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家军最后一战死守浑河

从清朝屏风上揭下来的戚继光手迹。

戚继光发明的鸳鸯阵草图。

清朝信牌

  □本报记者/傅淞巍

  核心提示

  明朝名将戚继光的手迹很少见，辽宁省档案馆珍藏着一份戚继光在山东登州任职时的手迹。研究者推测，此手迹为明朝叛将孔有德、耿仲明向皇太极投诚时带到沈阳的。根据明朝档案和《明史》记载，研究人员发现戚继光曾协助辽东防务，在绥中境内修筑长城。戚家军的最后一战在沈阳城南展开，全军覆没。

  史记

  戚继光与李成梁

  据《明史》记载，隆庆初年(1567年)，明朝廷调戚继光北上，先后任命其为神机营副将、总兵官、右都督、左都督，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包含今天津、河北、辽宁部分地区)，防御蒙古骑兵的侵袭。

  戚继光视察边塞时发现，蓟镇的边境垣墙（即明长城）有一处坍塌，于是他向朝廷请求把毁坏的墙口修筑为敌台。戚继光建议在1000公里的防线上修筑敌台3000座，整个修筑工程全部由戍守士兵承担，既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和农民的徭役，又可锻炼边军吃苦耐劳的品质，士兵平时在敌台附近屯田，以解决军粮问题。

  王越向记者介绍，戚继光是个军事工程家，他设计修筑的敌台有空心和实心两种。空心敌台分大小两种。大敌台多设在险要地段，高15米，内有三层，上层供瞭望，中层为战斗室，下层为库房和休息室。小敌台突出墙外约3米，高出墙体约5米，上层建有骑墙铺，下层比较宽敞，可供10人休息和战斗。敌台之下，另有屯田军队和台上守军配合作战，不让敌人进犯。

  这种科学的防御方法得到了明朝廷的批准，从隆庆三年春天起，戚继光调动军队修筑长城，到隆庆五年秋，全部边墙敌台修筑完毕，包括今天绥中县永安堡乡西沟村一带长城。 

  今天游客在那里还会看见当年戚继光率兵修建的五眼敌楼、六眼敌楼、哨楼、库房楼等，都是珍贵的古代建筑实物，是古代长城建筑的典范，具有独特的考古研究价值。

  据《明史》记载，为给蓟辽的明军树立榜样，戚继光把当年抗倭时的旧部3000名浙江兵调至蓟州。史料记载，3000名浙兵到来之日，在郊外列阵，正赶上下起大雨，但从清晨到黄昏，3000名浙兵“植立不动”。在一旁观看的北方官兵大惊失色，从此方知何为军令如山，再经戚继光调教，“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据王越介绍，这3000名浙兵的一部分，参与了修筑西沟村长城并驻守于此，其后人至今仍然生活在西沟村。

  戚继光和李成梁是同一时代的名将，二人是否有交集呢？《明史·戚继光传》中提到，在蒙古察哈尔部进犯辽东时，戚继光曾率部紧急支援，偕同辽东军队打退了蒙古骑兵，当时辽东的部队归李成梁指挥。此外，《明史》还提及：“南北名将马芳、俞大猷前卒，独继光与辽东李成梁在。然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说的是名将马芳、俞大猷去世后，由于戚继光镇守的蓟门防守坚固，敌寇无法入犯，便转移到辽东，得以让李成梁独据战功。

  清朝人用明朝公文纸糊屏风

  辽宁省档案馆珍藏的明朝档案有1081件，占全国明朝档案总数的1/4，其中一幅戚继光手迹尤为珍贵。

  辽宁省档案馆研究人员王越告诉记者：“这1081件明代档案能够留存下来殊为不易，甚至可以说有点儿幸运的成分。”

  明朝天启元年也是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陷辽东都指挥使司所在地辽阳，掠获明朝辽东监察院大批文书档案。4年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将其带往沈阳。这批档案就这样保留下来。

  “后金统治者之所以看重这批档案，不是在意档案中记载的内容，而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战时，后金物资极为匮乏，这些档案就派上了后人想不到的用场。”王越说。当时后金押运粮草在通关时须展示信牌，信牌有封套加以保护，封套夹层内需要填入棉花、布料等物，在棉花、布料紧缺的情况下，明代这些公文纸就被当作替代品填入其中，而那些较大的公文纸则用来糊屏风。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故宫的工作人员清点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物品，在打开信牌封套、揭裱屏风时发现了这批珍贵的明代档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珍藏的明代档案称为‘信牌档’‘屏风档’的由来。”王越说。

  明朝降将带来戚继光手迹

  戚继光的手迹曾被当作清代宫廷屏风的衬纸，是“屏风档”中的一份，长77厘米、宽62厘米，右侧为下属呈报的公文，左侧为戚继光的批语。王越介绍说，明代传世的公文稀少，戚继光处理地方公务的亲笔批示更是绝无仅有，史料中对戚继光的记载多为军务，涉及政务的极为罕见，这份手迹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于2003年被定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这份手迹写于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八月，当时戚继光在山东登州任都指挥佥事，管理三营二十五卫，总督山东备倭军事，兼管地方政事。王越介绍说，写下这份手迹，起因是登州卫指挥使刘绍远等人，向戚继光汇报打击地方豪绅聚赌一事，戚继光下达指令说：“如果豪强有势之家，该卫难于拿处者，即便速呈。”果如戚继光所料，由于官府与地方豪绅勾结，对聚赌违法一案推托不办。于是戚继光怒不可遏，在呈报的公文旁写下批语，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手迹内容：“看得详报招由，法虽已的，但棍伙结党败俗，情极可恶。且史辰、李氏俱称未到官，该卫枉法曲护可见矣。仰卫务要拘获人犯，逐一完足，连招解夺，转会发落。此缴。”王越解释说，“从批语中，不难看出戚继光疾恶如仇的性格和为人为官的凛然正气。”

