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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

2018-04-15 11:01 民族论坛 孙玉景 1093
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文化是东北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挖掘研究此地民族文化,对整合民族文化资源、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老工业基地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 图1
  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文化是东北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挖掘研究此地民族文化,对整合民族文化资源、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老工业基地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格局形成的前提——“四大族系”演变

  古代东北有“四大族系”和“三大地域”。“四大族系”为汉族、濊貊、肃慎、东胡,除汉族外,其他皆为东北土著民族。[1]“三大地域”为辽河流域、长白山以及长白山系的诸余脉或支脉、西辽河上游的内蒙古草原地区。此“三大地域”中,辽河流域历代为汉族主要居住地,长白山南北分别为濊貊、肃慎民族故地,内蒙古草原为东胡族系聚居地。

  古代浑河地区民族从最初“四大族系”各领风骚,到后来“满汉”民族格局确立,这里的民族族系经历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不断演变。时间上表现为从秦汉至女真建清的演变;空间上表现为“四大族系”在“三大地域”上的迁徙。

  (一)时间上的演变

  “四大族系”共同体基本确立在秦汉时期,浑河流域出现第一次民族融合在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融合再次出现在五代至元时期,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格局最终形成于明清时期。

  1.汉族

  汉族是古代浑河地区最先形成的民族。从华夏汉族系向浑河流域拓边,以及与其他少数民族汇同来说,从先秦至秦汉时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兴起时期,从公元前11世纪前后,以“箕子”率移民,建朝鲜为代表;[2]第二阶段为发展时期,以战国末期燕昭王时代,秦开却胡,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5郡为标志,是华夏汉族系向浑河流域乃至整个辽河流域更深入地北渐的时期;第三阶段为确立时期,以汉武帝开拓边郡为标志,这一时期汉族继续向东北腹地深入,并直接或间接地与活动于大东北的夫余、沃沮、挹娄等族交往。

  2.濊貊族

  濊貊族在秦汉以后,分为“南貊”高句丽和“北濊”夫余两支部族。夫余是“长白山文化”中最早崛起的民族,于公元前2世纪,建立夫余国。南北朝时期,夫余被鲜卑慕容并,后又被高句丽控制,公元5世纪初灭亡于高句丽。高句丽于公元前37年建国,政权绵延700余年,曾一度将族系南下拓至浑河流域,公元668年(唐高宗李治总章元年),灭亡于唐朝。

  3.肃慎族

  肃慎族在先秦时代就已与长白山南系的濊貊族系相对。肃慎族系的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东、西两支。其东支,又与“东濊”和“北濊”结合形成“北沃沮”与“南沃沮”两支。其西支的肃慎族系是肃慎民族的主体,其族系渊源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族,一脉传承。[3]

  4.东胡族

  东胡族的发展与肃慎族相似。王沈《魏书》中认为,乌桓与鲜卑同出自东胡,是同一民族的两个部族。乌桓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较短,后随着鲜卑的强大,融入鲜卑族。乌桓-鲜卑是契丹与室韦的族源,其族系渊源大致为:乌桓-鲜卑-契丹,乌桓-鲜卑-室韦-蒙古族。

  (二)空间上的流变

  古代浑河地区民族空间的形成是一个聚汇的过程,由各民族向浑河流域的迁徙方向决定。汉族的经济形态是农耕经济,其特点是定居,主要聚居在浑河流域;而濊貊、肃慎、东胡3个少数民族以渔猎游牧经济形态为主,其特点是迁徙不定,主要活动在东北地区,它们是浑河地区民族空间流变的主体,其大致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

  1.汉族

  汉族由于地缘关系,其首先进入地就是浑河流域,并不断地向东北腹地深入。汉族安土重迁观念深厚,加之浑河流域极为适合农耕,所以自始至终,浑河地区是其最主要的聚居地。

  2.濊貊

  濊貊民族居于长白山南部,以松花江和鸭绿江、浑河流域为中心,分为“南貊”高句丽和“北濊”夫余两支部族。随着夫余与高句丽的先后灭亡,其余族逐渐融入汉族、勿吉、靺鞨和辽东契丹等民族中。[4]

  3.肃慎

  勿吉(古肃慎)世居长白山北系,南北朝末期,逐渐向长白山中系的松花江和鸭绿江流域发展。由它发展而来的女真各族原分布在东北草原地区和长白山地区,在金代灭亡后,向辽海、渤碣聚合。其中建州女真之一的李满柱,曾迁至浑江中游的“兀拉山城”(今桓仁五女山山城),完成了向辽东腹地迁徙的重要一步。[3]

  满族共同体即将开始形成时,即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之前,在统一过程中,被合并的各部部众被迁移到浑河流域。[5]

