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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物

长留芳泽在人问—石光传略(中)

时间:2018/7/2 14:07:57   作者:沈东文   来源:《党史纵横》2001年第12期   评论:0
内容摘要:  1940年9月,东总秘书主任于炳然利用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少将视察员名义,借赴陕西榆林视察马占山部队的机会转赴延安。这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石光作为“副官”陪同于炳然北上赴延安。  1940年10月,石光和于炳然到了延安。中央统战部认为,旣然于、石此次北上是借国民党战地党...

  1940年9月,东总秘书主任于炳然利用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少将视察员名义,借赴陕西榆林视察马占山部队的机会转赴延安。这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石光作为“副官”陪同于炳然北上赴延安。

  1940年10月,石光和于炳然到了延安。中央统战部认为,旣然于、石此次北上是借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名义来的,因而还必需去榆林马部视察一次,以便应付差事,同时也可以做做统战工作。这样于、石二人去榆林一个多月。1940年12月底,石光返回延安。到延安后,住在“东总”通讯处学习了一段时间,统战部和中央组织部决定石光到中国文化抗敌协会工作;不久,延安“文抗”机关成立,石光被“文抗”理事会聘为副秘书主任,主任为黑丁。

  在革命圣地延安,石光接受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他认识到,抗日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前途、民族的前途乃至个人的前途,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使石光坚定了要加入共产党的信念。与国统区不同,延安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使石光工作更加积极。1941年12月,经刘白羽、马加二同志介绍,石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文杭”,是我党领导下的延安抗日文艺的管理机构,聚集了一大批奔赴延安的进步作家,其中东北籍的作家约占三分之一左右。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吴玉章同志任主任,罗烽为秘书长,组织上调石光去任秘书。除了承担“文委”工作之外,石光还兼任了陕甘宁边区行政干校的国文教员。

  1943年3月8日,石光与白晶泉(云扬)在延安结婚。婚后石与白共有子女五人。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幵始。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延安整风后期,即1943年初,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延安的中央机关开始审干工作。当时担任这次审干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康生,以“左”的面目出现,夸大敌情,向中央反映假情况,掲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在这种情况下,婚后不久(4个月)的石光,即被延安保安处逮捕,名曰“抢救失足者”,实则是肃反扩大化。

  石光这次被捕入狱,主要因由,是他同于炳然一起来延安的,而且是从重庆东总来的;而东总当时被诬为“国民党的红旗政策的特务机关”,于炳然作为东总的负责人之一,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关系密切,并且与“中统”和“军统”的头面人物均有联系。于炳然和石光进入延安,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煽动性报告中被说成是:于炳然带着人和枪到延安,准备勾结胡宗南,里应外联,进攻边区……此案几乎波及了所有从东总来延安的同志,就在石光被捕的一个星期之后,白晶泉也被审查了。

  石光是第一次面临政治运动的考验,思想上毫无准备。在被审査初期,他对自己到底为什么入狱毫无所知。入狱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既没有人告诉他犯了什么罪,也没有被审问。看到同监室的人有的被反反复复拉出去提审,有的人被吊起来拷打,遍体鳞伤地被拖回来,石光思想上很矛盾,这到底是怎么啦?这些难道不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吗,为什么要这么搞?我自己会不会也要遭受这些……?石光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思考,他决心以死来抗争。他绝食了!这不仅是对他无辜被捕的抗议,而且也是对那种逼供信和肉刑的做法的抗议和控诉。

  三天之后,保安处负责石光专案的同志摆了一桌饭,请石光出来。事情往往是巧合的,在石光专案组中,有一个女同志名叫李宁,是李克农同志的女儿,系白晶泉在延大俄文系的同学,与石的关系十分要好,她十分同情这位“石大哥”。她对石光暗示道,你最接近的人是堆?你是随什么人一起来延安的?石光立即就明白了。李宁还告诉他,要好好活着,事情终究是会搞清的,问题虽然复杂一些,但不要失去信心。石光的心里顿时豁然幵朗,这顿饭他很高兴地吃完了。

