。特别在高句丽古都的五女山山城周围,浑江沿岸和富尔江流域的古城镇(拐磨子乡),更发现结构复合的“积石石盖墓”和“积石石棚墓”多座(见附表2)。在这些新发现中,其中从“大石盖墓”向“积石石盖墓”和“积石石圹墓”的演变,在该地区应具有文化标识意义。这是浑江、富尔江流域,高句丽起源的中心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青铜文化向早期铁器演变的新遗存。

  (2)桓仁县雅河乡“南哈达遗址”。

  位于桓仁县城西南浑江右岸下古城子村南。在已发掘的高句丽早期“望江楼积石墓”稍西南的山冈上,为以青铜时代至西汉高句丽建国初期的遗址。其早期当与龙头山石盖墓相当的青铜时代遗存,晚期已进入五女山山城下层的西汉时高句丽建国前后,是浑江中游由青铜文化向早期铁器发展的重要遗存。

  (3)桓仁县八里甸子乡狍圈沟遗址

  位于桓仁县八里甸子乡狍圈沟村。为浑江中游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址。出土陶器有素面夹砂灰褐陶和黑褐陶的柱耳(板耳)陶器和纺轮。石器有弧背直刃双孔石刀、石斧、石剑和石镞等。其中石剑为仿青铜器,与五女山山城下层出土的石剑为同一系统。该遗址与太子河上游的本溪县山城子头道河遗址、通江峪遗址、牛心台东山遗址等性质相同,是辽东“二河”和“二江”流域具有相近文化属性的青铜文化遗存。

  (4)桓仁县拐磨子乡大梨树沟和大甸子等地青铜时代墓葬16梁志龙等: 《桓仁大梨树沟青铜时代墓葬调查》, 《辽海文物学刊》1981年第2期。

  这是浑江支流富尔江流域,近年发现渐多的青铜时代石墓群。应同属“二江”流域的“小水貊”遗存。其出土的陶器多为夹细砂红褐陶并含滑石粉的壶、罐、钵。其陶壶最富特征,多素面,高领、侈口、鼓腹、小竖耳或贴耳。石器以双孔石刀为主,兼有石斧、石凿。结合文献记载,国内外学术界已趋公认为,富尔江流域的此类青铜文化,应与高句丽建国前的“沸流部(国)”的考古遗存有关。17王绵厚: 《试论桓仁望江楼积石墓与“卒本夫余”》,中韩高句丽学术研讨会,2007年,北京。同属浑江流域“小水貊”系统。

  (5)桓仁县二户来乡冯家堡子石盖墓群

  这是与龙头山石盖墓性质相同的青铜时代石盖墓。2007年由本溪博物馆梁志龙先生等主持发掘。当年10月,我同田立坤先生等在梁志龙陪同下,亲往调查。其墓葬结构为下立块石或石板的“积石石盖墓”系统。出土的典型陶器,以素面夹砂红褐或灰褐陶的高领壶为主,有对称的乳状“盲耳”,是该陶器的主要特征。墓葬同样具有“地上火葬”习俗。在陶器造型上体现了辽东“貊系”青铜文化特有的粗褐陶器多附加“贴耳式”装饰的一脉相承的工艺特点。

  (6)类似的苏子河、浑河流域的石盖墓,在近年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在抚顺、铁岭、新宾、清原等又发现几十处,恕不详举可略见附表(2)。

  4.浑江上游的通化“万发拔子遗址”。

  地处通化市南1公里的一处俗称“王八脖子”的山梁上。发现于20世纪中叶,从20世纪90年代发掘报告可知,这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及早期铁器时代,共可分为七期的重要考古遗存18《探索高句丽早期遗存及其起源》, 《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19日。。其青铜时代的文化层以二、三、四期为主,相当于商周、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其典型的居住型为半地穴式,砌有火炕的石筑建筑,并有“环山国壕”现象;其典型墓葬有大石盖墓、石盖积石墓、土坑石椁墓、石棺墓和高句丽早期的积石墓;其典型陶器为“夹粗砂红陶和灰褐陶罐与陶壶、圈足碗、钵构成组成,竖耳多作环状,横耳多作桥状”。而代表性铜器有“青铜短剑、青铜锭、青铜矛、青铜泡、青铜环、青铜斧等。”19同注释18。

