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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王禹浪:秽貊研究述评

时间:2017/11/30 12:59:37   作者:王禹浪/王俊铮   来源:《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评论:0
内容摘要:秽貊,又称濊貊、穢貊、秽貉等,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古代民族之一。一般认为秽貊族主要是由东北地区地理位置偏北的秽族和偏南方的貊族,并杂糅良夷、白夷、发等众多东北古族,最终融合而成。后在汉代逐渐分化成以松花江上游为中心的夫余族和以浑江、鸭绿江流...

(文章来源:《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2期P20-25页)

  秽貊,又称濊貊、穢貊、秽貉等,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古代民族之一。一般认为秽貊族主要是由东北地区地理位置偏北的秽族和偏南方的貊族,并杂糅良夷、白夷、发等众多东北古族,最终融合而成。后在汉代逐渐分化成以松花江上游为中心的夫余族和以浑江、鸭绿江流域为中心的高句丽族。

  历史文献关于秽族的记载如《逸周书·王会解》:“稷慎大麝,秽人前儿,良夷在子。”《吕氏春秋·恃君》有“非滨之东,夷秽之乡”的记载,高诱注:“东方曰夷,秽,夷国名。”《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薉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东夷传》对秽人记载较多。对貊族的记载如《诗经·大雅》云:“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管子·小匡》:“(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貊。”《孟子·告子》:“夫貉在北方,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周礼·秋官》记载:“夷隶,百有二十人;貉隶,百有二十人。”《山海经·海内西经》云:“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后汉书·高句骊传》还记载了貊族的内部分化。《史记·货值列传》《汉书地理志》等两汉文献中已出现“秽貊”并称。

  关于秽貊族的研究起步较早,民国史家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认为我国东北古代有四大族系,即汉族系、肃慎系、夫余系和东胡系。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将夫余系修订为秽貊系,成为东北古代四大族系之一。我国关于秽貊的研究业已进行了较长时间,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体来说,学术界对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仍相当混乱,如在秽貊的地理分布、形成、民族源流等方面分歧较多。

  本文将对以往学界关于秽族、貊族及秽貊族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梳理和评述,为学界日后深入开展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秽貊族称及其含义

  秽貊早在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即已分别作为个体出现,秽族和貊族应是两个不同的族群。传统上认为,《管子·小匡》最早出现了“秽貊”并称,该文献记载:“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貊”,许多学者据此认为“秽貊”并称早在春秋时即已出现。然而这种认识尚值得商榷,因为“秽貊”合称也存在句读为“秽、貊”的可能。

  学界已对文献中出现的秽族、貊族、秽貊族及由此衍生出的“韩秽”“夷秽”“秽国”“胡貊”“夷貊”“蛮貊”“戎貊”“貊国”等称谓进行了初步研究,但对其族称含义的探索成果尚较少。

  张博泉认为貊包括了北方、东方和东北方的不同族属,是指接近中原但不如中原的周边部族。[1]可见他认为貊是文化层次低于中原的北方民族的泛称。孙进己认为秽、貊和秽貊通用之说有一定根据。但一般秽可以叫秽貊,但却不能叫貊;貊可以通秽貊,但不称秽。[2]杨军认为秽与貊都是族系称谓,秽系民族与貊系民族最终融合成高句丽、秽貊、夫余等民族。秽貊一词最初是指居住于秽地的貊族,而后成为新兴各族的通称。[3]林沄认为先秦的“貊”是一个靠近燕国的古族。先秦“蛮貊”泛指非华夏民族,汉以后单称的“貊”指高句丽及其别种,但两者关系尚待解决。“胡貊”它固化为一合成词后可指匈奴或一切北方民族。“秽”在汉代因和“貊”同处东北而连称“秽貊”,固化为一词后可指不同的东北各族。[4]苗威认为秽在先秦时期已出现,但此时应是一个族群或一个大的民族联盟。貊的特指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情况,“胡貊”“夷貊”“蛮貊”“戎貊”等称谓则与“夷秽”相同,均是两个泛指含义的词素构成的合成词。[5]笔者倾向于上述族称应是对某一地域内貊族或秽族及与之相关诸族的泛称。

