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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物

长留芳泽在人问—石光传略(下)

时间:2018/7/3 14:09:06   作者:沈东文   来源:《党史纵横》2001年第12期   评论:0
内容摘要:  1947年春,在我军主力强大的攻势下,敌人不得已撤离了县城。桓仁县第二次解放后,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石光参与并领导了梪仁县的土地改革。土改翻身的贫苦农民更加拥护共产党。桓仁县的土改中,虽然也有“过火”行为,石光都能及时给以纠正并勇于承担领导责任,而且他还在土改中尽极大的努力保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有...

  1947年春,在我军主力强大的攻势下,敌人不得已撤离了县城。桓仁县第二次解放后,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石光参与并领导了梪仁县的土地改革。土改翻身的贫苦农民更加拥护共产党。桓仁县的土改中,虽然也有“过火”行为,石光都能及时给以纠正并勇于承担领导责任,而且他还在土改中尽极大的努力保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一次,有人提出要把知识分子送到农村交给贫雇农批斗,甚至提出要把已经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拉到群众大会上去斗争,石光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及时进行了制止。


  他向大家讲了土改的政策,讲了知识分子的长处和作用,也讲了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提出应该教育、团结知识分子,使他们感到党和革命队伍中的温暖。这在后来的桓仁县教育、文化、卫生工作的恢复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期间,石光还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为以后地方政权的建设打下了基础。1948年秋,石光任桓仁县县长时,在《辽东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化的永久性》。在文中提出:我们事业需要文化,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离不开知识分子。今天看来,这篇文章也不失为一篇有远见的好文章。

  1949年2月,省委调石光回安东,任辽东省行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兼总支书记。这时,东北全境已经解放,方方面面都需要大批干部,党的工作中心也开始转向城市。石光到行政干校后,主管教学工作。城市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干部的教育在当时还是新课题,石光迅速地建立起一套新的教学方法,以适应新形势下干部教育的需要;在行政干校的管理上,建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在石光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行政干校为辽东省输送了大批急需的干部,其中有许多人成为新东北建设的骨干力量。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安东市处于抗美援朝最前沿,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极重,需要配备得力干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1月初,石光被任命为中共安东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同时还担任抗美援朝安东市分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石光一到任,就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去。他到处奔走,开动员会、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欢送志愿军、接待袓国各地去朝鲜前线的慰问团以及各种迎来送往的活动,有时一天只能睡二、三个小时的觉,甚至在敌机轰炸时,也顾不得躲入防空洞避一避。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幵始。石光在负责自己所管的宣传工作之外,还负责安东市内五个区的“三反”运动。由于有在延安参加“抢救运动”的经验,石光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都亲自过问,亲自看材料;要斗争谁,事先必须征得他的批准。严格掌握着斗争的政策界限,使他领导下的“三反”运动没有出现大的偏差。这在当时打击面普遍扩大化的情况下,是十分难得的。

  1953年6月,辽东省委调石光任《辽东大众报》的社长。搞报纸对石光来说是驾轻就熟。在《辽东大众报》,石光围绕党的宣传中心和省委的部署,积极地组织落实。此时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同志两次修改过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发表的前后时期。《辽东大众报》对此作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许多重要文章石光都亲自阅改,有时对版面的安排也亲自过问,使报纸在辽东省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1月,辽东省委任命石光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辽东大众报》社社长。于是石光每周都到省委宣传部开会和处理他分管的工作,直到1954年秋宣布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为止。

  1954年,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为辽宁省。11月,石光调本溪市委任宣传部长。1955年9月,为加强市委的集体领导,石光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之后,石光还担任过政协本溪市委员会第一、二届副主席。

  石光在本溪工作期间,正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肃反运动,中共八大的召开,反右派斗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以及后来的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建国后的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给负责党内宣传工作的同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石光在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运动中,始终是慎之又慎,努力按照党的政策和市委的部署来抓自己所分管的宣传工作,深入农村工厂,调查了解情况,撰写了许多重要的文章。

  1955年7月,肃反运动开始,石光担任了“肃反五人小组”的专职副组长。他认真仔细地反复学习中央的文件,严格按中央的文件精神执行,注意发扬民主,及时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坚持调查研究的万法,查清了一些隐藏在国家机关和入民团体中的反革命分子,也弄清了一批干部的历史问题。

  在运动中,上级对本溪市进展比较缓慢提出了意见,石光周围有的问志也头脑发热,但石光始终是稳扎稳打,宁肯步子慢一些,也要“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在后来的反右运动和反右倾运动中,石光也是抱着这种看法去做的。有肘,囿于当肘环境、形势的限制,石光也常常身不由己,但他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一些同志,特别是

  保护一些被锗误对待的知识分子。反右时,国内知名的东北老作家舒群同志,因在全国作协被打成反党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舒群己要求到本溪,石光着意保护了他的一家。舒群同志后来在临终弥留之际,还不断呼喚着“石光”的名字,此情此景,感人至深。除舒群同志之外,石光还尽力保护了其他一些被错划的作家,保存了创作力量和创作人才。而这一切,都为石光以后的政治生涯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文革”之中,这些都成了石光头上难以避免的种种“罪名”。

  1960年,第二届东北局成立。石光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在东北局以后的六年里,石光还担任过文艺处代处长,直至十年浩劫开始。

  初调东北局时,与石光原任职务相近的同志均安排为正处长;有的同志对石光的职务安排也有一些看法,但石光自己对此事只是一笑置之,从未说过什么不满的话。建国后,特别是实行级别工资制之后,职务的安排、级别的高低往往能反映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觉悟和胸襟,石光恰恰在这一点上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只要是组织决定的,他都愉快地服从分配,并积极努力工作。可以说,做工作争先恐后,个人的事情,则与世无争。凡是与石光共过事的同志,谈到这一点时无不从心底里表示钦佩。