  上述万发拔子遗址的发掘,为浑江上游在一处综合性遗存中,发现了青铜时代的居住址,多种形制结构并存的石构墓葬,多种形制组合的陶器群和多种类型的同一系统的青铜器共存的典型文化遗存。根据对该遗址的综合分析,笔者在 《关于通化万发拔子遗址的考古与民族学考察》中,归纳了万发拔子遗址的基本性质和内涵。这种具有标志性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土坑石椁墓与大石盖墓、石盖积石墓、石棺墓形制交叉分布并与火葬共存,反映了浑江上游辽东“南貊”与“北秽”文化的交汇。

  (2)从陶器和陶器造型组合上,同样反映了该文化以龙山脉以南的“貊系”为主,兼有龙岗以北“秽系”特征的多元特征。

  (3)该遗址中青铜短剑、青铜矛、青铜斧、青铜泡等饰件共存,是辽“二江”流域青铜文化的集大成发现。

  (4)万发拔子遗址“环山围壕”的存在,与近年新宾、清原、本溪等地的“环山石垣聚落”的发现,可能代表高句丽山城出现前,辽东“貊系”石垣聚落的雏形。对探索辽东青铜文化的石垣聚落形态与高句丽山城起源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即辽东青铜时代的貊系“石垣聚落”,应是汉代高句丽早期山城的直接来源20王绵厚: 《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页35。。

  (三)“北系”——龙岗山脉与吉林哈达岭之间诸青铜文化考古发现

  龙岗山脉与吉林哈达岭南麓之间诸青铜文化分布区,实际为辽东北部与吉南松花江上游的邻界区,包括东辽河以南的沈抚以北浑河北源和辉发河流域。包括今沈北、铁岭和清原、西丰、东丰、柳河等地,可统称为辽东“北系”。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内涵复杂,多元因素并存。本节仅就该地区青铜文化发现较早的类型,举出有具有代表性的“顺山——高台山类型”,“抚顺望花类型”(包括蒲河望花等新乐上层)和“东丰大石盖墓类型”等三种予以简介。

  1.顺山屯——高台山类型。

  该类型的考古发现,代表了辽北地区以辽河以西为主的早、中、晚三个阶段。

  (1)早期阶段“顺山屯类型”。

  顺山屯类型,以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康平县西顺山屯“西山”台地上的遗址命名。总体上属青铜时代较早阶段。其出土的具有代表性陶器多为夹砂褐陶,少量灰陶、红陶。器表多素面磨光,器耳及泥条装饰发达,以立桥状耳和板耳为主,器形有鼎、甑、瓮、鬲、罐、壶、簋、钵等。近年有的研究者提出,“顺山屯类型”中的素面无耳陶壶和圈足簋等,在“周边青文化的陶器中难寻其类”,应当追源于辽东半岛“双砣子文化”中。21周向永: 《辽北青铜文化中的辽南因素分析》, 《大连文物》总26、27期,2007年。这种考古学观察和分析,对我们重新认识辽东青铜文化的南北“同系不同类型”关系的深入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2)中晚期阶段的“高台山类型”。

  高台山类型,以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辽河西岸沈阳新民县高台山遗址和墓葬得名。22《辽宁省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34。其文化可分为六层三期。第一期为属“新乐下层文化”的新石器文化;第二期的下层为新石器晚期的“偏堡类型”;第三期文化,系本文专指的青铜时代“高台山文化”,经测定距今3370依90年。该期文化除出土磨制石刀、石斧、石凿、石铲等外,陶器均为手制、素面磨光红褐陶。器形有高档三足鬲、四耳鼎、鼓腹瓮、双耳罐、平底钵等。而其中夹砂黄褐及红褐陶双耳高领壶、四耳高领鼓腹罐、高鼓腹瓮等,特别是泥质红陶和“红衣陶”最具特色。并有实足鬲、四耳鼎与高直领双耳壶共存,这是“高台山类型”地处医巫闾山与辽东山地之间过渡地带的地域文化特点。同类型还有近年发掘的辽北铁岭邱台遗址等。该遗址为战国末至西汉初,具有燕文化东进特征的青铜器晚期至早期铁器文化。而其下层遗存,则凸显辽北地区青铜文化的晚期特征。代表器物有与“高台山型”相似红衣陶片和双贴耳弦纹壶。其“颈肩间施竖桥耳的施耳位置,在属高台山文化的陶器中不乏其例”23周向永: 《辽北青铜文化中的辽南因素分析》, 《大连文物》2007年。。从辽东青铜文化自成体系的角度看,我认为“邱台遗址”的高直领壶和双竖耳褐陶壶等,仍是具有源自“南貊”青丘部族的“双砣子三期”的弦纹壶,与北部“北发”类型之一的“高台山文化”(直领红陶壶)双重文化形制结合的特征。其上层出现的“汉陶”和铁器的发现,则反映出战国燕、秦文化向辽河流域的北渐影响。这种影响带来的三足器和“高把豆”等,在辽北地区则属混合文化类型。

