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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现

卢然:抚顺琥珀被发现利用时间或可追溯到千年以前

时间:2018/7/17 13:29:43   作者:作者不详   来源:抚顺七千年   评论:0
内容摘要:抚顺琥珀(采自范勇《图说抚顺琥珀》)抚顺琥珀(采自范勇《图说抚顺琥珀》)  抚顺是世界四大琥珀产地之一,也是中国宝石级琥珀和昆虫琥珀的唯一产地。但关于抚顺琥珀是何时开始被发现、利用问题,到目前为止,在研究领域还是一项空白。按照抚顺琥珀产业界某些人士观点,抚顺琥...

卢然:抚顺琥珀被发现利用时间或可追溯到千年以前
抚顺琥珀(采自范勇《图说抚顺琥珀》)

卢然:抚顺琥珀被发现利用时间或可追溯到千年以前
抚顺琥珀(采自范勇《图说抚顺琥珀》)

  抚顺是世界四大琥珀产地之一,也是中国宝石级琥珀和昆虫琥珀的唯一产地。但关于抚顺琥珀是何时开始被发现、利用问题,到目前为止,在研究领域还是一项空白。按照抚顺琥珀产业界某些人士观点,抚顺琥珀被发现、利用起始于上世纪初,也就是抚顺煤田被大规模开采之后,至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


  煤精、琥珀,是抚顺矿层中两种独特的宝石资源。抚顺煤精被发现、认知可追溯到6800-7200年前。在1973年沈阳新乐文化遗址发掘中,出土的文物就有产自抚顺的煤精雕刻制品。然而,同一矿层中出产的琥珀却在6000多年后才被发现、认知,未必是历史真实。


  是不是古人只识煤精而不知琥珀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人对琥珀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现存史籍关于琥珀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南山经》:“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丽渡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疾疾”。其中的记载的“育沛”,经我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章鸿钊先生的考证,认为“育沛即琥珀无疑”。[1]


  事实上,早在《山海经》成书之前,中国就认识并开始利用琥珀了。在四川广汉三星堆1号墓挖掘中,就曾出土一枚心形琥珀坠饰,这是目前中国出土最早的琥珀制品[2]。而三星堆是距今3200-5000年的古遗址。在近几十年的考古挖掘中,琥珀制品屡见于商朝至明代各个时期墓葬遗址中。这说明,人们很早就对琥珀有了认知。


  抚顺琥珀被认知始于哪一个时期,目前我们还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按照一般规律,抚顺煤田被大规模开采之前,人们也是有可能认知琥珀的。既然新乐煤精可以在“抚顺西部”“捡到”,那么抚顺琥珀也同样可能在“西部”被发现。


  以地下文物视角看,文物被发现需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存在,二是认知。抚顺琥珀就是一种未被认识的遥远存在。如果说在“抚顺西部本层(地表)煤”可以“捡到”琥珀是小概率事件,不足以构成人们对抚顺琥珀的普遍认识,那么对抚顺煤炭的适度规模开发,对促成人们普遍认识抚顺琥珀就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了。


  众所周知,抚顺煤炭被大规模开采是1901年以后的事。但是,对抚顺煤炭小规模、浅层次地简易开采历史却十分悠久。1938年,在抚顺琥珀泉山上汉魏古城遗址中,人们发现了散乱的煤壳(不易燃烧的煤)和煤灰,同时还出土了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铸的“半两”“五蛛”钱[3]。这说明至少在汉魏时期,抚顺人就把煤炭作为燃料了。这有可能是抚顺人率先创造的将煤炭作为能源的历史新篇章。


  汉代抚顺人最早将煤炭作为燃料之用,但是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历朝对抚顺煤炭的开发规模并不是很大。但“到了晋代,情况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标志是把煤炭做为手工业生产的能源。”[3]


  晋代时,我国高句丽民族占据了抚顺,并在高尔山上修建了“新城”。考古工作者在“新城”遗址中发现了包含铁镐、铁釜、铁铧、铁熨斗等在内的大量铁器,甚至还发现了建筑材料红砖[4]。这说明,煤炭在高句丽时期已经被大量地用作燃料了。从高句丽人修建“新城”到“新城”被唐军攻克,期间经历长达300年时间,这一时期高句丽各项生产都有了长足发展,因此判断高句丽人对抚顺煤炭的利用量应该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但从高句丽不同时期的墓葬遗址中鲜有琥珀制品出土这一事实看,当时人们对抚顺琥珀似乎还没有明显的认知。然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对琥珀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晋代《博物志》记载:“神仙传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5]。或可能因为中原汉族与东北高句丽族存在地域及文化方面的差异,抚顺琥珀尽管存在,但并未被认识。


