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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抚顺

回忆王彤轩、梁希夫与辽东义勇军

时间:2018/8/21 9:22:02   作者:曹文奇   来源:《兴京抗日烽火》   评论:0
内容摘要:王彤轩是辽宁新宾县(兴京)旺淸门人,奉天师范毕业。青年时期,曾去过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深得孙中山先生的器重,与张榕等一起回到东北。他目击中国的落后与愚昧,认为不从教育入手,无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于是在旺清门创办了两级小学,可容纳三百多学生。当时东北广大农村,私塾盛行,新式学堂还处于初创时期...

回忆王彤轩、梁希夫与辽东义勇军
资料图片


  王彤轩是辽宁新宾县(兴京)旺淸门人,奉天师范毕业。青年时期,曾去过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深得孙中山先生的器重,与张榕等一起回到东北。他目击中国的落后与愚昧,认为不从教育入手,无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于是在旺清门创办了两级小学,可容纳三百多学生。当时东北广大农村,私塾盛行,新式学堂还处于初创时期,一般乡村办个初小就了不起了,上高小就得进县城。因此,王彤轩办的学校深受群众欢迎。由于就学的学生一天天增多,教室不敷应用,经费少没钱修建新房,他领着学生把关帝庙给拆了,修建了校舍。


  随着社会发展,学校越办越多,新宾县教师来源发生了问题。用旺清门学校毕业的高才生任教,很受欢迎。邻县争相聘用。为了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旺淸门还办了短期体操、童子军、音乐培训班。自幼残度一只手臂的王彤轩,在辽东各县无人不晓。笔者有幸自幼做了他的学生。我们家族两代中,受他教育的不下三十人。

  旺清门方圆数十里内,有朝鲜侨民数千家,他们有自办的小学,他们中的爱国志士组织的独立军,在梁世风的领导下,潜伏在辽东各地开展复国运动。

  老校长王彤轩利用他的社会地位,替朝鲜独立军向当地各级政府及军警说情,要他们相信,朝鲜独立军的目标是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老校长主张暗中帮助朝鲜独立军也是一种爱国行动。一个夏天的夜晚,老校长到离旺清门二十里的深山中(二道沟),向在那里秘密集训的朝鲜独立军讲话。近千名军容整齐的独立军,敬听老校长满怀热情的讲话,说明了中朝两国的唇齿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我到沈阳求学,事变后跑回家乡,参加了老校长组织的宣传队,下乡宣讲沈阳事变的经过,号召大家起来救国保家。当我们下乡宣传的时候,老校长领了几个年岁大的学生,访问了梁希夫。

  梁希夫原名梁锡福,山东曹县人,贫苦农民出身,自幼加入了民间秘密组织圣贤会,也叫“大刀会”。这是个迷信组织,靠精神附身,替人画符治病,得到乡民的信任。他自幼练就一身好武功拳术。这个组织是义和团传下来的,在山东信奉的人很多。传说喝了法师画的一种符,能刀枪不入。实际这种符是用朱砂画的,朱砂有安神作用,喝了人心不慌,加上他们的法师武功好,身手轻捷,打仗时身先士卒,以此得到人们的信服。

  每年一到初春,山东都有大批贫苦农民,有的全家,有的只身,由烟台或青岛等乘船到东北来谋生,梁希夫就是这样来到东北的。通化县的老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了以“大刀会”为首的农民起义。“大刀会”很快就聚集了数千人,围攻了通化县城,声势浩大。县城快被攻开时,由于军阀吴俊升的镇压,起义部队受到内外夹攻,震撼了整个辽东的农民起义失败了。梁希夫就是这次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他更名换姓隐藏在新宾、柳河交界的万山丛中,等待时机。老校长找到了他,两人长谈几夜,共同举起了辽东抗日救国的大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军大部开赴关内,留在沈阳北大营的,只有王以哲的一个旅。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沈阳很快被日军占领。在辽东,只有辽东镇守使于芷山几个团。老校长冒着生命危险,只身面见于芷山,劝他抗日。但这个忘记祖国的败类,却投降了日寇。于芷山驻通化的团长唐聚伍和唐驻新宾的营长李春润等举起了抗日大旗。

