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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张佳生:“后金天命皇帝”印质疑

时间:2018/6/25 12:14:00   作者:张佳生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86-08-29   评论:0
内容摘要:在这段记述中,提到努尔哈赤制有“后金天命皇帝”之宝,然就目前见到的史料及当时历史情况考查,此印文解读是否准确,疑点颇多,故提出质疑。

张佳生:“后金天命皇帝”印质疑


  据朝鲜《李朝实录》中《光海君日记》十一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四月壬申记载,当时努尔哈赤致朝鲜国文书中钤有一印,朝鲜方面对此印之印文解读,当时作了如下记述:

  壬申,传曰:“奏文中后金汗宝以后金皇帝陈奏,未知何如?令备边司因传教详察以奏。”回启曰:“胡书中印迹,令解篆人申汝櫂及蒙学通事翻译,则篆样番字,俱是,‘后金天命皇帝’七个字,胡奏文中亦具此意矣。”

  在这段记述中,提到努尔哈赤制有“后金天命皇帝”之宝,然就目前见到的史料及当时历史情况考查,此印文解读是否准确,疑点颇多,故提出质疑。

  疑点之一。此印出处,惟见于《光海君日记》,且仅记载一次,在后金及明朝史料中均未见涉及。明朝因其悖乱而不提及,尚在情理之中,如何后金史料中亦未见提到?故《光海君日记》记载的印文正确与否,并无旁证。

  疑点之二。对印文之翻译未必准确。据《光海君日记》载,此印文为“篆样番字”,十分难辨,故令专门人才“解篆人申汝櫂及蒙学通事翻解”。以“番字”而言,此印文不可能是汉文、蒙古文或其他文字。朝鲜既指女真为“胡”,那么就可能是老满文,此时满文已创制了十多年,以老满文人印亦属可能。然满文创制之初,并无篆字形式,“篆样番字”即有疑点,且篆刻的水平也未必髙超,故对此印文翻解得是否准确,也在两可之间。

  疑点之三。印文中“后金”出现的年代也有疑点。《光海君日记》中记载这方面的时间是“天命四年四月”。而在此之前,女真人的史料中从未见到有“后金”字样。在《满文老档》中,直到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档中,才记有“后金国汗”这一称呼,直到天命年结束,不曾再出现于《满文老档》中。

  关于“后金”之号,努尔哈赤在1616年上尊号时,并未明确提出,《满文老档》对此事件的整个过程及细节都甚详,惟独没有提到“国号后金”和“建元天命”之事。有人认为这是出于“隐没”的原因,其实并不一定如此。此事关系重大,如当时已明确“后金”为政权之国号,那么作为记录史实而又非公开的《满文老档》,绝不会将如此重大事件“隐没”下来。

  从努尔哈赤起兵以来,自称诸申、建州、后金、大金、金等较为混乱的情况看,他上尊号时还未正式将“后金”作为“国号”,而仅有“天任抚育列国英明汗”的尊号。黄健彰《努尔哈赤建国号考》认为,明万历四十七年之前“仍沿用建州国号,并未另定名。其改称后金,则在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三月”,亦即后金天命四年三月。不过这一论断,似乎也是根据《光海君日记》所记内容得出的,故认为“改称后金,则在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三月”,未必即是定论。

  疑点之四。关于“天命”,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之前未见《满文老档》记载。《满文老档》之记年一直未采用“天命”记年法,如“天命元年”记为“丙辰年”,即使是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以后也是如此,如“天命五年”记为“庚申年”,“天命七年”记为“壬戌年”,“天命十年”记为“乙丑年”。

    “天命”正式出现在《满文老档》中是天命六年闰二月十三日,记载为:“汗降谕曰:天命之汗,恩养大臣,大臣敬汗而生,乃礼也。”而且“天命之汗”亦与“天命汗”有所不同,“天命之汗”不可视之为“天命汗”也,后者“天命”可视为年号,前者则不能。故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已将“天命”作为年号,似难成立。

  疑点之五。印文中“皇帝”二字疑点最大,也最为关键。在《满文老档》中,从“天命元年”至“天命十一年”,所有记载都称努尔哈赤为“汗”,可以《满文老档》全书为证。

  努尔哈赤一直自称为“汗”而非“皇帝”,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就是“天命十年”五月十四日《满文老档》记载了他的一道命令:“准近身侍卫及为首之大臣等称‘父贝勒’,为婿者称‘岳父贝勒’,国人称‘汗’。并缮文公布,以定称‘父’之人。”“国人称汗”是正式公布的称呼,可谓十分明确。

  在给朝鲜的其他文书中,未曾在朝鲜及后金资料中见到过使用“皇帝”一词,而用的是“汗”。《光海君日记》三中四月壬戌载:“奴酋既送郑应井等,遣差人致书,称以天命二年(似应为四年)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在明朝正史中,也记载努尔哈赤自称为“汗”。如《明神宗实录》卷595中记载:“经略熊廷弼奏,.奴賊招降榜文一纸,内称后金国汗,”此为天命五年六月之事。在私人著述中,仅方孔炤《金边记略·辽东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中说努尔哈赤称“后金皇帝”外,其他如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彭孙贻的《山中闻见录》、茅瑞征的《东夷考略》、谈迁的《国榷》等,均言努尔哈赤称汗,而非称皇帝。

  在本文写就之际,辽宁省档案馆研究员佟永功查到李德启载于1936年纪念故宫博物院创立十一周年刊行的《文献论丛》中

  《满文老档之文字及史料》一文,其中对金梁《满洲老档秘录》序中提出“太祖时即称皇帝”的看法提出辩驳。李德启认为“han(汗)字并系满洲之首特有之尊称,故实际上‘汗’与‘皇帝’并无尊卑之意义存乎期间”,故太祖时一直用“汗”而不是用“皇帝”,改称皇帝是太宗时事。“至金序所云,乃系误信译文所致,实则其引证之察哈尔致太祖书中满文为……(略)。依满文原文,实应译为‘察哈尔使臣携来之书云: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青吉思汗,问水滨三万诸申国主昆都仑赓音汗……’”而《满洲秘档》中将昆都仑赓音汗之“汗”字译为“皇帝”。此在意义上虽无差别,但未见原文者视之,则易生误会,以为太祖在彼时已袭用汉字特有之皇帝称谓矣。李文所言之观点,对拙文是一有力支持,故简述于此。

  综上所述,“后金天命皇帝”之印的翻解,疑点甚多,本文虽提出数点质疑,仍不敢自信为定论,今不揣浅陋,以就教于方家。


    (本文作者系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原文刊载《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上)199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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