卢然:抚顺琥珀被发现利用时间或可追溯到千年以前
抚顺大官屯窑址发掘现场

 抚顺琥珀最早被认识和利用,最有可能出现在高句丽被灭亡300多年后的辽代。因为这一时期具备认识抚顺琥珀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随着抚顺对煤炭的利用量增大,抚顺琥珀问世的机率也会提升;二是契丹人对琥珀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纵观辽东历史,辽朝的抚顺当是它的发展中兴期。辽朝初年,太祖、太宗时期,为了推行“因俗而治”政策,曾将大批被俘汉人安置在头下军州,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契丹贵族察割将所俘5000汉民迁至抚顺地区,建立了贵德州。据有关资料载,当时贵德州户数为20890户,约有10多万人。这在当时已是个庞大的数字。辽朝境内已出现“城郭相望,田野益辟”的兴旺景象。[6]


  随着农业的发展,贵德州地区的手工业也有显著的发展,它的制陶业极大地推动着采矿业的发展。上世纪初,日本人曾在首山发现过深达60英尺的辽代铁矿坑遗迹,说明当时的铁矿开采已经规模很大[7]。这样大规模的炼铁,其燃料没有贵德境内丰厚的煤炭资源是很难想象的。另外,兴起于辽代的抚顺大官屯窑是当时东北地区较大规模的窑址,持续的时间较久。当时烧瓷、炼铁多以石炭为燃料,煤炭的需求量增大,这说明,辽代的抚顺已经对煤田有过相当规模的开发。据《近代中国实业通志》记载,抚顺煤矿“自辽、金以降,久为开采”,这为抚顺琥珀大量面世提供了机会。


卢然:抚顺琥珀被发现利用时间或可追溯到千年以前
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驸马琥珀握手

卢然:抚顺琥珀被发现利用时间或可追溯到千年以前
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胡人驯狮琥珀盒

 辽代佛教兴盛,琥珀在辽朝受到极大推崇。“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民族像契丹人那样崇尚琥珀,用琥珀来装点生活。”[8]在近几十年的考古挖掘中,辽代墓葬出土的琥珀制品最为丰富。其中,1986年,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当地相关部门共同发掘的陈国公主墓,一次性出土了琥珀珍珠头饰、琥珀珍珠耳坠、琥珀珍珠项链、琥珀璎珞等上千件琥珀制品。[9]不仅如此,在内蒙、辽宁等其他地区发现的辽代墓葬中,也都有大量的琥珀制品被发现:


  1950年由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调查发掘的阜新清河门萧氏辽墓中,出土琥珀佩3件、琥珀制品2件、琥珀刀柄1件;


  1953年由前热河博物馆筹备处在赤峰大营子辽墓中,挖掘出土琥珀器6件;


  1956年由东北博物馆发掘的新民巴图营子辽墓,出土荷叶式琥珀饰1件,笋状琥珀饰、条状琥珀饰各2件,各种琥珀珠41颗,蕈状琥珀饰2件,竹节琥珀执柄1件;


  1957年发掘的建平硃碌科辽墓,出土琥珀佩1件;


  1965年由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发掘的北票柳条沟辽代墓,出土琥珀佩2件;


  1974年由辽宁省博物馆、铁岭地区文物组联合发掘的法库叶茂台7号辽墓,出土琥珀珠项串1件,鎏金镶琥珀鸾凤纹银捍腰1件;


  1976年由朝阳地区博物馆发掘的姑营子耿氏族辽墓,出土琥珀琀1件,双鸟琥珀佩饰l件,琥珀料2件,琥珀坠8件,琥珀珠4粒;


  1978年由铁岭地区文物组清理发掘的法库叶茂台19号辽墓,出土琥珀串珠5件,琥珀佩饰2件;


  1979年由辽宁省文物普查队清理发掘的喀左北岭辽墓,出土琥珀珠2颗,琥珀佩饰l件;


  1982年,由哲里木盟博物馆发觉的科左中旗小努日木辽墓,出土琥珀器50件;

