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记忆之十五：我的家庭相册

　　在现代人的生活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相册，记录着家庭成员成长、团聚、幸福的瞬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科技的发展，相册这个“不动产”也变化如神起来。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从胶卷拍照到数码时代；从传统相册到电子相册，使人目不暇接。君不见？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随处可见人们用智能手机拍照的场景。在一些景区更是有一些摄影爱好者拿着“长枪短炮”聚精会神地拍摄风景和人像，可谓在捕光逐影中寻觅美好瞬间。然而，回想起我小时候，照相可是件奢侈的事。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童年的印记中，似乎没照过什么周年像、百日像什么的，在我的家庭相册里，第一张标准像是7岁时照的。那是1959年初冬，舅舅调北京工作后第一次回抚顺，和我们全家一起去了东四路亚洲照相馆，拍完合影，父亲又特意让我拍了一张寸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朦胧中知道了照相的概念，就是要到照相馆，规规矩矩在指定的位置，只见摄影师在一个黑布遮着的小木箱后面鼓捣一会儿，再看他手握个小皮球，嘴里念念有词，“往前看，别闭眼，好了！”过几天凭小票取出来就看见相片上的自己了。当时照像都去照相馆或景区的照相服务部，一般人家都少有相机。受这样的条件制约，上学以后也很少照相，有一张与小学同学合影还是在欢乐园一家照相馆留下的，现在看着很珍贵。

　　1961年我读二年级，“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父亲带我去沈阳北陵公园玩时特意与我合拍一张照片，又让我自己单独照了一张，这两张照片可以说是让我心生了相片情结，那个年代虽然照片不多，但在父亲的影响下，首先知道了照片的记忆价值，凝视着照片，有时感觉照片宛如影像一样，当时的场景就会显现出来。从这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和保存家人的照片，渐成习惯。

　　据史料记载，照相技术起源于欧洲，十九世纪中叶传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距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而我们这代人更是目睹了现代照相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从我的家庭相册里都能体现出来。1966年随着同学去北京“串联”时第一次到了心驰神往的天安门广场，第一件事就想在天安门前留个影，广场上有多处拍外景的“场地”，但要排两次队，先排队办理一个照相馆的专用信封0.40元。在信封上书写邮寄地址，再拿着信封去排队拍照，地上有一粉笔划的小框，只要站进去就行，我也学着那时候的标准姿势，手拿红宝书拍下了第一张天安门留影。那次在北京的日子里，舅舅还带我去了颐和园拍了些135黑白照片，就原样洗出来，和一寸相片差不多。

　　1978年我结婚时，没有婚纱照，没有车队，更没有摄影录像，但那时觉得很正常，因为没有条件。还是父亲求人在家里拍了几张“新房”的照片，给我们留下了那幸福的瞬间。八十年代以后，由于经常出差在外，有时借相机拍过一些黑白照片，有120的也有135的，杂七杂八的一堆胶卷。那时拍照水平实在是糟糕，对构图、 焦距、速度等更是懵懵懂懂，拍出的照片什么样的都有，回来后为了省钱，再找到家有暗室会洗像的朋友帮助洗印出来。为全面了解洗印相片的过程，满足好奇心，我曾带着5岁的儿子坐电车到老虎台一个朋友的家里，目睹了暗室微弱红灯下胶片显影的神奇瞬间，再用切纸刀裁成规格各异的相片，小心翼翼地放入相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家庭相册开始丰富起来，有我和妻子从小到大的一些黑白照片，也有为儿子专门拍摄的大量照片。还特意把一些已经送给亲属和同学的相片再索取回来，放入相册。小的相册装不下了就换个大的，让这些“老照片”随时伴随左右，增加了许多生活情趣。那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台相机就好了，恰逢一位挚友公派出国劳务，那个年代出国人员归国后能带回几样大家电的，就求人家带个便宜点的相机，结果朋友不负所托，回来时给我带了个“海鸥”120相机，欣喜万分。但此时已接近九十年代，大家都在摆弄135相机，我也买了个台“傻瓜”在用，所以这台120相机一直没舍得用，结果后来买不到胶卷，只能作为收藏品了。

　　跨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环境持续向好，家里的日子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影集里的照片已然装不下了。蓦然回首，发现全社会已经进入到了电脑普及时代，电子技术也应用到照相机的升级换代之中，使照相机的种类和功能都有了大幅提升。照相器材专柜更是琳琅满目，什么便携卡片机、高端消费机、专业单反机应有尽有，传统的胶卷相机逐渐被淘汰，数码相机悄然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数码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