  在族称含义的研究上,董万仑、李俊方等学者认为秽貊族称为中原汉人蔑称。董万仑认为秽貊作为民族实体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中原古典作家以中原为中心,对四夷异族的贬称,与汉代“秽貊”不同,二者不存在渊源递嬗关系。[6]李俊方发现东汉南朝文献中关于称高句丽为貊或秽貊均为不友好或战争状态下的蔑称,这恰符合了时人“貊言恶”的思想观念。[7]都兴智认为秽与貊是秽貊的省称。文献中称秽、貊或秽貊,是因为秽的意译为白,貊与“白”音同,因此秽、貊与秽貊就可完全通用。[8]也有学者从字形角度对其含义进行训诂。李东认为“貊”或“貉”反映该民族装束中应有佩带明显与动物有关的或用兽皮制成的饰物。[9]董学增认为濊字或为禾字旁,或为水字旁,或为草字头,反映中原人认为该族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或是靠近水边居住的民族。[10]上述学者的这种论证值得注意,就秽貊族称而言,在汉语语境下的确带有贬义的含义,这也许就如同对周边部族蛮、夷、戎、狄等蔑称一样。但此说尚不能解释秽族、貊族本身的族称含义,因为这完全有可能是中原汉人对东北古族称谓的一种汉字标音,不能简单地透过汉字字形去比附其族称含义。

  杨军对“秽国”进行了专题研究,他认为秽最初是东夷人建立的国家名称,后演变为族称,专指生活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的东夷人。秽国约出现于西周初,汉代夫余、高句丽、沃沮、秽貊等族的分布区曾经都是秽国的国土。最晚至战国中期,秽国先后臣属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其间也曾短暂独立。卫氏朝鲜灭亡后,秽国所在地先后隶属于临屯、乐浪二郡。[11]范恩实认为,从反映夫余兴起前今吉林地区原始人群的考古学材料看,该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很低,社会组织演进也十分缓慢,秽国“基本上是子虚乌有”。[12]结合“秽地”的考古学材料,从早期国家发展与演进的理论分析,秽国可能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但我们应看到文献有“秽王之印”的记载,该印与日本北九州出土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地出土的“滇王之印”均是中原王朝册封周边民族政权首领的实物证据。从这个角度来看,秽国应已是一个具备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过去学界普遍将夫余国视为东北历史上第一个民族政权的看法应予以修正,事实上,秽国应是第一个东北民族政权。至于“貊国”的情况,辽东貊族考古遗存显示,其社会发展程度仍处于较低级阶段,“貊国”可能并不存在。

  “韩秽”因与朝鲜半岛古韩族有关而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灵帝末,韩、濊并盛,郡县不能制。”《三国志·东夷传》:“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晋人孔晁为《逸周书·王会解》作注云:“秽,韩秽,东夷别种。”董万仑认为“韩秽”即朝鲜半岛汉江流域的秽人。[13]苗威认为“韩秽”应分解为“韩”和“秽”,指今朝鲜半岛的韩族和其北方的东秽。[5]《好太王碑》云:“若吾万年之后,安守墓者,但取吾躬巡所略来韩秽,令备洒扫。”以往学界多认为这些来自“韩秽”的国烟和看烟原应是奴隶。耿铁华近年根据集安麻线新出土的《集安高句丽碑》,认为为好太王守墓的“韩秽”籍的烟户的原有身份应该十分复杂。好太王曾在征讨百济的战争中攻陷百济城64座、村落1400个,来自这些城邑和村落中的贵族、官吏、平民甚至百济王的弟弟和大臣都成为俘虏,都属于“吾躬巡所略来韩秽”[14]。耿先生此说甚确,我们应对“韩秽”籍的烟户的原身份和现下的守墓烟户身份予以区分。

  二、秽貊的地理分布与考古学文化

  历史文献对秽、貊和秽貊的地理分布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述,加之秽貊出现在反映不同历史时空的文献记述中,历史跨度较大,这为后人确定秽貊地理分布的大致范围造成了较大困难。