  ……


  一直以来,学术界一般将琥珀归入玉文化或其它杂类范畴之内,极少进行过专题研究。直到近年来,少部分学者对辽代琥珀的来源、工艺、题材等进行初步的探讨,且都以中、西文献记载为依据,忽视了对琥珀产地地方史的关注,特别是对辽代琥珀原料来源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另外,由元脱脱等人所撰《辽史》,缺少对琥珀的相关记载,这为后人研究辽代琥珀造成不小困难。


  关于辽代琥珀原料的来源问题,史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观点,或为本地出产,或是来自波罗的海,至今尚无定论。研究者认为,虽然抚顺是世界琥珀主要产地之一,但由于抚顺煤炭是在近百年来才被开采的,因此,很多人将辽代琥珀原料的来源指向了波罗的海。研究者还根据辽与波斯、大食等国交往及文献中西域诸国向中原使贡琥珀的记载,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认识。


卢然:抚顺琥珀被发现利用时间或可追溯到千年以前
抚顺琥珀加工店(1936年)

  琥珀作为一种古老的有机化石,在辽代被视为世间瑰宝,一度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特别被贵族所珍视。另外,辽朝崇佛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琥珀有代表佛血、平安护身之寓意。因此,对贵德(抚顺)地区因煤炭开采而产出的琥珀,绝不可能视而不见。

  辽代抚顺是辽东的中兴地区。辽初的端王、察割,中期的萧燕,这些宫廷顶端人物都与抚顺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里有崇德宫,有贵德州,有宁远军,“有宫户一万六”,有“骑军一万”,有“城”“堡”三十四,有所属县二,有军卒哗变事件,有新修佛塔二……。


  因此,笔者以为,抚顺琥珀完全有条件成为辽代琥珀原料的来源之一,而出产地点很有可能就是“抚顺西部本层”。至于抚顺产琥珀在辽代所占比例,要取决于当时抚顺煤炭开采的规模和琥珀问世的数量,这个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在抚顺地区的墓葬中也多次发现过琥珀制品。1977年,抚顺考古工作者在李石寨乡刘尔屯村东的西汉时期墓葬中,发现了3粒琥珀珠;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新宾木奇乡穆家村发现一个褐釉瓷罐,内盛金银器和琥珀珠等29件。[10]经专家考证,窖藏年代应为元代。虽然目前无法断定上述发现的琥珀是否产于抚顺,但在世界重要琥珀产地的这一发现不该被忽视。


  综上,笔者认为,研究者们之所以将辽代原料来源指向波罗的海,而忽视了抚顺产地,主要是因为对抚顺地区发展历史,特别是抚顺煤炭开采历史不熟悉所造成的。通常以为,抚顺煤炭开采是近代开始的。而通过上述事实,我们知道,抚顺煤炭的开采、利用从很早就开始了,其开采规模也远比以往的认识要大得多。


  另外,由于史料失载,至今我们尚不清楚契丹贵族察割为何选在抚顺建立贵德州。从已知的考古发现和现存文物上看,抚顺有州城、双辽塔、寺庙、瓷窑、驻军以及近十万居民,这在当时来讲,贵德州毫无疑问是辽朝重镇。辽盛时,辽朝疆域已经扩大到海河、霸县、雁门关一线,贵德州并非八方通衢或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塞,这等规模的布局发展其动能为何?以常识来判断,或因冶铁、或因煤炭、或因琥珀。


  注释:

  [1]章鸿钊:《石雅》,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页116、117、124,文物出版社,1999年;

  [3]赵广庆:《抚顺煤炭的早期发现与利用》,载《抚顺地方史概览》2001年10月1版;

  [4]《辽宁抚顺高尔山古城址调查简报》抚顺市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载《考古》1964年;

  [5](晋)张华《博物志》卷四;

  [6]赵广庆、曹德全《抚顺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版,109页;

  [7]宋延英:《辽代铁州地址考》,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

  [8]许晓东:《辽代的琥珀工艺》载《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9]孙建华、张郁:《辽陈国公主附马合葬墓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载《文物》1987年第11期;

  [10]《抚顺市志•市情要览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08月出版。

  参考资料

  曹德全、赵广庆:《抚顺通史》;许晓东:《辽代琥珀来源的探讨》;傅波:《金代的抚顺大官屯瓷窑》;《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故宫博物馆《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辽宁省志文物志•辽金元墓》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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