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67年前党对干部的一次批评

　　人的爱好和兴趣是不稳定的，不会从一而终，会随着丰富多彩的生活日趋“燕瘦环肥”。小时候战争题材的老电影特别多，是满怀英雄情结的男孩子的最爱。无论是70年代在乡村看露天电影，还是回城后在高大巍峨的抚挖俱乐部看电影，我都爱看硝烟四起、快意恩仇的战斗片，崇尚高大上的英雄人物，对大奸大恶的反派们印象深刻。而对反映五、六十年代工厂生产、百姓日常生活的那些老电影，觉得平淡无奇，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

　　但老的战争片终于看够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怀旧思绪的弥漫，对城市前世今生以及未来的思考也多了起来。作为抚顺这座共和国工业“井冈山”城市的子民，非常想一睹抚顺在五、六十年代的影像，寻找到我的母厂抚挖老一代建设者们的身影，一窥新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筚路蓝缕的“全豹”。于是拾起了少年时一向“拧着鼻子”正眼不瞧的工业题材老片子，看了一部1950年拍摄的《在前进的道路上》。

　　这是由当时的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它描述的是在解放初期，东北一座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的东江车站堵塞非常严重，厂矿企业的大批产品、战略物资无法按时运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上级派来部队干部出身、到苏联学习铁路管理技术的罗真担任东江铁路局副局长，协助局长何仲光共同研究、解决这一危重严峻的问题。

　　罗真与何仲光是部队的老战友，两人感情深厚。何仲光对罗真留在东江的老母亲照顾备至，罗真的妹妹还是何仲光的恋人，可以说是一家人。作为局长的何仲光性格刚烈、行事果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受命于危难之中，坐镇东江车站，顶着美机的狂轰滥炸和千险万难，在特殊条件下用超常规的打法，圆满地完成了支援前线的畅通，是一名铁血性格的功臣。

　　但何仲光性格固执，居功自傲，作风武断。为彻底解决东江车站的堵塞问题，不顾建国初财力凋敝的现实条件，不考虑如何改善陈旧混乱的管理方法，充分有效地发挥现有铁路设施的作用，而是固执地推出要新建一个投资巨大的铁路车场的构想。而罗真作风扎实，深入基层工人队伍，到各道调车工序研究思考。在深入调研、分析后，得出结论：东江车站硬件设施没有问题，造成拥堵的主因，是日伪时期沿袭下来的旧调车法的程序非常繁琐、耗时特别冗长。在广泛深入征求工人和技术人员意见的基础上，罗真借鉴苏联先进的调车技术，提出了“新调车法”。把原来的12道程序减少到5道，仅用时55分钟，比旧调车流程的125分钟缩短了整整70分钟，大大提高了调车指挥效率，而且会避免浪费巨大、推倒重来的破坏性建设问题。

　　罗真的创举遭到了何仲光的强烈抵制。何仲光固执己见，即使在上级提示他应充分考虑罗真这一省钱办大事的建议，他也无动于衷，固守老经验，而且把工作之争上升到个人面子、意气之争，不惜与一直苦口婆心维系战友情谊的罗真决裂。当上级决定试验“新调车法”，只是因为调车员没有仔细检查货车手闸导致车厢相撞、导致轻伤时，何仲光无心认真调查原因，就武断地认为是“新调车法”造成的，并以此为借口攻击罗真。

　　上级明察秋毫，“新调车法”最终试验成功。不仅一举改变了东江车站严重堵塞的问题，并且在全国大车站推广施行，成为新中国铁路工业领域一项里程碑式的重大创举。

　　我相信这部对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们公映的影片，描述的一定是新中国无数个工业第一里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这部影片里的两个桥段令我深深震撼，也对什么是“工匠精神”有了深刻的理解。

　　一个是罗真提出“新调车法”的过程。影片极其严谨、细致而忠实地重现了这个过程。留苏喝了“洋墨水”的罗真没有一点架子，为了找出堵塞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途径，他秉承“实践出真知”的真理，深入车站的记号、调度、搬运、信号、调车、连接等铁路指挥与实施的各道工序，向工人、技术人员了解情况、调研学习，反复多次召开“诸葛亮会”集思广益，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改进后的各道工序进行多次实地试验，一分一秒计时核对、演练培训。不仅验证了“新调车法”的科学性，而且赢得了工人群体的尊敬和拥护。影片有一个细节：当带着情绪来到会场的局长何仲光入场时，聚精会神听报告的工人们没有一个人向这位一贯仪表威严的首长转去视线。可见，人们信服的是实事求是，最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不是职位高低，而是“皮肉熬出来的经验”（高尔基语）。我由衷地钦佩，五十年代新中国电影工业的建设者们用工匠精神的描写、刻画，令这部影片除去了枯燥乏味，像教科书一样具体、清晰，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新中国工业的开拓者们，在“一穷二白”困境里奋起突围的第一代工匠精神。