  1932年4月,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唐为总司令,李春润为副总司令兼第六路军司令。李将梁的“黄旗队”编为六路军所属的别动大队。老校长的弟弟王季轩率领以旺淸门学生为基础的宣传队,也归六路军领导。我们便成为六路军的宣传员。于芷山听说唐、李起义,1932年春天,率两三千人开到新宾县城进行“讨伐”。当时,驻在新宾县城的只有李春润的一个营和梁希夫的两三千人组成的“大刀会”。于芷山倾巢南来,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李、梁被迫撤出县城。于芷山率队入城后,各地义军闻讯增援李、梁,将县城团团围住。我们凭着一股爱国热情,随着进攻队伍,到第一线向守军离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至死不当亡国奴”,于伪军心动摇,怕部队哗变,连夜撤回山城。

  于芷山退走后,李、梁入城。义军声威大振,为了防止于的再犯,李春润派梁希夫进驻新宾北界的五凤楼、向阳镇,边沿一带。行前,老校长将我介绍给梁希夫当秘书。我们进驻边沿一带后,日军在端阳节后,派了五六架飞机到这一带轰炸了几天,凡义军所住的村镇即炸为平地。我们认定有汉奸刺探军情,由此提高了警惕,严加防范,果然破获了一个敌探。

  1932年3月,唐总司令将梁希夫召到总部,将他委任为十一路少将司令,下面编了四个团,一个警卫营、一个骑兵连。我被编为少校书记,仍在梁希夫身边。他对部下关心,要求严格,几千人的统帅司令部,每天挤得满满的,笑语喧哗,官兵不分。很多他的老战友,每天不到司令部转转,像饭都吃不下似的。梁希夫平易近人,身先士卒,对上阵不勇、临阵不前者,却严得很。他自己是农民出身,受地主老财欺压,对部下做了扰害百姓的事,从严惩处。梁希夫的部队纪律严明,在整个辽东义勇军中,是最受群众爱戴的一支队伍。1932年中秋节前一个月,总司令命令我们十一路为攻打千金寨(辽宁抚順)的主力军。千金寨是中国的煤都,为日本投资开采,由于煤质优良,所产的煤全部运往日本。

  我们队伍在郊区停留六七天,一日在天黑后四个团由乡民带路,分路向市区秘密潜入。梁司令随一团前进,我留在司令部担任联系。其他三个团各自为战,无法统一指挥。日本兵及瞀察毫无准备,突然听说义勇军来攻,仓皇撤退。市民听说义勇军来了,纷纷关了店门,跑到楼上打开楼窗,向下投纸烟和糖点,表示敬意和慰问。梁司令率领几百人四路进兵,由于无法互通消息和直接指挥,均各自为战。加上山区的农民突然进入城市,蒙头转向,各路联系中断,也不敢长驱直入,一路撤回,各路也跟着撤了。

  这次攻打千金寨,捣毁了老虎台采炭所,扒毁了李石寨的一段铁路,放火烧了栗家沟日本卖店、老虎台的日寇安全灯房、汽油库、无线电台等和一个日军俱乐部;打死了杨柏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日寇驻千金寨当局对这次义勇军的进攻感到万分恐惶,为了防止义勇军活动范围的扩大,他们决定进行报复。以千金寨东南角的平顶山一带居民事先没有将义勇军消息向日方报吿为借口,竟用机枪扫射无事的群众造成近三千人死亡。梁司令痛恨自己没有拿下千金寨,使几千人送了性命,十分痛心地哭了起来。接着,将没得到他的命令先退阵的营、团长撤了职。

  在辽东山区及青纱帐的掩护下,几个月间义勇军发展到近十万人。总司令部印发的军用券和“九·一八”事变前通用的“奉票”(六十元折合银圆一元)同样使用,各县通用。中秋节后,青纱帐已倒,日寇四路进兵包围辽东义勇军。十多万义勇军在武器精良、残酷野蛮的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下,大部分失败了。我们当时还在千金寨南数十里处待命,接到总司令部通知,星夜驰回,保卫通化总部。中途又得到命令,总部已向濛江县(靖宇县)撤退,当我们到达濛江、四道花园一带时,村村落落都驻满了败退下来的义勇军,其景象令人心碎。