  4.东胡

  东胡族系的部族,如乌桓-鲜卑、契丹、室韦,多在大兴安岭以及草原地区活动。《北史》卷94《室韦传》就有以大兴安岭为界,“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室韦)”的记载。东胡族系多次内迁和南下,如鲜卑在汉晋时期建立前燕,契丹在唐宋时期建立辽国,蒙古族建立元朝,皆曾通过政权将自己族系或其他族系的人口向浑河流域集中。在这一空间流变过程中,各族人民在交错杂居中完成了民族融合。

  二、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文化的特点

  (一)频繁的更替性

  1.民族政权更替频繁

  各民族文化的影响由其政治地位决定。掌握浑河流域政权的民族,其文化就在浑河民族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各民族政治势力互为消长,当其取胜时,都努力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而不能完全继承其他民族的已有文化。[6]民族政权多番更迭,造成文化频繁更替的特点。如鲜卑、高句丽、靺 鞨、契丹、蒙古、女真、满族等各族人民,先后在东北建立政权,其文化都发挥过重要影响。

  2.人口迁徙频繁

  民族人口的流动对文化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民族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关系。各民族的人口迁徙,既与劳动力的转移、生产技术的传授、新的土地的垦拓和利用有关,又与部族部落的融合、文化制度和思想的传授有关,所以研究边疆民族史者对人口的迁徙应当给予充分的注意。[7]

  一般而言,影响文化的自然因素变化较慢,社会、人文迁衍较快,而人口的流动决定了社会和人文因素的变迁。

  (二)“汉文化”持续的向心性

  汉族文化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具有持久而深刻的影响。这种文化以国家政权体制———“郡县”建立为标志,从燕国设立5郡,到汉武帝继续开边拓郡,唐设黑水、渤海都督府,明设努尔干都司,汉族文化对浑河流域民族文化的影响一直都没间断过。

  1.汉族文化具有母体驱动作用。汉族文化在浑河民族文化中起着团结和凝聚其他文化作用。汉族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和不断地规定着(华夏文化向心趋同吸引力的原因)东北土著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而且最终整合了东北边疆多民族、多形态、多样性的文化。[8]

  2.汉族文化具有全方位影响力汉族文化对其他少数民族各个方面的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随着时间变化,由点到面、由浅入深、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具体表现在建筑雕刻、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宗教信仰、语言教育等方面。

  3.汉族文化具有同化效用。文化同化,指两个独立存在的文化体系或民族传统不同的个人或群体经长时间接触,其中一方单方面朝另一方接近的调整方式或现象,一般指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9]经济形态决定汉文化成为浑河流域的强势文化。汉族的农耕经济稳定性强,文化易于积累传承。

  而东北少数民族的游牧渔猎经济富于流动性,对于同自然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利用而不是改造,因而社会发展比较慢,特别是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文化更不易为后人所继承。[10]另外,汉族人口众多也是一个原因。

  (三)融合与杂糅

  民族文化的魅力不在于单一性,而在于多样性。最具活力的文化是交汇对流的文化,最伟大的文化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文化。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文化由汉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融汇而成,是“辽河文明”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三大区域文化在浑河流域聚汇的结果。

  1.四大族系文化的融合

  民族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民族融合造成其文化具有杂糅性的特点。孙进己先生是东北民族源流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在《东北各民族的源流》一书中提出民族的多源多流和主源主流的理论。各民族之间常常会互相学习对方优秀的民族文化。一个民族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其文化的消失。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独特的,作为一种价值,它们均处于平等的地位,对于这一或那一少数民族本身说来,都是同样重要的。[11]每个民族都会因区域和发展程度的差异而形成自己的传统文化;任何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要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影响,引进和吸纳其他民族文化成分,这些被引进和吸纳的外来文化一旦与自身文化相结合,便也成为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12]

  汉族的主要聚居地是浑河流域,但其在浑河流域嵌入的方式,是分散的、自发的。因此,浑河流域的汉族文化是在东胡、濊貊和肃慎的民族文化包围下逐渐形成的,故四者生活习俗互为渗透,文化亦相互靠拢、聚合。

  2.三大地域文化的融合

  三大地域文化的融合,使浑河流域民族文化的融合、杂糅的特点更为明显。地域是民族生存活动的空间载体,自然环境的不同,使文化生长具有多元态势。“辽河文明”处于“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中脊地带,深受二者影响。这些具有较大差别的文化在相互吸收融合过程中,激荡出别样的结果,而这种“合而不同”,正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

  注释:

  [1]金禹彤.试析古代东北民族文化与其入主中原[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8,(4).

  [2]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M].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41.

  [3]顾奎相.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2—66.

  [4]蒋秀松.关于东北民族源流的问题[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3).

  [5]阎崇年.浑河文明与满族贡献[M].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70.

  [6]李治亭.关东文化大辞典[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7.

  [7]马长寿.乌桓与鲜卑[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23.

  [8]马大正.中国东北边疆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7.

  [9]卢乐山.中国女性百科全书文化教育卷[Z].东北大学出版社.1995:456.

  [10]冯天瑜,林干.中国地域文化大系:塞北文化[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2.

  [11]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4.

  [12]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5.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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