  许宪范认为秽貊族自新石器时代就通过不同时间和不同路线迁徙至东北。文献记载中的秽貊只是指不同历史、不同地域的秽貊而言。[15]许文此说指出了文献记载了不同时期的秽貊情况,应慎重分析和考据其时空差异性。张博泉认为濊貊族系的分布“以今黑龙江及松花江合流处为起点,向西北溯黑龙江到精奇里江(今结雅河),在西南向到大兴安岭北麓,沿大兴安岭西侧到嫩江东转处再沿嫩江到拉林河,东到张广才岭,南下再沿辽东郡东到泊汋城东转经清川江北到单单大岭,东南到江陵南,沿海北上至兴凯湖东滨海西向经兴凯湖再到张广才岭。”[16]孙进己等认为秽人最初分布于北起松花江流域上游、东南到朝鲜半岛北部,西团山文化可能是秽人遗存。貊系约分布于东到农安、辽源,西到通榆、沈阳,南至本溪、丹东,北至哈达岭。这一区域内发现了五种文化面貌接近的貊系考古学文化。[17]杨军认为秽系民族一直生活在东北东部地区,貊系民族则散居在蒙古草原,自西周中、后期部分迁入东北东部,与秽系民族杂居,最终形成夫余、高句丽、秽貊等新兴民族。[3](34)李德山、栾凡认为秽族原居于今山东境内渤海沿岸,后因不断受到“诸夏”逼迫而举族北迁至东北地区。貊族原散居于中国北方,后其一部逐渐迁徙至今浑河流域。[18]苗威认为秽人在燕昭王以前大致分布于今我国吉林省大部地区和朝鲜狼林山脉、北大峰山脉、阿虎飞岭山脉以东地区以及俄国滨海部分地区,貊人则主要分布于辽宁省柳河、医巫闾山至朝鲜的清川江之间。[5]林坚认为濊人最早分布于豫皖交界处。今安徽西北浍水(涣水),古称濊水。濊人在周初一支南迁至江西兴国县北的濊江水,一支北迁至今河北平山县西北的濊河。大约在秦统一中国时,濊人逐渐东迁。貊族曾分布于我国东南一带,并曾北上进入朝鲜半岛,创造了“无文土器”时代,后一部渡海到达朝鲜半岛南端,在马韩人的帮助下,创立了后来的新罗文化。东南沿海的貊人或与吴越民族融合,或西迁进入云贵高原,形成今天的白族。[19]这种简单地将发音接近的地名与古族名称简单比附的研究方法不可取,将秽人始居地划定在安徽西北部,除牵强地将地名谐音作为证据外,并无任何可靠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作者还过分夸大了貊族迁徙与融合的历史,有将貊族作为东亚民族之源的意味,他的一些表述完全是一种臆测想象。王禹浪分析了在乌裕尔河、嫩江流域建立“凫臾国”的索离人南下秽地建立夫余国的史实。[20]索离王子带领部众南下秽地,很可能推动了秽地族众大部南迁至朝鲜半岛,是为后来临屯郡、乐浪郡故地的“东秽”。

  关于貊国地理分布的记载,唯有《山海经·海内西经》较明确地记载了“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的史实。“汉水”在何地?吴承志认为汉水是今东辽河或辉发河。孙进己等认为应是今浑河。[21]朝鲜学者李趾麟等认为汉水是滦河的一个支流,而貊国位于今大凌河中游的朝阳以东的地区。[22]刘子敏、金荣国认为“汉水”应是与古朝鲜“满潘(番)汗”有关的“汗水”,即今朝鲜清川江,貊国应位于清川江东北。[23]后刘子敏进一步认为,貊族在西周至战国时代分布于今朝鲜清川江以西直至我国医巫闾山一带。[24]貊族在大约汉代时分化成大水貊、小水貊和梁貊。王臻、金星月认为“大水”即是学界公认的鸭绿江,“小水”应是今浑江无疑。“梁貊”应与古大梁水即今太子河有关。[25]王绵厚认为辽东青铜时代以大石棚、积石墓、石棺墓、青铜短剑为主要内涵的石构文化应是貊族遗存,并构成了汉代以后东北高句丽和夫余文化的先基。[26]

  20世纪60年代,位于嫩江下游左岸的黑龙江省肇源县东五十公里的白金宝屯发现了青铜时代遗址。70年代初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发掘报告指出该文化“可能同夫余先世的历史有关”[27]。夫余与秽貊关系密切,但发掘报告的撰写者并未直言白金宝文化的族属为秽貊,而采用了“夫余先世”一词,反映了撰写者的审慎态度。干志耿随后明确指出白金宝遗址可能是夫余始祖东明祖居地橐离,将其认定为北夫余橐离文化,是夫余先世秽貊系某支系的文化遗存。[28]除了新近发现的白金宝文化,干志耿、孙秀仁指出昂昂溪文化也属于秽貊先世文化,它由东胡系扎赉诺尔文化与肃慎系新开流文化融合而形成。[29]