  除了戚继光的手迹之外，其他“屏风档”的内容，也大多是明代山东的政务信息，而当时的山东与辽东并没有直接的文书往来，这些明代山东文书档案是如何到达盛京（今沈阳）皇宫里的呢？王越说：“这个问题曾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难解之谜。”

  史料表明，明天启元年后金兵攻陷辽阳时，当地明朝将领孔有德、耿仲明投奔毛文龙。后毛文龙被袁崇焕杀死，孔有德、耿仲明越海至山东登州。时任山东登州莱州巡抚的孙元化接纳二人，任命他们为参将。不久孔有德、耿仲明又起兵反明，攻陷登州、莱州。崇祯六年（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率部从登州渡海投降了后金，在盛京受到了皇太极的隆重接待。皇太极对孔有德、耿仲明进行了封赏，孔有德、耿仲明将随船携带的物品进献给皇太极。

  王越说：“研究者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推断，孔有德、耿仲明将占据山东登州时所获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文书档案带到了后金，交给了皇太极，戚继光的这份手迹就夹杂在其中。”

  浑河南岸一场血战，世上再无戚家军

  据资料记载，戚家军军规严厉，武器较先进，战斗力强。戚继光曾自述：“从军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遭一劫”。在与倭寇和蒙古铁骑的对决中，戚家军不仅未尝败绩，更是每仗必获大胜。据《明史》记载，血战林墩，歼敌4000，自己阵亡90人，这是戚家军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而像奇袭牛田、迎战海宁等大型战役竟无一人伤亡。戚继光率领戚家军转战南北，歼敌总数达15万人，伤亡仅200余人。这种对敌伤亡比例，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也极为罕见。

  王越介绍说，万历十六年（1588年）戚继光病逝后，戚家军仍然存在，击破蒙古铁骑，赴朝抗倭，仍延续着不败战绩，而戚家军的最后一战和唯一的败仗则发生在当时沈阳城南浑河之畔。

  这支戚家军是由戚金率领的。据《戚氏族谱》记载，戚金为戚继光二弟戚继明之子，年少时跟随戚继光，屡立战功，“练兵颇有父（指伯父）风”，在江南吴淞总兵任上因病辞职，又于天启元年因辽东战事爆发，主动率领戚家军出关。

  天启元年3月12日，由浙江子弟组成的戚家军与明朝的一支川军抵达浑河南岸，本欲解沈阳城被困之围。孰料，由于城中明朝守将何世贤、尤世忠贸然出城与八旗军作战，遭遇埋伏双双战死，城中有蒙古流民做内应斩断了吊桥，号称固若金汤的沈阳城一天便被攻破，令前来救援的明朝川浙军团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

  据史料记载，当时川浙军团的将领们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官兵们求战心切，遂决定主动迎敌，川浙军团分为两部分，3000人的川军渡河在浑河北岸迎敌，戚家军则在南岸结阵驻扎。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八旗军步骑兵总兵力达到8万人，而明军不足万人，且全为步兵，又是远道急行军而来。交战中，川军一度用长枪戳得后金骑兵人仰马翻，后金军伤亡了2000多人，这时沈阳城头的大炮齐射，明军被打乱阵脚，八旗军乘机掩杀，明军将士所剩无几。

  战火随即燃至浑河南岸，戚金率戚家军列阵出战。当八旗军的骑兵冲击到300步时，戚家军的大口径佛郎机火炮开火，冲击到200步时，阵内弓弩齐发，待骑兵进入百步之内，火箭、火铳、小口径虎蹲炮以及其他火器齐射，这正是戚继光所创的“火铳三叠阵”。

  令人遗憾的是，生死战之际，赶来救援的明朝军队却止步不前，被努尔哈赤派军击败，而八旗军的援兵源源不断地赶来，冲入戚家军阵中。戚家军又排出了戚继光发明的“鸳鸯阵”，以12人为一个作战基本单位，长短兵器相结合，随地形和战斗需要不断变化，与八旗军展开惨烈的肉搏。

  战至傍晚，戚家军弹尽矢竭，仅存的几十名战士把将领戚金、童仲揆围在当中，“鸳鸯阵”依然不乱。

  《明史》中对戚家军最后的记载是“力尽矢竭，挥刀杀十七人。大清兵万矢齐发，仲揆与戚金、名世及都司袁见龙、邓起龙等并死焉”。浑河之战，数千戚家军让占尽优势的八旗军付出了“死伤亦相当”的代价。无论是明朝的实录还是清朝修的《明史》中，无一不对浑河血战中川浙军团的勇敢大加赞誉，称此一战“凛凛有生气”“时咸壮之”“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王越介绍说，此战之后，义乌、宁波等地县令上书明朝廷，称“国家连年征战，因浙兵善战，广被征召、伤亡，此地男丁十去七八”，明朝廷遂下令不再招收浙兵，戚家军、鸳鸯阵、火铳三叠阵从此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辽宁省档案馆供图）

  人物

  王 越

  曾参与《中国科技档案史》的编写，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存中国古代科技档案遗产及科技文化价值的调查研究”，在《中国档案报》《兰台世界》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