  (3)在辽北地区兼有辽河西“高台山类型”和辽南“双砣子三期文化”影响等共同因素的典型遗存,是所谓辽河以东的“沈阳老虎冲类型”、沈北望花遗址和西丰县“凉泉类型”等。

  老虎冲遗址,以20世纪70年代末,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屯储运公司砖厂遗址中的16个用白膏泥填充的窖坑为代表。从其出土的遗迹和遗物看,具有青铜时代晚期(距今3000年)的储藏坑性质24《辽宁省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36。。浑河中游的“老虎冲类型”的典型器类,以高领双耳壶代表。其一般装饰的两个横桥耳或板耳,应具有辽东青铜时代“貊系”青铜文化手制素面褐陶壶的时代特征。有的研究者注意到,“老虎冲类型最显著的特征是横桥耳和小圈足,横桥耳带有明显的高台山文化特征,小圈足的壶则唯双砣子三期文化莫属”25周向永: 《辽北青铜文化中的辽南因素分析》, 《大连文物》2007年。。这反映了“老虎冲”窖藏与辽河以西的“高台山文化”晚期类型相临关系密切,以及与辽东半岛青铜文化的某些间接影响关系。

  应当指出,沈北“望花遗址”,应是辽河支流蒲河流域有代表性的青铜时代遗址。2010年4月,余偕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验收组,亲赴沈北新区蒲河乡大望花村西一砖厂台地上考察该处遗址,见文化层堆积一米以上,夹砂红褐陶三足器、高把豆等残块密布,是一处与辽东“二江”和“二河”上游显著有别的辽北青铜文化典型遗存,它应兼有“新乐上层”和“高山台类型”等多元因素。

  “凉泉类型”以大清河流域的西丰县凉泉镇青铜文化遗存得名,为辽北有代表性的青铜文化的晚期遗址。这一类型的晚期青铜文化,处于其北邻柳河、辉发河流域的“东丰大石盖墓”(宝山文化类型)相邻,与其南沈北抚顺“望花类型”和其西“高台山文化”之间。这一聚汇辽东、辽西多种因素的文化,内涵多元,但其主体特征仍然没有离开辽东青铜文化的“北发”(即“北貊”)的土著文化系列。其文化内涵和属性,表现为受到西部的“高台山文化”和“新乐上层文化”影响较大,为辽北的土著文化系列。

  上述辽北“望花类型”和“凉泉类型”的晚期青铜文化,由于受目前发现的局限,与相关遗址、墓葬、聚落地和遗物的关联面貌尚不清晰。但从陶艺上看,平底素面手制夹砂粗红褐陶的传统,反映的应是其地域文化土著的本质内涵。而手制的锥式高足鼎、鬲和高足豆等器形的传入和发展,则应是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是辽西),进入辽北地区的一种文化变异。这一变异在“新乐上层”文化中反映更突出。彰显辽北青铜文化的多元因素。

  2.松花江上游和浑河上游(北支)的“东丰大石盖墓类型”。

  这种类型以吉林省东丰县石盖墓为代表26金旭东等: 《1987年吉林东丰南部盖石墓调查与清理》, 《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有的学者称为“宝山类型”。

  吉林省东丰县石盖墓,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以1987年以来,金旭东等调查清理的东丰县赵大阳镇秋沟、宝山村东山和林场后山等处为代表。