  若干年后,这些观点均已遭到了学术界的否定,因为秽、貊或秽貊的分布范围不可能远至今黑龙江流域。学术界现已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将位于今吉林省吉林市的西团山文化作为秽系文化。西团山文化石器多为磨制石器,陶器以手制素面褐色夹砂陶为主,半地穴式房址,墓葬形制是使用板石或块石砌筑的土圹石棺墓。这种文化主要分布于以今长吉地区为中心的松花江中上游,年代约合中原西周至秦汉时期。早年不少学者将其认定为肃慎族文化,现已被否定。刘景文、张志立较早地将其族属认定为土著秽人[30],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孙进己等学者指出图们江流域的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与西团山文化有许多共性,也将其纳入秽人文化中。[31]王建新、刘瑞俊将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3世纪东北亚系青铜文化分为辽西和辽河流域的貊人文化,辽东、吉长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秽人文化。[32]李东认为在浑江、辉发河、鸭绿江存在着一种相似的但尚未命名的古族文化,文化面貌接近,应是貊族文化。[9](13-14)李东所指应该就是王绵厚先生多次撰文论证的辽东地区以大石棚、石棺墓、石盖墓、积石墓等石构文化和辽东式青铜短剑、平底灰褐陶等为典型器物的考古学文化。也有学者对西团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提出了新的看法。董万仑认为,夫余始祖东明王建国之地并非“秽貊之地”,而是“夫余之地”,因此不能将该地域内的白金宝文化、西团山文化、汉书文化等考古学文化族属认定为秽貊。秽人应分布于今朝鲜半岛,与我国东北无涉。[13]董文此说无疑否定了秽人与夫余之间的联系。

  在对貊族考古学文化的考察上,以王绵厚的成就最高。他首次将辽东地区鸭绿江、浑江、太子河、苏子河流域等地以大石棚、石棺墓、石盖墓、积石墓等石构文化和辽东式青铜短剑、平底灰褐陶等为典型器物的青铜文化认定为貊族文化,并认为这种文化正是高句丽的先世文化,是高句丽文明的起源。[33]苗威基本继承了王绵厚对辽东貊人的考古学遗存的研究成果,她认为“发人”(貊人)地域仅包括今医巫闾山西麓向东达清川江北岸,向北包括今朝鲜慈江道地区以及我国浑江下游、太子河上游地区,南至渤海和黄海,进而对这一地区从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数千年的发人即貊族遗存进行了梳理。[34]作者对貊人史迹的探索是在确定貊人分布范围后展开对其考古遗存的研究,但其几乎将这一范围内特别是辽东半岛考古学文化均视为貊族遗存似乎不妥,尚不能排除还有其他不同的族群在此居住。

  揆诸学界众说,笔者以为,貊族在历史上与燕国关系十分密切,其分布地域必在“近燕”之地。我们大致将其地域认定在华北北部(包括蒙古大草原南缘)及经辽西走廊、越过医巫闾山,东至鸭绿江畔的古辽东地区,特别是以浑江、富尔江流域、鸭绿江下游和辽东半岛南部的营口、盖州、旅大地区为其核心分布区。对夫余国“初居鹿山”的前期都城及夫余与秽貊关系的探索,亦可知今松花江中上游的今吉林市一带应是秽人聚居地之一,是古“秽城”的所在地。秽人南迁后的“东秽”(乐浪秽、不耐秽)分布在图们江流域以南、辰韩以北的朝鲜半岛东北部。至于秽貊的考古学文化,我们应在大致确定的秽貊分布地域内寻找年代早于两汉的战国至秦汉早期的考古学遗物。目前学界尚缺少对自商周至汉晋的整个历史时期中秽、貊及秽貊的地理分布的综合研究。

  还要提及的是涉及秽貊族研究的数方重要的官印和封泥,如朝鲜平壤出土的“夫租薉君”银印、朝鲜庆尚北道迎日郡出土的“晋率善穢佰长”铜印、我国大连普兰店张店汉城出土的“临秽丞印”封泥等。除上文提及的“秽王之印”外,还有一方新罗时代发现的“濊王印”。关于上述诸印的综合比较研究,学界几乎还无人涉足。

  三、秽貊的民族源流、建国传说及其他

  秽貊族的提法最早见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的研究,后逐渐为我国学者所接受,秽貊族系亦在80年代正式成为我国东北四大族系之一。薛虹、李澍田合著的《中国东北通史》[35],蒋秀松、朱在宪合著的《东北民族史纲》[36],张博泉、魏存成合编的《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37],李治亭主编的《东北通史》[38]均持上述观点,也均较为认可秽貊是高句丽祖先的看法。傅朗云、杨旸合著的《东北民族史略》也认可上述观点,但他们认为貊与貉并不相同,最终与秽族融合成秽貊和秽貉两个民族。[39]

  数十年来,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秽族和貊族究竟是否最终融合成了秽貊族并开启了秽貊族系的演进体系这一问题上,特别是秽貊族是否为后来强盛一时的高句丽人祖先。