  他知道,他的问题无非是同于炳然联系在一起的。按照推理,于炳然既然是国民党少将特务,他是于的副官,当然也难逃干系。他也清楚,于炳然的事情由于国统区和解放区的隔绝,查起来要麻烦一些,时间也要长一些。他相信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他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相信一个受党多年影响并立志于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党的组织是会掲搞清楚的,他心中更加坦然。

  回到监室后,石光一扫入狱以来沉闷不语的做法。和石光关在同一窑洞里的共有四名同志,由于忍受不了拷打和各种逼供信的做法,有的同志也曾想到过自杀;也有的人想脱离延安。石光谈笑风生,鼓励同监室的同志要振作起来。无事之时,他给同志们讲故事,从《三国演义》讲到《水浒》,从《西游记》讲到《聊斋》,用此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1943年8月15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同志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坚决废止肉刑”等九条方针,这使得遭受“抢救运动”迫害的同志们的境遇有了改善。这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对冤、假、错案进行甄别的指示,对搞错了的同志逐一进行甄别。这一年,周恩来同志也回到了延安,他提出:东总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进步组织,不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东总与国民党的上层打交道,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都是按照我党的指示进行的。这一切,使从东总来延安的同志大部分得到了甄别。可石光仍没有结论,但比起过去要自由得多,他参加了保安处的生产劳动,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了。石光干的活是纺线,别看他是人高马大的东北大汉,纺起线来可是一把好手,一天能纺一斤多,比女同志还能干,因此他被评为劳动模范。

  1945年初,石光还在等待组织对自己的结论,但他巳经可以自由活动了。每逢周六,他被允许到白晶泉的窑洞去过周末。就这样,石光一直等待结论,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石光在回忆延安整风时说:“我在整风中收获还是很大的,一是甘心为工人阶级服务,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二是批判了我过去无根据的高傲自负,能够虛心的作一个革命的干部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党迅速派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9月1日,白晶泉找到了石光,对他说:“组织上巳决定我随赴东北干部团出发,明天就走,我来看看你。”石光听了黯然神伤,什么话也没说。9月2日,领导上突然对白晶泉说,你先不要走了,把领来的东西退了,等一等再说。9月8日,党组织迅速为石光作出了结论:无政治问题。

  1945年9月9日,石光随第二批赴东北干部团从延安出发,他担任了他所在大队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负责后勤工作。虽然石光被关押长达两年半,但身体依然不错,每天行军他都打前站,安排好大队人马的食宿。晩上,等同志们都吃好睡下之后,他才能睡上一觉。就这样,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急行军,于10月初抵达沈阳附近的马三家子。这时由于苏联红军的干预,我军正准备撤出沈阳。石光和胡松、段永杰(三人小组成员)换便衣进入沈阳,见到了彭真同志,得知沈阳是不能进了。他们离开马三家子,来到本溪。当时东北局正在本溪,组织上安排石光去安东省报到。

  石光一行则径赴安东(即今丹东)市。安东省副主席刘澜波见到石光后,对他说,我们接收了敌伪政权,但缺少干部。当务之急是把留下来的伪职员,进行培训。组织上分配石光、段永杰、李敬石等同志着手创建安东建国学校,石光任教育处长,以后又任秘书长。建国学校先是培训伪满职员,以解决接收城市后,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缺乏问题;之后是培训贫雇农,为土地改革做组织上的准备。建校初始,既无经验也无教材。石光和其他延安来的同志白天上课、工作,晚上还要站岗放哨,条件十分艰苦。

  1946年10月,国民党进攻安东,省委决定建国学校迁宽甸县。1946年深秋,石光率领一部分建国学校的干部来到宽甸,打算在宽甸继续办学。由于形势变化,继续办学已不可能,省委决定解散建国学校。石光被任命为桓仁县副县长,一部分干部在桓仁东部打游击。

  11月中旬,石光率队伍到了桓仁东部的三架窝棚。当时的形势是,敌人的主力已经撤离,县里的伪职人员和警察及少量部队龟缩在县城里;各区一般都有地主武装,名曰“大团”。县委领导的县大队只有一个连,且新兵占绝大多数。石光有时率人配合我主力部队行动,有时带领小部分县大队与敌人周旋。同志们在县委和石光的带领下,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使敌人在这个游击区始终没有站住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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