  墓地处于辉发河上源梅河流域,石墓多以墓群分布。从现存遗迹看,“少者一两座,多者几十座”。以经过调查清理的赵秋沟、宝山村东山为例,共发现墓葬三座,“M1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盖石墓。墓口边缘垒砌三层大小不等的石块,其上覆盖着一块长2.40、宽2.70米经人工修整的盖石,现已裸于地表……骨架的下部有大量的烧炭灰,而且在人骨上亦可见到明显的火烧痕迹,这些人骨由于燃烧较为充分,多数骨骼变成灰白色”。

  M2亦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盖石墓。其特点是“在墓葬的南缘(墓门处)直立着两块大石,石间间1.16米……这两块立石的形制与东北地区广泛存在的‘石棚墓’基本相同。因此,我们推测这两块立石上可能有一石盖。根据这两块立石的形制及放置位置推断,其应起墓门作用”。

  从该墓葬的结构和出土铜器看,原调查者认为,其时代“上限不会早于春秋战国之际”。属辽东“北系”青铜时代晚期文化。

  这一分布于吉林省南部辉发河、柳河、梅河一带的盖石墓的出土陶器,多为手制夹砂陶,陶质酥松,火候不高,其中以夹砂褐陶居多。器形以夹砂褐陶壶、筒形罐为主。腹部饰戳点纹,均为竖向。直颈陶壶为侈口,罐为敛式口,在上腹部多饰双板耳或“瘤状耳”。其器形有豆、碗、纺轮等,亦不见三足器,是其土著特征的反映。

  纵观辽东“北系”辉发河、柳河上游的东丰、海龙境内,包括铁岭东部开原、西丰、清源山地的上述青铜时代石盖墓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发现分散,是往往被忽视的重要考古遗存。而此类遗址和墓葬与辽东“二江”流域大石盖墓等石墓中的出土品在总的类型上基本相同。从该部族的生前的“聚落”和死葬的习俗等两个方面看,印证了以山川谷地为主要聚落居地的“北发”部族,仍是以石盖墓、石棺墓为死后主要葬式。但其又是受北邻“西团山文化”影响的青铜文化居民。其中土坑竖穴最明显具有西团山文化特征。以东丰石盖墓代表的青铜文化,由此构成了龙岗山脉和吉林哈达岭地区,即松花江上游的辉发河、柳河流域的辽东青铜文化之“北系”具有的自身地域特征。形成这一区域青铜文化的本质内涵,具有辽东“貊系”石盖墓文化与龙岗山脉以北“秽系”石棺墓文化的共同特征。由于上述辽东地区三区的青铜文化遗存发现众多,不可能全部详述其具体发现。在本节特附列二表,作为以下综合归纳分析的参考。

  四、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辽东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的意义与高句丽起源的核心地区分析

  关于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辽东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中的文化和族属标志意义,我先后在 《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论析》、 《再论辽东“二江”与“二河”上游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和 《辽东“貊系”青铜文化向高句丽早期文化的传承演变》27均收入 《高句丽与秽貊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等文中,已经论及。本文仅以千山和龙岗山脉为坐标,就辽东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的关系,从上述所列三区的考古学文化典型遗存,再进行集中归纳分析。

  (一)从辽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区上看,如同上二表所列,三区的青铜文化分布具有三个区系特征。

  其一,千山以南的辽东半岛沿海区,以“双砣子三期”、“大嘴子三期”和“双房类型”为代表,具有辽东半岛晚于一期和二期的土著特征,即以“夹砂褐陶叠唇筒式罐”、“夹砂褐陶刻划弦纹壶”、“磨制石剑”与“积石墓”和“石盖墓”并存的“青铜短剑文化”为特征。比其偏早阶段,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影响明显减弱,凸显其半岛南部从“双砣子三期”开始,进入“原生态”的土著青铜文化时期。

  其二,千山以北和龙岗山脉以南的辽东腹地,笔者称为辽东“二江”(鸭绿江、浑河,含叆河)和“二河”(太子河、苏子河)上游。这是辽东青铜文化的石盖墓和后来高句丽起源的原生文化区。它的基本土著文化特征,是比南部更受山东半岛的影响减弱。从太子河流域的“马城子上层文化”开始,一直独立发展演变在辽东地区。它是“长白山南系”辽东腹地土生土长、具有原生类型的青铜文化区。从其典型石构墓葬的广泛分布看,可称为辽东“大石盖墓文化区”。

