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敏：我的住房简史
2018-10-11 12:13 抚顺7000 刘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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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抚顺解放时，高标准的住房是楼房，一是苏联楼，二是日本楼；日本楼是三十年代建的，苏联楼是四五十年代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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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有房有车是年轻人结婚的必备条件。想起杨子荣的话：马是什么马？卷毛青鬃马；刀是什么刀，日本指挥刀——房是什么房，商品房；车是什么车——私家车——大大地今非昔比了呀！
我10岁之前或者更晚几年，国家给人民的幸福生活憧憬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是到我20多岁的时候，我父亲母亲带着四个大小子大闺女，仍然住在刚解放分的那一间半平房里，其中半间是厨房，一间是居室，对面炕，最多14平方米。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有很多家庭比这还要窘迫。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国家实行住房货币化。
1948年抚顺解放时，高标准的住房是楼房，一是苏式楼，二是日本楼。日本楼是三十年代建的，苏联楼是四、五十年代建的。
在南北台，坐落着大片的日本楼，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等级，本地的说法叫“甲字楼”、“乙字楼”、“丙字楼”和“丁字楼”，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独栋别墅、叠加别墅、双拼别墅、联排别墅和“板儿楼”，“板儿楼”一律都是外廊式。这种日本楼，在东公园地区、新屯地区和望花和平、建设和光明地去，都有。
1945年之前，居住着日本职员和家属，日本投降时，南北台的日本人回国前把家具和各种器物拿出来卖，我父亲买了写字台、穿衣镜、箱子、照相机、戏匣子，还有一套三册的《摄影知识》，我们管叫“照相书”。
日本侨民撤离东北时在街上摆摊售卖旧物（资料图片）
据说苏联军队进入抚顺的基本是白俄军队，纪律性极差，有组织地拆工厂的机器，在大街上乱逛，酗酒，强奸日本妇女。日本女人往脸上抹锅底灰，故意搞得蓬头垢面，穿男装，苏联军队就认不出来了。
日本人腾出了房子，抚顺市公署分配了一次，1948年国民党败了，市政府又重新洗牌，大体上市一级机关事业单位和抚顺矿务局机关，占了南北台大部分住房，也有少数“光复”那年胆子大住进来就没走的，如果是甲字楼、乙字楼那必须搬走，住在丙字楼和丁字楼的，就“老人老办法”了。
解放后出现的第一波生育高峰，绝对不能怪这批四零末、五零后、六零后没深拉浅，想一想那年头他们的父亲母亲那么年轻，生活那么阳光灿烂，他们那么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孩子是一个接一个地生，房子还是那么大面积，正赶上“文G”无政府状态，各家各户纷纷绞尽脑汁变着花样无所不用其极地扩大自己家的面积，南北台的日本楼，东贴西补，面目全非了。
到了七十年代，这些外接的偏厦，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整治私搭乱建行动，俗称“割鼻子”、“割耳朵”。由于住房紧张，其实私搭乱建已然遍布全市所有地方，当时除了南站、永安台和公园地区，别的地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50年代，实行（企业自主计划的）福利分房，大企业开始建设自己的楼房，地处望花区的石油三厂、铝厂、钢厂、西露天矿、机修厂等大型企业，分别在自己管辖的和平、建设、光明、海城等地建楼，石油一厂在葛布地区、石油二厂在东洲地区也开始建楼。都是二层或三层的“仿苏式”红砖起脊楼房。借着本地得天独厚的条件，楼房都有暖气和煤气。
我大姨、老姨和舅舅，都住楼房，一进楼门洞，就闻到一股“嘎斯”味儿，这种味道代表着一种优越性。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抚顺开始见缝插针地建设一些“简易楼”，有的直接叫做“火炕上楼”。抚顺地区大面积拆除平房建楼房，滥觞于八十年代后，最著名的当属“新抚顺棚户区改造”，我曾经去该指挥部进行过采访，那已经是九十年代初期了。因此在建国后的四十多年里，抚顺地区楼房的比例很小很小，绝大部分是平房，分布在新抚顺、将军、亦工街、龙搭、虎台、刘山南花园、古城子五老屯、莫地地区、北后地区、新地号地区……抚顺市所有所有地区。
平房是什么条件，就无需多说了。从六十年代开始至少有十五年时间里，我们院子里所有人家都滋生很多臭虫，家家户户的墙上，都站着斑斑点点的臭虫血。很多人身上被吸血后便奇痒难耐而后鼓起一个小小的红包，身上有虱子，屋里有臭虫，到了夏天蚊子又来凑热闹，于是夏天平房区有用艾蒿“熏蚊子”的习俗。身上一茬又一茬的红包难免被挠破，而挠破以后很容易发炎，加之营养和医疗卫生条件不好，生疮以后流脓淌水是很常见的小毛病。我的腿上至今留着两块疤痕，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所描述的肯定是所有平房普遍的状况。我的一位车间书记，后来做了厅局级领导，就曾经住过抚顺钢厂职工医院马路北的“对屁股房”，房费一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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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对屁股”呢？就是两趟房子屁股对屁股，朝南开门北面没窗户，朝北开门南面没窗户，面积大约不到八平米，一铺小炕，一米宽的地。
