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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惨案竟有四凶手无罪

2018-09-01 14:29 辽宁日报 郭平 2195
东北行辕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省档案馆收藏的审判平顶山惨案元凶《判决书正本》。  谭学飞  □本报记者/郭 平  核心提示  省档案馆珍藏着几份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其中有一份判决书针对的就...

平顶山惨案竟有四凶手无罪 图1

东北行辕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

平顶山惨案竟有四凶手无罪 图2

省档案馆收藏的审判平顶山惨案元凶《判决书正本》。
平顶山惨案竟有四凶手无罪 图3
  谭学飞

  □本报记者/郭 平

  核心提示

  省档案馆珍藏着几份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其中有一份判决书针对的就是当年抚顺平顶山惨案制造者。这份判决书为我们展示了当年审理日本战犯时调查取得的大量证据，有力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屠杀无辜百姓的暴行。

  省档案馆保存的这份《战犯判决书正本》正文共4页，每页中在文字的修改处都盖有一个叫白永勤的书记官的红色印章。

  这份判决书中的罪犯在封面上就列了出来，他们是日本战犯久保孚、山下满男、金山弓雄、满多野仁平、西山茂作、藤泽未吉、坂本春吉、加藤作三郎、广田繁、久米庚子、有濑真雄等11人。

  经过证人举证，个人供述，法庭判定其中7人是当年抚顺平顶山惨案的制造者。

  法庭调查审理了三年

  省档案馆研究人员谭学飞介绍说：“这份《战犯判决书》最后宣布的时间是1948年1月5日。”《判决书》中还记有“三十五年审字第三七号”，“三十六年审字第二十号、第九三号”，从这些时间编号来分析，对于这些日本战犯的审理，在宣判的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前后经过大约三年的时间。

  1945年12月及1946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了逮捕、审讯侵华日军战犯的法律，进入东北地区的国民党相关机构据此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审理。

  制造平顶山惨案的11名凶手是在日本战败投降后，由当时的抚顺县警察局先后逮捕并押送到当时的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军事法庭的，当年的审判人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查审理。他们访查到了吴景祯、洪振儒、王永深、黄海山、张常氏、关刘氏等32名惨案的幸存者，对于其中负有刺刀和枪弹伤未死并逃出现场的白香九、夏庭泽、程吉祥、李连贵、王永珍、杨占有、杨宾山、张李氏等，由医师王粹然进行了外伤鉴定，并且填写了诊断书收入案卷。

  此外，法庭还派调查团于1947年7月29日赴惨案发生地实地勘查，《判决书》中写道：“则见所谓平顶山工人住宅已荡然无存，发掘掩埋尸体地点仅几丈，就发现尸骨三百多具，刀剑弹痕犹可辨识，并有煤油桶及烧焦的木材等甚多……”当时的调查人员还在现场拍摄了照片用作证据。

  史记 SHIJI

  平顶山惨案

  根据档案记载，记者还原了平顶山惨案的发生过程。

  平顶山位于抚顺市区南面，原是一座小土山，因其土质带沙性容易挖掘，日久就被挖平，形成一片荒地。后因抚顺西部露天矿向东开拓延伸，一些矿工便在此地开荒盖房，慢慢形成一个村庄。起先大家对这个村庄叫不出名来，村里老人谈到，既然这里原是小土山被挖平，那么就叫平顶山好了,这便是平顶山村名的由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日军驻抚顺当局对此感到极度的恐慌。

  1932年9月15日，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在唐聚五的率领下，由抚顺县境分三路向抚顺老虎台、龙凤坑等重要地点进攻。与日本守备队及宪兵、警察等展开激战，双方均有伤亡。至16日拂晓，自卫军将日本人经营的栗家沟工人卖店焚毁，并将该店的面粉带走，经由平顶山向南转移。事后，日本侵略者怀恨在心，四处搜索，发觉面粉遗迹沿平顶山方向消逝，于是便怀疑当地居民通敌。为防范自卫军再度袭击矿区，日本当局打算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方面向自卫军大举追击，进行“剿匪”；一方面对无辜百姓进行大规模血腥镇压。

  1932年9月16日午后，日本守备队、宪兵、警察等分别乘坐三辆卡车赴平顶山工人住宅区进行搜查。日本侵略者对居民称，将有战事发生，为安全起见，带居民到别处躲避。在全体武装戒备之下，平顶山居民被强行带到事先计划好的牛奶房子附近。这里位于平顶山南端，它的西面是断崖，两三丈高，北面被奶牛饲养场的铁丝网堵住，只有东面和南面可以出入，日本刽子手意图利用这块地形展开屠杀。