  其三,辽东北部龙岗山脉至吉林哈达岭之间,及其相邻的沈北青铜文化区,在文化面貌上,与辽东腹地的青铜文化,表现出“同系异型”的显著特征。“同系”,即根源于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篦纹筒形罐”和褐陶壶传统的秽貊系统石棚、石盖墓系列。“异型”,则指该地区,具有以“秽系”之“西团山文化”代表的青铜文化的影响和辽西“夏家店下层”和“高台山文化”因素。三足器、高把豆的出现和石棺墓多见为其多元特色。

  (二)从考古学文化特征上看,辽东“二江”流域“貊系”青铜文化,与西汉以后早期高句丽“五部”文化的演化关系,具有明显的传承演化规律。其表现为:

  (1)本地区与千山以南相比,山东半岛文化影响的淡弱,是从“貊系”青铜文化,到高句丽起源核心地区,具有文化继承性的土著的传统地域特色。

  (2)千山和龙岗山脉之间,辽东腹地的青铜文化,与千山以南半岛沿海区的区别,早在从新石器时代时,也少见半岛沿海地区受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影响的因素。所以当山东半岛上“岳石文化”衰落后,千山以北辽东腹地土著文化的特点则更显突出,而且有由内地纵深区域向沿海发展的趋势。这是本区青铜文化直至战国秦汉早期,仍表现出来的土著特点显明的民族特色。直至西汉末朱蒙南下“卒本川”建立高句丽早期政权,这种原生态文化现象没有改变。

  (3)无“三足器”的陶器组合,是本区从青铜文化到高句丽早期文化,延续传承的本质考古学土著特征之一。

  与千山南沿海青铜文化相比,千山以北辽东“二江”和“二河”腹地文化的土著特点,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燕、秦文化进入辽东以前,一直没有鼎、鬲、甑等三足器。所以,三足器,在辽东青铜文化中,属于外来影响的产物。从时间上看其影响主要来自两端:早期源自山东龙山文化和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则来自燕、秦、汉文化的北渐。而其土著文化在辽东腹地,直至高句丽时,都一直缺乏“三足器”传统。

  (4)从千山以南的“弦纹壶”向“夹砂贴耳、竖耳式素面壶”的发展,即从“岳石文化”影响的陶壶,向辽东土著之“夹砂素面高领褐陶壶”发展,是本区夹砂褐陶系统的典型地域特色。这种夹砂素面褐陶(多带盲耳、板耳、环耳)壶,以后在汉代“二江”流域的诸多高句丽遗存中,亦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姑称为“貊系”褐陶壶。

  (5)含滑石粉和云母的曲颈高领素面壶与双耳罐、平底侈口钵的组合,是本区从青铜文化到高句丽早期陶器群组合的主要特征之一。

  含滑石粉或石英、云母颗粒的夹砂褐陶高曲(斜)领壶,与双耳罐、平底钵的组合,从“马城子上层文化”的A、B、C三洞穴石棺墓,到整个辽东腹地,“二江”与“二河”的青铜文化中,均为普遍的地域组合特征。其后在“高夷”和高句丽的早期陶器中,一直保持着这种基本组合形式。其中陶质中多含滑石粉一类,可能还与这种手制粗褐陶艺的便于加工和容易成型和固胎有关。近年桓仁五女山城、望江楼、冯家堡子等出土的高句丽早期含滑石粉陶艺,亦证明了这一地域性的青铜文化的普遍特色。

  (6)“马城子上层”从洞穴式地上积石墓,向半地上式“大石盖墓”和第三次文物普查发现的越来越多的“积石石盖墓”的演变,是本区石构墓葬从青铜时代的“石盖墓”到高句丽早期“积石石盖(石棚)墓”的基本演变形式。