  1966年,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幵始了。东北局宣传部在劫难逃。先是打倒了几位部长,接着就波及到了石光。在东宣部的六、七位处级干部中,惟一被点名“打倒”的只有石光一个人。"特务”、“包庇右派”“周扬的黑爪牙”等等罪名向他的头上压来,在几次批头中,石光被围在中间强迫站着,周围的人又是喊口号又是批判,叫他低头,勒令他承认自己的罪行。面对这紧张的气氛,石光心中虽然不服,但他还是那么耐心那么沉着,平心静气地解释着,申辩着,既无气恼也无懊丧的神情。

  这种阵式,对石光来说并不陌生,在延安时,他就领略过逼供信的滋味,这次就好像康生搞的“抢救运动”的翻版,只不过是增加一些新的罪名而巳。他自己相信,党是会搞清楚他的问题的,群众最终也是会了解他的。

  1968年,石光随同其他东北局的干部来到盘锦“辽宁省五七干部学校”。当时石光已经六十岁了,进入了老年阶段,同去干校的同志们在劳动上还是照顾他的;尽管石光挨批挨斗,但一些同志的心里对石光还是有正确评价的,绝大多数人认为石光是个好老头。

  1969年秋,辽宁的大批干部开始“插队落户”,“四人帮”在辽宁的黑爪牙还将此作为经验大肆介绍。12月中旬石光被下放到眧乌达盟宁城县的大城子公社四龙大队第五小队。当时的宁城县,贫穷、干旱、风沙大,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十分艰苦,再加上政治上的迫害和压力,石光一家的处境可想而知,但石光仍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后来别人与他谈起这段插队经历时,石光还是淡淡的一笑。

  1973年3月,石光回到了省城沈阳,他担任了辽宁省图书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初到时,省图书馆的工作已经被搞得混乱不堪。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石光小心翼翼地着手图书馆的整顿工作,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整理书籍,与同志们交谈,消除派性等等。由于文革打乱了正常的秩序,使图书馆有五年时间没能开馆,许多业务骨干和专业人员被下放,新进来的人又不熟悉业务,藏书组和目录组被掲得一塌糊涂,使图书馆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石光几次到省文化局反映、呼吁,要求调回一些专家和业务骨干。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回老同志谈何容易,弄不好"回潮"、“复辟”的帽子就会扣到头上来。但在他的力争下,还是调回了一些老同志,使图书馆的工作逐渐地趋于正常。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病逝,石光同志闻知后,悲痛欲绝。他想到了在延安,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为“东总”说话,他是不能得到解脱的,也不会有他的今天。I976年10月,“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石光立即着手图书馆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了省图书馆的全面整顿和恢复时期。文革中下架的图书开始成批地恢复了借阅,目录组和藏书组也得到了恢复,被调走的业务人员陆续调回。

  1977年6月,组织上调石光到省文化局任副局长。这时的石光,已经是六十九岁高龄了。他负责全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及考古和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为了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曾数次下去掲调查研究。

  在省文化局工作期间,石光同志对大中城市的中心图书馆建设、文物古迹的保护、电影发行和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等等,都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从图书馆、博物馆舍的维修、人员的安排到生活上的困难,他样样过问,甚至连保管文物所需的樟木箱子的用料问题,他都注意到了。

  1979年5月15日,石光到辽宁社会科学院任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协助院长陈放同志负责全院的日常工作。到院伊始,石光就普遍找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谈话,了解院的情况,在科研所的设置、机构的安排、干部的配备上,在办院方针的提出、确定业务方向、开展重点课题的研究等方面,石光配合陈放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

  由于年事已高,再加上疲劳,1979年9月9日晚上,石光的心脏病发作了,而且比较历害。这之后,便住进了医院。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石光从省图书馆到省文化局,从省文化局又到社科院,从末因病住过院,坚持天天上班。他总想利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人民多做点事情。这次病倒之后,石光常常想到死,他知道人难免一死,由此他想了很多。在9月10日的日记中,石光写道:

  人总归要回到大自然去,老了,想到这个,也不足为怪。

  死了,火化,不登报,不开追悼会。开这种会,劳民伤财,没有意思。

  骨灰埋入荒山,人迹不到的地方。不登报也难免有人知道,憎我者可大笑一声;爱我者,洒几滴眼泪,也就是了。

  后代子孙,不论革命的道路如何曲折,如何艰难险阻,都要为共产主义社会——真正无压迫、无剥削的自由社会,奋斗终生。

  这篇日记,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博大、无畏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在对待个人问题上,特别是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上,石光总是泰然处之的;即便是死,他也愿意默默地离去……。

  病好出院之后,石光又回院里上班了。

  石光在辽宁社会科学院,是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后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他恪尽职守,任劳任怨,他和陈放及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为辽宁社会科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辽宁省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这里,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关心同志,关心知识分子的成长,展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82年12月,石光同志离休之后,仍在关心着院内的同志们,关心社科院的建设,关心着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事业。但毕竟是退下来了,时间充裕多了,他想系统地看一些书;他打算用几年的时间,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他也想对自己所熟悉的老一代东北作家,作一些研究工作;他还想到他过去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这些想法和打算,有的他已经着手或实现了其中的一部分,有的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便被病魔挡住了去路,成为永远的遗憾。

  1990年10月9日11时45分,石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终于默默地离我们而去了。一个从青年时代起,为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最终走到了革命队伍中来的人,为了他所献身的事业燃尽了最后一点热能。石光同志平凡而又坎坷的一生,刻划出与他同时代的、站茌抗日救亡斗争前列的东北流亡进步青年投身革命的典型轨迹,但也有着与其他人所不同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个人经历。

  人是终将会死的,但石光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则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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