　　另一个是上级铁路局党委书记和局长对何仲光的批评。这是67年前的声音，党对自己的干部的批评。这段批评很长，但同样因为感动和震撼，请允许我摘录下来，以飨读者：

　　（党委书记：）“经过这几天的研究和会议，我想何仲光同志，你应该了解到，你在东江车站堵塞的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也许到现在，你以为试验新调车法伤了人，还是证明了你是正确的。”（这时，何仲光坦率地承认，事故原因是未检查手闸而不是新调车法造成的）

　　（党委书记：）“虽然这一点你是明白了，但是你并没有意识到你全部的错误。自从东江车站不断地发生堵塞问题以后，仲光同志，你是在那儿干了些什么呢？你既不向上级汇报、请示，也不依靠群众迅速找到发生问题的关键，你是在那醉心于一个脱离实际的庞大的设计。”（何仲光辩解出发点也是为了解决堵塞，而且新建车站的提法也是“从群众中来的”。）

　　（局长插话批评：）“据我所知，提倡支持你的计划的，是一两个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人。用新调车法解决东江车站堵塞问题，是很多群众的意见，可是你从来不去考虑。”（何仲光在组织掌握的事实面前终于低下了头）

　　（党委书记：）“当然，我们的干部还不至于一点不接受别人的意见，问题是你需要的，是投和你胃口的意见。从你主持设计的那个计划来看，不是从利用原有的设备，从新的管理方法上着眼设计，而是一味地求大、求壮观，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建设思想在作怪。假使说你的错误只是因为你经验不足而在工作中出现了偏差，我认为那是我们今天在前进的道路上难免的、可以原谅的。可是你并不是这样。就拿我们调罗真同志担任副局长以后，他几次提醒你，和你争论，可是你根本就不去考虑他的意见。非常严重的，是事故发生后，你不去深入地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你却正好找到了打击的借口，这种品质，使我们为你吃惊。”

　　“为什么一个干部会这样呢？我认为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你过分地看重了你过去的成绩，看重你个人的才能，这都是你的个人主义在作怪。你知道，你这种骄傲自大和狂妄的态度，表现在工作上就成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你的这种作风，带给了国家多大损失！因为你，就拖延了东江车站堵塞问题的解决。这几个月，对我们的铁路和正在恢复的厂矿，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和损失，你应该看成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你染上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作风，那么一定要犯错误的，他也就不仅不能够完成我们国家和党所给予的任务，也一定会妨碍我们的事业前进。”

　　“仲光同志，罗真同志到这儿时间不久，为什么他能够领导群众做了这么一件大事呢？正因为罗真同志他能够虚心的、艰苦的深入下层和联系群众，更重要的是他那种努力钻研、学习的精神。我认为，学习的好坏，是一个干部前进与否的很重要的关键。”

　　在如此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的严厉批评中，何仲光深受震动，终于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并与老战友罗真重归于好。影片结尾，是何仲光被组织送去学习，沉思地坐在前进的列车上。

　　67年前的这段声音，重重地敲击着后来者的心灵，令人审视隐藏着的、模糊又清晰的小我，用由衷的敬意穿越到那个时代，敬畏那洞察一切的目光、斩钉截铁的声音，敬畏那不可逾越的底线和规则。那是属于创建者、维护者不可撼动的原则，雕塑成材的工匠精神，直到未来也不会过时的警钟。

　　影片里扮演党委书记的老演员张平、扮演何仲光的陈戈，都是很早参加革命的老“工匠”艺术家，他们把党委书记的睿智敏锐、何仲光的刚愎自用“雕刻”得真实可信。扮演罗真的是著名配音演员鲁非，年轻时不仅英俊沉毅，而且与后来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瓦尔特配音一样，声音充满雄浑的磁性，也令我这当年的小“配音迷”过足了瘾。

　　这部影片与其说是一部故事片，不如说是与新中国建设同步的纪录片、文献片。

　　我从影片里纵横交错的铁路线上，穿梭往来、奔流不息的铁甲洪流中，从党委书记、罗真和技术人员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第一台挖掘机诞生地的抚挖第一代老红军、老八路厂长的风骨，看到了作为抚挖第一代电气工程师，在车间、工段、设备前为人山人海的工人们作技术报告的我大舅的身影，看到了昼夜值班为工人制药、发药的母亲和职工医院的阿姨们，看到了许许多多抚挖父辈们，看到了抚挖和抚顺许许多多开创了新中国第一的母厂，在共和国崛起之初，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一砖一瓦矗立起来的历程。

　　我们正走在进行时的路上，今天的一切将成为未来的瞻仰。

　　我们也应以这样的精神，留下今天的纪录片、文献片。 

    电影链接：《在前进的道路上》（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