  辽东“两江”和“两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土著特征之一,是由太子河上游的“庙后山”和“马城子”类型的“洞穴积石墓”,向浑江流域石棚和大石盖墓的演变。正像有的研究者已指出,千山以南的辽东半岛上,“大石盖墓是由早期的积石墓发展演变而来”。这反映了一种辽东地区青铜文化的墓制演变普遍形态。王嗣洲先生在 《中国东北大石墓葬研究》一文中,将辽东大石盖墓分为五型:“土圹竖穴大石盖墓、土圹石椁大石盖墓、土圹石棺石盖墓、土圹竖穴内加副棺大石盖墓、地面列置石块上置石板大石盖墓”。以上五式,基本上准确涵盖了辽东石盖墓的所有形式。这种基本演变形式,在后来高句丽的早期“石盖积石墓”中,大都得到了继承。此次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桓仁地区不少“积石石盖墓”或“积石石棚墓”的新发现,最能说明这一文化现象的普遍存在。它很可能是由大石盖墓向高句丽早期积石石盖墓的演变、过渡形式之一。应当在今后辽东青铜文化的墓制演变中,引起跟踪探索。

  因此,如果从宏观上看待上述“石盖墓”的分型,实际本质上可为两类,即“1—4型”的地下或半地下的“土圹石墓”型和第5型的“地面置列石板”式的“地上型”。而从前述辽东半岛的“于家砣头”、“双房类型”和“庙后山类型”的积石墓和石盖墓看,早期为“地上、半地上积石”是普通规律。稍晚的大量石盖墓,与早期的石棚和积石墓的最大结构区别,是由“地上”变为“半地上”式,多数只见大石盖裸露地上,最后发展为全部地下的“石棺”。其后,高句丽的“积石墓”,也有这种规律。

  (7)“积石火葬”和“灵石崇拜”传统的继承发展,是本区从“二江”流域之貊族(高夷),向高句丽早期文化传承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本文称为辽东“貊系文化传统”。其主要形式,是考古学界普遍承认的葬俗在民族文化传承上具有强烈的稳固性。其“积石火葬”和“灵石崇拜”,是整个古代东夷“貊系”的文化传统,而且其最早的发生地,应当在辽东半岛及其千山山地以北的辽东腹地。这一传统文化的土著内涵,一直延续至西汉以后的高句丽时代。迄今也只有从早期高句丽文化的遗存中,人们尚可以真实追溯这种古代“貊系”特有的文化习俗。而这无疑是二者具有族系文化内在联系的强有力证明之一。

  (8)手制、夹砂粗褐陶素面曲颈有的胎质掺滑石粉的高领陶壶,在本区的“貊系”青铜文化和继承者汉以后高句丽器物中最具特色。

  从微观的考古器物类型学的角度,分析辽东“二江”与“二河”上游青铜文化的族系渊源,在总的陶器特征中,除了以“壶、罐、直腹钵”为基本组合外,其陶壶更具有代表性意义。这种陶壶从青铜时代早期盛行在辽东地区开始,直至高句丽时代。连续具有如下特征。

  (A)这种高领鼓腹平底陶壶,是辽东青铜文化早期(距今3000年以前)新出现的一种土著文化器物类型。在此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新民偏堡、丹东后洼、新乐遗址下层等文化中,多以篦纹、之字纹的筒式罐、直腹钵(杯)等为特征。直至“双砣子三期文化”、“大嘴子类型”、“东山石盖墓”和“高台山文化”等,才普遍出现高曲领或高直领素面红褐陶的“貊系”陶壶。可以看出,这类高领壶,是从青铜时代开始,新加入“北方式筒形罐”系列的辽东土著文化因素。它的后续诸多特征,直接传承在辽东高句丽的高曲领素面褐色多耳陶壶中。

  (B)这种陶壶本身的类型变化,似乎有一个因地域及时间先后的演变过程。其基本规律是:由“双砣子类型(三期)”的曲颈双耳弦纹壶或带刻划纹高领壶,向太子河、浑江、富尔江流域的夹砂素面贴耳(或乳状盲耳)的高颈褐陶壶演变。其后期出现的双板耳或双竖耳式高曲颈陶壶,则明显影响了高句丽的早期带耳夹砂褐陶壶的形制。