  当居民到达指定地点之后，日本守备队从四面八方紧紧将人群包围，拼命把人群向中心压缩，命令居民临崖围坐成半圆形。而日军则在较高地点分别放置轻机枪三挺作半包围形状，枪口向外，声称要与土匪作战。等到百姓全体坐定，日本守备队却将枪口掉转向内，对着无辜百姓开枪扫射，持续达两个小时以上，哭声震野，惨绝人寰。

  《战犯判决书》内“事实项”下记载，被强行押赴牛奶房子的人数为“当时全村居民约二千八百余人”。

  枪声停止之后，一切寂然无声，草坪上黑压压一大片，全是尸首。日本刽子手准备乘车撤离时，发现死人堆里仍有人在说话，于是调转车头，重新进入屠杀场地进行第二次屠杀。这次屠杀，比第一次机枪扫射更加残酷。刽子手们全部下车，从北到南，不管是死是活，挨个用刺刀戳戮，血肉模糊，生还无几。第二天一早，日本刽子手雇人按原定计划处理善后。他们用火钩式的大钩子，将尸首钩到山崖底下，叠起来。其中还有不少没有死的，只是断了腿或受了重伤走不动，也同死尸堆在一块，浇上汽油毁烧，然后用炸药把山崖炸塌，掩埋烧剩的骨头和尸体。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人骨堆积的荒山。天长日久，风吹雨淋，山崖下掩埋的人骨，还会时不时地露出来。

  凶手曾经百般抵赖

  谭学飞说：“当年的杀人凶手面对审判，没有了杀人时的气焰，不仅如此，从判决书中我们看到，这些战犯还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百般抵赖，互相推诿。”

  直接指挥、制造平顶山惨案的久保孚是日本高知县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矿山科，曾任抚顺炭矿次长。1932年9月，他以次长身份代理矿长职务。他虽然承认平顶山大屠杀确有其事，但对自己的罪行拒不承认，辩称：“实际这件事情是发生了以后我才知道的，在事情发生以前我根本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我听说那是井上小队长办的……”还谎称“9月15日晚，我曾由炭矿厂至守备队约五百米的中间来回打听消息”等。

  然而他的辩词先后被他的战犯同伙揭穿。战犯久米庚子供述：“因为经费的关系，矿长是有监督指挥之权”；战犯满多野仁平供述：“我们编成防备队是久保孚的命令”；战犯加藤作三郎供述：“防备队的组织和军队相同，有大队、中队、小队，炭矿长久保孚是总指挥”；证人桑本作藏证实：“防备队长在炭矿长指挥监督之下监督所有队员”……

  档案中有负伤逃出的吴景祯的回忆：“于枪杀之后，被告久保孚身着灰色西服，手持手杖与另外日人三名亦均着便服，乘该炭矿长之专用黑色小汽车”，他们到了惨案现场，与现场指挥的川上、井上、小川等交谈，并且用手杖指挥。

  还有战犯山下满男，他在审理中对于屠杀事实一概坚决否认，审判人员也看出了他的畏罪心理。这个山下满男是日本熊本市人，毕业于上海同文书院，从他的身份来看，应该是个中国通，惨案发生时，他是抚顺炭矿厂劳务班班长。

  不过，他的百般抵赖被同案犯一一揭穿。平顶山惨案发生时，他任劳务班班长职务，就是负责警备监督该矿的开采。战犯西山茂作供述：“我到发电所戒备是受劳务班的命令”；战犯加藤作三郎供述：“我去的原因是在9月15日的那天晚上，我奉命参加警备，是到劳务班集合去的……”他还供述：“他们是拿劳务班的枪。”

  仅判7人死刑

  经过细致的审理，当年法庭判定战犯久保孚、金山弓雄、满多野仁平、藤泽未吉、西山茂作、坂本春吉、山下满男等7人，将平顶山无辜居民2800余人诱至牛奶房子附近集体屠杀并将尸体焚毁，因共同实施有计划的屠杀、纵火恐吓人民、共同毁损尸体等数罪并罚，处以死刑。

  谭学飞介绍，当年由于蒋介石对日秉持“以德报怨”的处理方针，因此对战犯的处理人数与处罚度均做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总体来说，当年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避重就轻、虎头蛇尾的一面。

  在抚顺平顶山惨案的审理和宣判过程中，上述情况也有所反映，在同一案中，有加藤作三郎、广田繁、久米庚子、有濑真雄等4人被判无罪，同时判决书中也提到，平顶山惨案的指挥、参与、制造者中还有川上、井上、小川等战犯在逃。 

  （辽宁省档案馆供图）

  人物 RENWU

  谭学飞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职于辽宁省档案局行政处。曾参与编辑《东北抗日义勇军档案史料》《东北讲武堂同学录》等，在《辽宁日报》《今日辽宁》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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