  传统上认为,秽族与貊族曾是两个不同的古代民族,各有其族源,后逐渐衍化融合为秽貊族。在秽族、貊族及秽貊族的族源问题上,孙进己认为貊应和东胡、室韦等族属同源,有可能是从西向东迁徙。秽系应为东北地区的土著。[2](123)苗威认为秽貊在西汉之前应是两个不同的族群或民族联盟。[5]李东等认为秽貊作为两个不同的族群,是与肃慎、东胡共存的族系。汉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使“秽”“貊”最终成为同一族团。[40]林坚认为濊貊是濊族与貊族的结合,濊族是有虞妫姓的一个分支,貊族则是有虞氏幕的一个支族。[19]

  秽貊族的提法虽然在学术界内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仍不乏反对之声。耿铁华等指出:“秽是一个民族,貊是一个民族,秽貊也是一个民族。又似乎是几个民族的总称或集合性称谓。从目前东北地区的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看,与秽貊还有很大距离。在没有确认典型的秽、貊或秽貊考古文化之时,秽貊的讨论与研究只能是模糊的。”[41]林沄也已认为秽貊族系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假的民族体系。[4]董万仑认为,所谓秽貊起源于秦晋高原、华北平原以及商先秽貊说,夫余秽人,青丘、周头秽貊说等均证据不足。以地望重合为依据,认定秽貊考古学文化也是难以成立的。另外,还要厘清东夷和秽貊二者之别。[6]董先生近年又再次对秽貊族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认为秽貊族系在黑龙江甚至整个古代东方根本就不存在。[13]

  秽貊族系也被相当多数的学者认定为高句丽的先世。关于高句丽的族源的综述评析成果已十分丰富,如李淑英的《高句丽民族起源研究述要》[42]、王绵厚的《高句丽起源的国内外代表性观点解析》[43]、何海波的《国内高句丽族源研究综述》[44]等。笔者不予赘述。认可高句丽源于秽貊的学者以张博泉、姜孟山[45]、佟冬[46]、杨保隆[47]、杨军[48]、王绵厚[49]等学者为代表。特别要提到的是张博泉从东北古族语音角度进行了考释:“高句丽出自秽貊,亦即貊。唐礼言《梵语杂名》,高句丽为‘Mukuri’,音译为‘亩俱理’。《阙特勤碑文》作‘Bokli’(莫离)。《后汉书·东夷传》:‘句骊一名貊耳,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高句丽为貊,但也被称为秽。”[50]

  诚如众多学者质疑秽貊族的提法,如若秽貊族的提法不能成立,高句丽源于秽貊的观点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耿铁华是反对高句丽源于秽貊的代表学者,认为难以认定高句丽究竟是是貊、秽,还是秽貊,至多不过是史家蔑称。[51]综合诸说,结合笔者上文第二部分对秽貊地理分布的梳理可知,秽貊应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貊族处“近燕”之地,秽族则应是东北腹地的古代民族之一。在高句丽先世文化的论证上,王绵厚先生的观点较为令人信服,高句丽民族在浑江、鸭绿江流域有其独立的民族和社会组织演进系统,反映辽东貊族的考古学遗存应是高句丽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但秽族和貊族最终是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还需要从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予以综合验证。

  在其他研究领域,一些学者还对秽貊的建国传说、社会风俗、与中原王朝关系及开展秽貊旅游等方面也做了研究。陈健、姜维东探讨了濊貊族系诸国的建国神话传说。[52]吴明罡结合东北秽貊族系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对当今东北地区开展民俗旅游阐述了看法。[53]李德山、栾凡对以夫余和高句丽为主的秽貊系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文化特征、民族性格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行了探讨。[18](86-96)总体来说,除上述有关秽貊的族称、地理分布与考古学文化、民族源流等三个主要方面外,目前关于秽貊的其他研究成果还较为有限,特别是秽貊与中原的交流史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结语:秽貊族曾在东北历史上与众多民族产生了联系,特别是其与夫余、高句丽等民族的关系引人注目。笔者通过对近几十年来国内学界对秽貊的研究现状予以分析和综述,可以看出关于秽貊的研究还十分混乱,在秽貊族的形成与民族源流等核心问题上分歧很大,这不得不要求我们应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维度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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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禹浪(1956—),男,大连大学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荣誉博士,黑河学院中俄边疆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从事东北流域史研究;王俊铮(1990—),男,大连大学人文学部2014级硕士研究生,从事东北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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