  (C)这种可称为辽东“貊系”的典型陶壶,往往与辽东地区的石棚、积石石盖墓共存,在等级较高的石墓中,同时随葬青铜短剑或磨制石剑、石斧或带网格纹的铜斧等。可称为这种陶壶,是与辽东“火葬石盖墓”和“青铜短剑文化”共存、共生的一种特定地域的民族文化。直至进入战国末和西汉时期的浑江、富尔江流域的桓仁“望江楼积石墓”(卒本夫余)、“龙头山石盖墓”、“冯家堡石盖墓”和“大梨树沟石棺墓”等,均反映出其具有共存共生的文化性质。把这种手制、夹砂曲(斜)领褐陶壶,作为辽东“貊系”(高夷)的文化标志之一,殆无大错。

  (三)继青铜时代之后,直至两汉时期,千山和龙岗山脉,仍表现为是辽东地域文化的重要分区带。其典型的考古遗存是:在千山(鞍海地区)以南,多发现有西汉和西汉以前的“贝壳墓”、“贝丘遗址”和东汉时代的各种铭文砖、花纹墓葬。如2009年冬,余参与检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现场考古发现,在大连市普兰店、金州、瓦房店和营口等地,即发现大量西汉时代的贝壳墓和稍晚的花纹砖墓群。而在千山以北,尽管自20世纪以来,已发现两汉墓葬数以千计,包括本次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覆盖式调查,迄今尚无贝壳墓和花纹砖墓发现。这种千山南北不同考古遗存的巨大反差,显然传递着一种千山南北区域性考古文化的不同内涵特质及其民族特色。而在浑河以北的哈达岭和龙岗山脉之间,如开头所言,其普遍存在的红陶、红褐陶、三足器和“高把豆”,显然又区别于辽东“二江”流域的单一平底素面多耳褐陶器。

  (四)如果就以千山和龙山山脉为分区的辽东青铜文化“石构墓葬”(不含短剑分析)结构看,上述南、北、中三区的典型标志是:千山(鞍海地区)以南的“南区”,突出表现为大连地区的早期“积石墓”和分布于辽东半岛海城析木城以南的“大石棚”;千山以北辽东“二江”和“二河”上游的“中区”,则为“大石盖墓”和稍晚的“积石石盖墓”系列;而龙岗和吉林哈达岭之间的“北区”,则以“小石盖墓”和石棺墓为主。其中“中区”核心的浑江、富尔江流域出现的由“大石盖墓”向“积石石盖(石棚)墓”和“积石石圹墓”的演变,尽管其间存在着交叉的环节,目前尚无法确认分期分式类型。但基本上反映了这一高句丽起源的核心地区,青铜文化向早期铁器械文化的文化演变规律。这应是对辽东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关系的基本脉络。

  (五)从秦汉以后的辽东民族区域地理看,如我在 《试论双砣子三期文化与古“青丘”》一文中指出,千山和龙岗山脉,仍是“长白山南系”秽貊系民中不同的部族分布区的基本分界线。千山以南的辽东半岛沿海区,以西汉“贝壳墓”为特征的文化区,应主要分布为被西汉初司马相如在 《子虚赋》中称为的“青丘”部族文化区。28《史记》卷一一七 《司马相如列传》。在千山以北的辽东腹地“二江”与“二河”流域,则是高句丽部族的先人——以“积石石盖墓”文化为主的诸貊部(古高夷)文化区,即辽东高句丽起源的中心区。其北龙岗和哈达岭之间,具有“多元”文化交汇的“北发”即“北貊”区。龙岗以北的松花江流域,则进入了夫余的先人——以竖穴石棺墓文化为主的“北秽”(西团山文化)部族文化区。

  五、结论要点

  (一)综上所述,千山和龙岗山脉与医巫闾山一样,在辽东青铜文化的分区中,具有明显的文化区系标志意义。这一基本认识,早在20年前,笔者“关于汉以前东北貊族考古学文化的考察”中已经提出。需要指出,以往学术界如陈光先生,亦曾注意到千山的重要性。1994年著文认为辽东青铜文化,“以千山山地为中心,南翼控制了辽东半岛”。但当时并没有进一步从辽东青铜文化的整体分区意义和内涵上进行深入讨论。更没有把这种文化差异延伸到两汉时代。如果本文强调的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辽东青铜文化分区的意义可以成立,今后在研究“辽东式青铜短剑”文化时,除了注意分型分式外,应当与石构墓葬陶系特征等相关联,进一步进行文化区系成因的深层次思考。特别对近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的,本溪、桓仁地区的“积石石盖墓”与高句丽早期积石墓的关系;以及辽北、辽东(如开源、松山堡)的青铜时代小型山域与高句丽早期山域的起源关系,应予格外关注。