  几万人的衣食,成了大问题。除了山上下来的绿林哥们,重操旧业外,一部分人后来加入了杨靖宇的抗日联军,一部分人组成小股的游击队经常袭击日军、扒公路、劫日本军用汽车等。我们十一路退到濛江后,梁的基本队伍只剩二百多人,梁司令对我说:“过去我多次想派你到北京取联系,但工作上离不开你,现在可以离开了。你到北京给咱们找条路吧!听说关内爱国同胞,对咱们义勇军很关心,你到北京去联系,我随后派人来找你。”这样,我离开了梁司令回到家乡,化装成小贩,由营口坐运货的渔船到了北京,进了收容东北学生的知行中学(宣武门外报国寺)。

  我多次到东北抗日救国会去联系,得到的答复是:救国会目前工作重心是全力支援辽西和热河的义勇军,因辽东路程太远,陆路运送武器不可能,海路运输,日本关卡严密,救国会对辽东是爱莫能助。我到北京后不到两个月,梁司令也到了北京。我领他到救国会,见到了负责人王化一、车向忱,得到的答复和我得到的完全一样,事实也确实如此。车向忱先生诚恳地对梁希夫说:“海外华侨和爱国同胞,支援了咱们很多武器、装备,救国会很愿意给你们,但怎么往辽东运呢!”

  最后,救国会给了梁希夫一笔钱(数目不详),梁回东北了。行前他对我说:“这辈子打不走日本鬼子,我什么也不干了。”他叮咛我,想办法考军校。他说,“我回东北干去,你在军校,学到了本事回来,咱们好好干,也算没白活。”

  1936年,经多方探询,我得到了梁希夫的消息,说梁希夫带小股游击队,出没在新宾、柳河一带。因他的名声太髙,日本人悬重赏抓他。可恨的奸细,将梁的行踪向日军告密,梁在新宾旺淸门的夹河北大淸沟被日军包围壮烈殉国。

  我自1932年入关后,对我所钦敬的老校长王彤轩的生死,甚为关注。1935年,得知老校长已到南京,我万分高兴地去看望他。见面后,他向我叙说了这些年的遭遇。因为他在日本时,加入了孙总理的同盟会,在东京和张格及其他同志,同受孙总理指示,潜回东北闹革命,张榕后被军阀张作霖杀害。民国后,他献身教育亊业,“九·一八”事变,他又登高一呼,响应抗日,在辽东成为很有影响的人物。日本人痛恨王彤轩,辽东义男军失败后,日本人到处张贴布告,悬重赏捉拿他。因为他自幼失去左臂,有独特的标记,因此,王彤轩的处境十分危险。老百姓爱戴王彤轩,群众甘冒全家、全村被杀的危险,将他联在密林树洞中,每到深夜才敢给他送饭送水。

  于芷山叛国投敌当了汉奸之后,对王彤轩还是惧怕的。老校长被困山中,于芷山派去他的心腹,密告老校长,老校长为了入关脱险,必须接受假招降。就这样,他以于芷山的顾问身份,下了山。其间,王彤轩在于的司令部住了一段时间,于芷山多次派他到各地出差,用这种方法麻痹日本人,来到了南京。

  老校长在南京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会见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为东北三千万同胞请命。

  我在南京和老校长分别后,天各一方,直到1943年前后,听同乡谈及,老校长曾在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司令部”当了个徒有虚名的顾问参议,日本投降后,他随马占山回到沈阳。当时的辽宁省省长徐箴,早年曾担任过王彤轩手下的教员,徐箴曾问老校长想做点什么工作,王形轩说:“天,太黑了,我年龄大了,做不了什么了。”以影射国民党政策的黑暗。一九四九年王彤轩退役,同年,病故于张北县。摘自《兴京抗日烽火》(曹文奇 著) (转载《辽宁文史资料》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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