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留芳泽在人问—石光传略（上）
2018-07-01 14:06 《党史纵横》2001年第12期 沈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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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原名张东之。1908年11月25日生于抚顺县千金寨。 石光出生时，家境殷实。其父、母祖藉山东胶县。父亲张美章，原在老家县衙办差，因得罪土匪，不得已举家流亡到抚顺经商。石光6岁入私塾读书，8岁（1916）入抚顺县立第九小学读书。 1920年，石光的...
石光（1908-1990）
石光出生时，家境殷实。其父、母祖藉山东胶县。父亲张美章，原在老家县衙办差，因得罪土匪，不得已举家流亡到抚顺经商。石光6岁入私塾读书，8岁（1916）入抚顺县立第九小学读书。
1920年，石光的父亲去世。此时，家境渐衰，父亲留下的家业由其母亲庄氏和其哥哥继续经营。其母亲出身农家，以勤俭为本，虽然家计清贫，但她颇有远见，并未因此而停止供养三个孩子念书。
1922年，石光小学毕业，进入了刚刚成立的抚顺县立初级中学读书。茌学校，石光的各门功课都很不错，是一名倍受教师称誉的好学生。
1925年，石光初中毕业考入奉天省立第三高级中学(以下称奉三中），只身来到了沈阳。由于初中时数学成绩优良，所以考入高中后，石光选修了理科。虽然如此，茌功课之余，他还是比较喜欢看文学方面的书刊，当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版的书籍和杂志，他差不多都看过。奉三中原在沈阳东塔附近，石光入学半年后迁到了北陵。闲暇之时，石光常约二、三好友流连在北陵的黄花红叶、苍松翠柏之中，谈理想、谈今后的个人打算。
13岁时(1926年)，石光奉母命回家完婚。妻子唐国清，系父母早已定下的一门亲事。婚后，石光与唐国清共生有四个子女。
1928年，石光从奉天省立第三高级中学毕业后，放弃了原来学习理科，将来干一番实业的打算。这时的他对社会上许许多多不平等的事实，中华民族的落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凌辱思考了很多，感到从思想上探讨解放之路是很有意义的。这样促使他报考了东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
东北大学是1923年张作霖统治时期创立的，张学良于1928年担任该校的校长。校址在沈阳古老的陵园昭陵附近，环境幽静而美丽。
当时东大哲学系的课程以古代哲学著作为主，石光对此很不感兴趣；在课余，他很少翻书看笔记；即使面临考试，他也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彻夜苦读，只是在考前准备三、四个小时，能考个70分左右就满足了。他利用大量业余时间看了许多课外书。石光对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进步文学十分喜欢，如高尔基、鲁迅的著作，凡是他能找到的，都认真阅读过，书中的人物和思想给他以后示，促使他思考人生的道路。课外，他还经常写点文艺作品，校刊和省内的报刊上时时会出现他的名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对石光思想上的沖击是很大的。他痛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把袓国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石光携其妹（张书文）仓促流亡到北平（今北京)。初到北平时，借读于清华大学。1931年冬，东大在北平复校，他又转回东大。边读书边在校报《东方快报》兼任副刊版编辑工作。
1933年9月，石光从东北大学毕业后，便正式到《东方快报》工作。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
在《东方快报》期间，石光以笔名石光、今人、东白、唐人、紫石、石子、矿工、贝子等，写了许多有关抗日的文章和一些文学作品。有一段时间(大约二年左右)，石光每天都在副刊上撰写一篇短评，针砭时弊，挞伐社会的黑暗；同时也介绍和评价一些电影和新闻入物。石光编稿子往往不看写稿人的名气而是看来稿的质量，注意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使副刊成为那些不知名的青年的文艺园地。在他的参与下，《东方快报》的副刊在当时北平的报纸副刊中，是办得较有生气的。
1937年6月20日,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指导下，我党领导的抗日进步团体“东北救亡总会”(以下称东总)在北平成立。石光即被聘为东总宣传部干事，并在东总所办的《东北知识》和《东北之光》等刊物兼任编辑工作。这一时期，石光还与张庆泰、关梦觉(守成)、李华春(共产党员)等人利用东大校友会办会刊的钱，在北平办起了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的半月刊——《黑流》，但仅出刊了两期，便被迫停刊了。从此石光便一直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宋哲元的部队退出平津，汉奸上台。石光怀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北平，由塘沽乘船到了山东烟台。在途中，石光听说南京政府宣布抗战了，十分兴奋。8月，石光来到济南，他从报纸上得知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感到抗日的前途愈来愈光明，愈来愈有希望。他开始萌生了去延安的愿望。
1938年1月，石光到了武汉。此时，东总也恰好迁到了汉口，并出刊了《反攻》半月刊，由关守成(梦觉)同志负责，适逢张庆泰也从前线归来，石光便回到了东总，和他们一起编辑《反攻》杂志。
1938年4月，石光到东北中学(张学良于1932年在北平创办并兼任校长，以下简称东中。此时在豫鄂交界的鸡公山)担任国文教员。
到东中后，石光积极领导学校的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不仅认真地备课教书，而且向同学们讲时事、讲抗事、讲苏联，也讲中国的历史和爱国人物。在教书之余，石光还担任了学校的后方服务部和文艺研究会的导师。每星期出刊壁报《抗战文学》，对东中同学思想上的进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快，在石光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的热血青年。校内的国民党CC派顽固分子造谣，说石光鼓动学生造学校的反，甚至想把石光赶出东中。
1938年夏，日寇逼近湖北，东中奉命迁至湖南邵阳桃花江畔的桃花坪。10月25日，武汉沦陷，湖南告急，刚刚复课不久的东中又奉命继续西迁，1939年下半年到达重庆。
到重庆后，东总党的负责人于毅夫、于炳然见到了石光，希望他回到东总所办的《反攻》杂志。石光欣然地回到了编辑部任编辑组长，继续他的编辑工作。这时的石光，对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和假抗日真反共的嘴脸看得更清楚了。去延安的心情和决心更加迫切更加坚定了。
1939年，国民党“东北协会”所办的刊物《时与潮》在重厌创刊，该社总编辑金仲颐与东总商量，要求调石光过去担任编辑并兼任《时与潮》社印刷所副经理。当时的“东北协会”虽然由CC派顽固分子齐铁生所把持，但他对《时与潮》社的工作基本上不过问，只是定期给钱而巳；在《时与潮》社工作的多是思想比较进步的爱国人士，其中有许多人与石光在东大有同窗之谊，因而《时与潮》在重庆的学术界颇有些影晌，销路亦不错。
出于统战方面的需要，东总的党负责人于毅夫、于炳然等同志同意石光去《时与潮》兼任编辑和印刷所的副经理，时为1940年4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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