  (二)以千山、龙岗山脉和吉林哈达岭为分区,考古学文化上的分区意义的深层次原因,其本源为南系之辽东青铜文化应属于“南貊”;而北系松花江流域的“西团山文化”应属北秽的“秽系”。这种认同,无疑是对东北青铜文化族属和性质认识上的一个深化。奠基于青铜时代的这种文化分区,在进入两汉以后仍有其遗续表现。最明显的,如上举千山以南的辽东半岛之汉代的“贝墓”和几何印纹花纹砖等,在千山以北的辽沈腹地迄今很少发现,这种现象说明以千山为标志的区域文化变异在历史上具有延续性。

  (三)千山以南的“双砣子三期”、“大嘴子”类型和“双房类型”等,总的应有一个从早期“地上积石墓”—向石棚—石盖墓—石棺墓(竖穴)的发展演化过程。辽东大石棚多集中在千山以南,既有其地域性,又有时代性、等级性。其后广泛分布的小石棚和石盖墓多集中在辽东腹地。应是大石棚的简化形式或一种地域的局部变异。

  (四)千山以北的“马城子文化”等,则有一个由太子河上游“洞穴式地上积石墓”,向叆河和浑江流域之石棚、大石盖墓、石棺墓的演化趋势。从这个意义说,3000年前“马城子上层文化”的族系,应属辽东“梁貊”系统。而且它的演变后序,很可能导致了凤城“东山大石盖墓”等类型的发展。千山以北发达的大石盖墓和积石石盖墓,这应是“二江”与“二河”流域“貊系”的标志性考古遗存。所以本文将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暂称为“大石盖墓文化区”和高句丽起源的核心地区。

  (五)辽东青铜文化以“山系”为主的分区特征,在辽西也很明显。众所周知,以医巫闾山分界的东部“秽貊”文化,与西部“东胡、山戎”系统文化,内涵差别显著。其共性是反映在整个中国东北青铜文化的形成、分布中,“山系”的分区特征,具有某些普遍意义。如果区域文明的发源重在“水系”,则文化的分区界线,应侧重在“山系”。

  (六)辽东青铜文化的各类石构墓葬和青铜器、夹砂褐陶器及“火葬”习俗,以及“灵石崇拜”传统,是本区最具特色的“貊系”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一传统从青铜时代,一直传续至高句丽时代,成为辽东地区具有千年传承脉系的独特地域内涵。

  (七)两汉时代,千山南北“汉郡文化”的差异,是青铜时代南貊之“青丘”与千山北大、小水之“貊”族文化差异的继续。只不过在进入郡县制以后,千山以前的汉文化,更多反映出在山东齐、鲁等汉郡文化影响下的沿海文化特征。而千山以北的辽东,则仍然继续着土著文化特点显著的区域特征,其石构墓葬从高句丽开始延续了几个世纪。

  (八)本文强调的“山系”文化分区法,不能理解为单一的自然地理分区法。从各地的考古发现看,它实际上是以“山系”坐标为载体的“地域性考古学文化类型”综合分区法。比如辽东“北系”的“新乐上层”和沈北抚顺“望花类型”,都共同具有的晚期青铜文化“多元”特征。它反映了辽河中游平原与辽东山地接壤地区,南、北、西部的综合地域文化相互交汇而形成的辽北、吉南地区的多元文化面貌。

  总之,本文的立意是强调,进入青铜时代后,应重视“山系”和“族系”分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分区法,并以辽东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的关系作一剖析。作为以往被忽视的一种考古学研究方法论。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可补充印证文化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而且在“山系”的文化分区中,不仅具有自然因素,在进入历史时期,更具有深层次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地域文化因素。这是今后在边疆民族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中,似乎是应当予以格外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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