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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抚顺

抗战时期中共对东北的经略(上)

时间:2018/4/20 15:01:21   作者:李树泉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评论:0
内容摘要: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目前时局最基本的特点,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1页。)。  因此,...

抗战时期中共对东北的经略(上)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目前时局最基本的特点,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1页。)。


  因此,东北抗战在形式上是局部抗战,但在本质上则成为形成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先声。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要求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其中重点发展游击战的地区就包括东北三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

  一、中共领导东北抗战与收复东北的战略目标

  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东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地组织开展东北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领导人多数属于东北三省军警界人士。如何汇聚更多的抗日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共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摒弃关门主义,勇敢地领导了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共中央严厉批评了中共满洲省委只提“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对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的口号一字未提。对于蓬勃发展着的东北义勇军更是不闻不问,更说不上组织东三省各重要企业中的反日罢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的做法。

  为了加强党对中共满洲省委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央向满洲省委派了长驻代表,以改变“还没有什么大的斗争是在吾党领导之下”的困难局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第98、120页。)。

  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决议,明确了发动满洲游击战争,领导反日民族战争的任务和目标。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河北省委必须加强对于东北义勇军的领导,造成东北义勇军中的中心部队,把这一战争的领导权拿到我们的手里。各地党部应该发起‘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北上决死团’等组织,武装群众、动员群众尤其是工人到东北义勇军中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第291页。)。

  在中共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号召“开展义勇军运动与树立党的领导”,提出“开展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应成为北方党目前中心工作之一”。“在有些我们工作比较有基础的地方,我们可直接发展游击战争,创造强有力的游击队,来影响与团结广大的义勇军在它们的周围,来开展反日与反国民党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第385、386页。)

  决议还明确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空喊组织苏维埃等。在“南京政府拒绝给满洲义勇军任何帮助并尽力阻止义勇军参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国民众书》:“我们必须组织义勇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士兵积极抵抗。”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17页。)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信中提出,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同时,要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加强和巩固满洲党的领导”,“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夺取和巩固反日斗争群众的领导到自己的手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43、44、52页。)

  为了扩大东北义勇军的战斗力量,中共中央要求“河北党必须以战斗的动员革命的工人农民与反日战士去加强扩大前线的抗日运动,满洲党应十百倍的努力去加强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中的领导与组织”。河北、满洲党必须“发动游击战争,以扩大与加强民族革命战争的运动”。“北方的党必须用一切力量在国民党军阀军队的东北军与西北军以及‘满洲国’的士兵中,号召与组织革命的士兵来参加民族革命的战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441页。)

  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东北三省的游击战争,对其寄予厚望。早在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就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的名义致电东北人民革命军及义勇军,向他们表达革命的敬意,希望他们“坚持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更广大的民众,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第78—79页。)。

  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在1938年5月30日《解放》第40期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特别以东北三省游击战为例,指出了东北三省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他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6页。)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给东北抗联的电报中,高度评价了东北抗联,认为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忘记沦陷在敌人铁蹄统治下的东北三千万同胞,我们也不会忘记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民族死敌作长期斗争的亲爱的同志们”。电报还透露,“八路军一个支队曾到冀东游击,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81、182页。)

  为了贯彻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致电东北军全体将士,高度赞扬东北军“抗日的光荣历史”,鼓励他们要举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为“收复我们的东三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中共中央在《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把“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要实行“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的策略,并在每一个可能的条件下,“在里面发展党的组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55、157、159页。)。

  7月16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中国是收复失地,还是仅仅把日本赶出华北与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毛泽东十分明确地回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99页。)

  在斯诺问到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中国共产党能否同日本讲和,并承认日本对东北的统治时,毛泽东以十分坚决的口气说:“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200页。)8月10日,毛泽东在致救国会负责人章乃器等人的信中,赞扬了东北抗日武装的贡献:“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够进行继续英勇的抗日斗争。敌人的报纸都承认东北义军已使敌人‘损失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的侵入中国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劳和帮助。” (《救国时报》1936年10月30日。转引自《陶行知全集》第4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5页。)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收复失地、抗战到底的决心对张学良及其东北军产生了巨大影响,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重要枢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几个月之内便占领东北全境,将东北变成其继续扩大侵华战争的基地。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领导东北抗战进而收复东北,作为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很长一个时期独立支撑了东北的抗日斗争。同时,中共还从战略层面经略东北,通过各种方式向东北渗透,在靠近东北的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威慑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关内的抗日斗争。这些都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力量迅速进入东北,进而以东北为战略后方,推进全国解放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东北变成其侵略中国的后方基地和反对苏联的前哨。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东北战局的发展,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将领导东北局部抗战与收复东北作为战略目标,最早发出抗战号召。日本占领沈阳的第二天,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9月22日、25日、30日和10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连续发表决议、宣言、告全国民众书和指示信等,提出组织东北人民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和联合各抗日组织和军队共同抗日。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中共中央提出,“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0、568、569页。)。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艰难形势下,仍然提出“必须坚决的同那些以为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第559页。),表达了坚决领导东北抗战和收复东北的强烈意愿。

  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各地工农群众的声援下,不到两年时间,中共满洲省委在东满、南满、吉东、北满等地创建了十几支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东北迅速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骨干的人民革命军。特别是“在大部分义勇军中,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的国民党将军们相继叛变”(《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的情况下,至1933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地游击队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

  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个军、1个独立师,共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数千次战斗,粉碎敌人上百次的“讨伐”,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在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倡导、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收复东北,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战与收复东北的战略目标是明确的,在战略实施上也是成功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形成了东北局部抗战的局面;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实践,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初形态。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的上层与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为张学良逼蒋抗战打下了思想基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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