去年我去看望他，谈起他和他爱人煤气中毒——住平房，煤气中毒是多发灾害。那时候他已经是车间书记，抚钢是冶金部师地级企业，车间总支书记算是县团级干部。1983年左右吧，他才住上了两室一厅、五十多平米的新楼房。（此前那里是一片大菜地，就在雷锋纪念馆的后身，雷锋部队的偏西北一点儿。马路北边是第二医院。）中层干部尚且如此，普通群众啥情况可想而知。
现在，抚顺这些棚户区都被楼房取而代之了，昔日那些趾高气扬、牛皮哄哄的苏联楼、日本楼，再难见踪迹，仅存的一点，也是衰微破败，苟延残喘了。
1977年，我虚岁25。虽然当时国家的婚姻法是男20女18，可是党和国家的晚婚号召是男26女24，俩人加一起25岁也可以。我和我对象同岁，“赖苦情”算是够“扯证”的条件了，所以属于“嗷嗷待婚”的关节点。可是住房就像银河一样横亘在一对痴男怨女中间——老少六口住着一间半平房，哪里是我的婚房？我用什么迎接我的新娘？
当时房子的分配权都在单位，取得住房资格大体是工龄+居住条件+申请时间+政治面貌+本人表现+若干若干，我刚刚调转到钢厂当炼钢工人，我连申请要房子的资格都没有。
曾经一起在人防办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正担任一个房管所的所长，硬着头皮去找他“走后门儿”，万没想到他竟然就答应给我在站前地区解决一间平房，这是怎样地令我大喜过望啊！可是，接下来的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往他的房管所跑了不下十趟，疲惫不堪，心力交瘁，换来的是一团破碎的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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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无奈，父母请来瓦工，在一米二宽的小外屋盘了一铺小火炕，在炕沿上装上了一道拉门，我亲手刷了豆绿色的铅油，贴上两个大红喜字，轰轰烈烈地迎接了我的新娘。后来老婆肚子大了，为了不挤着她，我练就了独门绝技——半个身子在炕上，半个身子在墙上。就这样子，睡眠极好，梦境极好。
那时我终日亢奋地读书写作，其中有一个独幕话剧，标题就叫《房子》，大概写了有两万多字，后来从里面抽出了故事核儿，变成一个短篇小说《心愿》，是这样一个故事：文G期间，房产科长挨了批斗回家的路上，风雪交加，体力不支，晕倒在路上，被一位老工人背回自己家里。
老工人住在一间异常狭窄逼仄的房子里，他埋下了一个心愿，等到官复原职，一定分给他一套两间的平房，可是，官复原职以后，各种繁忙叫他忘记了老工人……这篇小说发表在1979年某月某日的《抚顺日报》琥珀副刊上，是我的处女作。后来的小说《铜钥匙》、《黑牛奶》等也都跟房子有关，可见在我的潜意识里头，积压了太多关于房子的焦虑。“愤怒出诗人”，我能写小说，纯属叫住房困难“憋”的。
因为婆媳关系，就这样一米二的小炕，也住不成了。
我老姨说在榆林能租到房子，我一听，乐屁了。我老姨骑自行车前边带路，我骑着自行车跟在后头，我媳妇坐“二等”，一路颠簸一路风尘来到榆林联社，就在现在花鸟鱼市场北门附近，一条土道边上，挤挤茬茬地排列着东倒西歪的小房，这是一间大约六平方米低矮破旧的小房，一铺小炕中间坍塌了一个大洞，门口有一个被拆掉炉圈和炉箅子的地炉子……我媳妇幽幽地说：这咋住人呀？我坚定地说：我自己修炕、修炉子，一下子把我媳妇的眼泪撞出来了。
没办法，我们住到了我岳父岳母家。在新屯河西酱油厂向南的山坡上，两边排列着大约十几栋苏联楼，挺拔而高傲。再往山坡上走，就是大约十几趟平房，是抚矿十九处的住宅。
住宅背靠着一道丘陵，山上树木葱郁，翻过山岗，就是郎四了。我媳妇娘家也就是一间平房一铺炕，倒是多了一条火墙，岳父在火墙的炕沿上“帮”了一条木板，睡在那里，我和媳妇儿子跟岳母睡在一铺炕上。岳母善解人意，特制了一个厚窗帘遮挡月光。
有一回邻居外出串门，请我岳母帮着照看一下房子，岳母把我俩撵到邻居家住，居然心花怒放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此处删去800多字）。
很多年以后，我依然十分怀念我在新屯的那段日子，我儿子就出生在河东的东露天医院，儿子小学一年级，就在住宅西侧的新屯四校。去年从北京回来，我又开车回去看了看。所有的平房都已经拆掉，但是我家住过的那一排房子的墙基居然还残留在那里，我踟蹰盘桓，唏嘘感叹。那地方紧挨着新屯公园南山，守在名闻遐迩的莫地沟东口，后来我骑自行车两次前往，我觉得常到这里转转，实打实地体会知足常乐的感觉，对我来说是一种颇好的养生方式。
1979年10月的一天，我欣喜若狂地搬进了我的第一处住房。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受啊！在抚顺钢厂俱乐部周围，有一批三十年代的日本楼，根据制式分成大日本楼和小日本楼，我分到的是小日本楼八栋南侧的一间六个席子的房子，地板地，带拉格，落地窗，水泥大窗台，外屋带小仓库，但是没有厕所。日本人住的时候，这一南一北是一家，厕所在北边，厨房在南边，中国人住的时候，南边一家，北边一家，厨房厕所就分家了。日本楼南北两个房间，中间的隔断是胶合板加框的拉门，一家住的时候，本来是活的，两家住的时候给封死了，可是，完全不隔音，两家各种声音完全是“共享”式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谁会认为这是个多大的事儿呢？
再后来，我总共搬了六次家，房子一次比一次好，面积一次比一次大。
但是，那些往事是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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